爱德华博客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水库大坝篇（6）

编写：爱德华

概述

南水北调是失败的工程

南水北调隐患或成为灾难根源

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

洪灾

2016年邢台水灾

泥沙沉淀

概述

南水北调工程是指把中国长江流域的水资源，抽调一部分送到华北和中国西北地区。

南水北调工程有三条调水路线，即东线、中线和西线。该工程比三峡工程大2.5倍。是2001年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后，江泽民打着为北京奥运会提供清洁水的旗号，亲批该工程上马。好大喜功的中共搞了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世界上最大泵站群，世界上最大穿河输水隧道，世界最深的调水竖井，世界最大水坝升级等等。

空前浩大的中国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和中线一期，至今已经耗资达约2500亿元人民币，加上后续工程和维修养护运行管理费用，总共将耗资5000亿元人民币，是巨大的浪费和失败的工程。

南水北调是失败的工程

南水北调东线从2013年11月15日开始第一次正式通水，至12月10日通水结束，历时25天，中线也在2014年12月12日正式通水。但这样的一项拍脑袋建设工程，目前报导显示，不但东线和中线都是失败工程，无法收场。

根据报导，南水北调东线通水25天，共调3400万立方米的水。按此计算，约每年5亿吨的输水量，仅达到设计指标每年一百亿吨水的5%。事实上，因为东线从长江下游逐级用强大的水泵提升水位，把水从低处逐级抬高，才能往北流动。驱动水泵要耗费巨大的电力，但没人肯支付电费。而且调来的水太浑浊，污染太重，水价太高，没人愿意购买。因此，东线只能是建成之后即搁置不用了，这是彻底的失败。

尽管东线已经建成搁置不用了，但当局仍硬着头皮下达了东线2015年的年度调水任务。

根据报导，这次调水从2015年5月7日至5月26日止，共20天，共调了4550万吨水入骆马湖，声称〝完成〞了本年度调水计划。

分析指出，年调水量100亿吨的浩大工程，建成后一年只打算调0.455亿吨就算完成年度任务了，仅仅不到0.5%的利用率，几千亿的投资就当作打水漂了。

2015年10月31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完成调水一年，累计供水21.67亿立方米，只完成目调水量目标95亿立方米的百分之二十三，考虑中线实际输水量及枯水季节，中线连设计调水量的1/4都达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造价一加再加，二○○二年批准的工程总投资为920亿元，最后花了2013亿元（一说2500亿元）看似十分宏伟，但是中看不中用。

南水北调隐患或成为灾难根源

劳民伤财的南水北调工程，还没有全线完工，其隐患可能成为中原大地的灾难根源。

南水北调工程横穿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涉及十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输水线路长，穿越河流多，工程涉及面广，包含水库、湖泊、运河、河道、大坝、泵站、隧洞、渡槽、暗涵、倒虹吸、PCCP管道、渠道等水利工程项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巨型水利工程。由于工程上马没有经过任何研究论证，无视自然规律，而且工程设计投机取巧，施工多偷工减料。该工程耗费五千亿人民币天文巨资，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还后患无穷，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致癌工程〞，给流经区局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洪灾。

环境污染

癌症高发区往亡与当地化工厂等排放污水有关。该工程东线和中线均流经环境污染严重地区，尤其流经众多癌症高发地，未来进入北京等城市千家万户厨房餐桌的南水，或是污染的毒水。

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后，研究员张全发带领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该研究显示，二○○七──二○一○年丹江口水库部分时段水质为Ｖ类水，重金属铅和砷超标，其中铅含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限值约二十倍。

生态破坏

原中共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刊文称：随着调水规模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长，带来了调水越来越困难、调出地水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

一些地方出现了调来水与当地水成分差异导致自来水管道内的水垢溶解析出，形成了新的污染，且相当难以治理。

仇保兴还援引了前苏联时期阿姆河、锡尔河引水项目与咸海遭遇的例子，来说明不当调水引发的生态灾难。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南水北调后或将导致长江入海口遭受更大程度的咸潮倒灌，从而影响上海的饮用水质，造成水源危机。

洪灾

南水北调工程引水渠道要横穿中原800多条自然河流，打破这些河流的自然规律。其隐患比三峡更大、威胁的面积更广，很有可能成为中原大地的灾难根源。

南水北调中线引水渠道横跨中原大地，部分高悬于地，流经人口稠密的城镇。若是略有差池，渠毁人亡，谁敢肯定不会出事吗？

由于防洪措施未落实或不到位，或中共可能搞的豆腐渣防洪措施，沿线居民可能给遭受洪灾威胁。

中国气象局长郑国光已经指出，气候变化所加剧的灾害将对南水北调工程造成巨大威胁。如果不在下一次大暴雨前完成防洪措施，将重现一九六三年海河洪水或一九七五年河南洪水的大灾难。

2016年邢台洪灾

水利专家王维洛指出，二○一六年的邢台洪灾。就与南水北调工程有关。

二○一六年七月十八日中午起河北省中南部出现降雨天气，继而转为暴雨。二十日凌晨起河北省朱庄水库等十八座水库一起向下游泄洪，位于朱庄等三座水库下游的邢台市大贤村等地村民们受到洪水突如其来的袭击，几分钟内村庄淹水至二米多深，多名村民被洪水冲走，全是儿童、老人和残疾人。之前大贤村的居民并未收到任何水库泄洪的预警、要求他们撤离。

据河北省官方宣称，截止7月23日18时，河北省至少有114人死亡，111人失踪，受灾人口904万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造前，邢台有二十多条河流顺地势自西向东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邢台境内与这二十多条河流相交。为了避免污染调水工程的水质，在邢台境内的自然河流通过六条虹吸管道从南水北调的输水干渠的下面（地下）通过。其中包括七里河。每条虹吸管道的通过能力都是按照河流二十年一遇的洪水量计算。当暴雨来临时，六条河流要承担二十多条河流的下排任务。因此，洪水破堤，淹没村镇和民居是必然的结果。

七里河在城市中心区河道相当宽，但到大贤桥处迅速收窄。当上游水库下泄洪水在大贤桥受到阻挡，水位上升，漫过河堤，造成溃堤，淹没大贤村等多个村庄。

泥沙沉淀

天然的水流，即使没有任何污染，也并不是纯凈的，其中携带有大量泥沙。这些泥沙会在输水渠道中积累，南水北调中线因缓慢的水流，导致泥沙沉淀和水生植物滋长，形成恶性循环，工程因此被摧毁报废，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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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水库大坝篇（5）

编写：爱德华

三峡工程概述

三峡工程建设基金

战争威胁

防洪和发电的矛盾

三峡工程并不赚钱

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工程的严重问题日益暴露出来

三峡工程面临的问题比黄河三门峡工程更加严重

生态问题

黄万里的预言

拆除三峡大坝的建议

三峡工程概述

1970年12月26日，长江葛洲坝工程批准兴建，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建设三峡工程作准备。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2006年5月，全长约2308米的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工程施工总工期自1993年到2009年共17年，分三个阶段进行，到2009年工程已全部完工。

三峡工程动态总投资预计为2039亿元人民币，水库最终将淹没耕地43.13万亩，最终将移民113.18万人。

三峡工程建设基金

1992年12月30日财政部专设立政府性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前，官方告诉民众，“三峡电力将可照亮半个中国”，建后将享有便宜电价。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是一种看不见的收费，隐藏在电价加价中征收，每使用一度电交给三峡工程七厘（各地略有不同），截至2011年底，共收取三峡工程建设基金1615.87亿元，截至2013年底，官方数据 21年来三峡基金(后改名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基金)共计征收2481.18亿元。

三峡工程建设资金1730.14亿元中有1615.87亿元是老百姓缴纳的三峡基金，高达百分之九十三点，几乎承担了工程总造价的全部，那么老百姓在三峡工程建成发电后获得什么呢？

三峡工程完工后，三峡集团发电赚钱了，不仅电价没有按承诺的下降，而且老百姓还在继续缴纳三峡基金，只是名称改了一下，叫重点水电项目基金，本质还是一样的，现在每年缴纳的这个基金超过二百亿元。三峡基金从1994年到现在已经交了二十多年，再交几十年是完全可能的。

更可悲的是，中国的老百姓为三峡工程支付了约两千亿元的三峡基金，但是三峡工程的发电利润并不属于中国老百姓。三峡工程的发电已经被私有化，全部发电利润属于一个股份公司。部分三峡基金已转变成为权贵家族的私有财产。

战争威胁

从国防观点说，大坝无疑是重大弱点，战争爆发后，三峡大坝就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若大坝被毁，则华中工业瘫痪，两湖三江民众沦为鱼鳖。

就是小国都可能动三峡大坝，甚至“孤狼”也可能动。动三峡大坝可以用核武器、导弹、甚至一艘船或几公斤炸药。为避免三峡大坝被攻击而溃坝可放空水库，可是放空三峡水库但需要三到四天以上时间，而在这样短期内迅速放水又会造成超级洪水，形成与三峡溃坝同样的灾难效果。

防洪和发电的矛盾

大陆官方宣称三峡工程是中国的百年梦想，集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和地区发展五大目标于一体，其中防洪是第一位也是不可替代的。

但防洪和发电本身就是矛盾，防洪要求水库较低的水位来容纳讯期的洪水，发电则要求高水位，所以造成讯期三峡大坝也拦不了多少洪水，而由于利益集团为多赚钱，枯水期为多发电而蓄水，引起下游水位下降。

三峡大坝建成后，下游的洞庭湖、鄱阳湖水面一直在下降。2008年1月，鄱阳湖都昌水文站创下8.15米的历史最低水位纪录，鄱阳湖湖面仅相当于1998年时的1/73，蓄水量只相当于1998年的1/215；2009年17日14时，洞庭湖城陵矶水位跌至 21.72米，渔民歇业、航运受阻。2006年，旱情肆虐重庆40个区县。

2003年6月，官方宣称，“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在2007年5月官方则宣称“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到 2008年10月，官方改口称“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2010年7月，官方再降级称“三峡大考，二十年一遇洪水惊动长江全流域”；到了今年 6月，官媒开始改调引用清华教授观点：防洪能力没那么强。

三峡工程”不赚钱”

三峡工程并没有什么防洪、发电、航运等的综合效益，实现的只有一个发电的目标，但为此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其发电收益。

三峡工程2014年的发电毛收入247亿元，净收入为98.8亿元，为解决三峡工程带来的问题还每年从百姓征收200多亿元的三峡基金，三峡大坝多存在一天，对中国民众来说就多一份经济损失。

三峡大坝不赚钱的最主要原因是赚钱的效益都被权贵利益集团刮走了,而三峡引起的一切问题都要由老百姓来继承担。

三峡水库

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工程的严重问题日益暴露出来

三峡工程上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几年已经显现，不管中共当局承认不承认，事实就摆在那里。地质灾害、生态环境、航道、移民等问题，一个个爆发。

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通航和发电后一个个地暴露出来的。蓄水仅仅一个多月后三峡库区即发生树坪大滑坡，造成14人死亡，10人失 踪，近千人受灾。蓄水半年后2003年12月23日．三峡库区开县高桥镇发生特大井喷事故，造成243人死亡，有人认为井喷事故和三峡水库蓄水有关。2014年下半年三峡工程为多发电在汛期擅自提高蓄水位。当暴雨突然到来，库区水位猛升，淹没城镇，造成滑坡、泥石流灾难，死亡人数超过七十人。

2015年4月18日三峡库区高阳镇发生特大滑坡，造成四人死亡，巨大的滑坡体差一点淹埋了高 阳镇中心小学。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写道，三峡库区库岸不稳定的地点共四百余处，到2008年仅重庆三峡库区的地质不稳定地已经超过一万处。

三峡水库清水下泄，对长江堤防造成严重的威胁，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长江和鄱阳湖、洞庭湖等湖泊的关系，造成枯水期湖泊的长期干涸。三峡大坝和为减轻三峡水库淤积问题在上游兴建的诸多大坝拦截了应该在长江口进入东海的泥沙，阻止了国土在上海和江苏的向东扩展的可能，损失巨大。特别在气候变缓、海平面上升的情况下，对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诸多城市的生存造成威胁。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三峡船闸通过能力的饱和，必须马上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三峡工程面临的问题比黄河三门峡工程更加严重

当年三门峡工程在蓄水一年半后就出现问题，但比较单一，是水库库泥沙严重淤积引起的洪水威胁增加，土壤盐碱化和下游河岸崩溃。三峡工程问题的出现略显滞后，但十分复杂，地质灾害、航道，移民、泥沙、生态环境问题互相交织，错综复杂，后果十分严重，影响时间很长。而且不能忽视这些问题是动态发展的，解决难度之大已令中共当局瞠目结舌，头疼不已。按照目前的思路走下去，一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简单地说， 三门峡工程是斩立决，而三峡工程是凌迟。

生态问题

三峡工程不仅带来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另外也是对中国的风水的大破坏，即在中国的长江龙脉拦腰截断，其后果虽几年内表现不明显，几十年后当恶果显现时就很难挽救了。

黄万里的预言

当年三峡工程上马前遭到很多人反对，反对声最大的要数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已故教授黄万里。到三峡工程上马前，他三次上书中央领导，陈述工程不可上马的原因。三峡工程上马后，他也曾三次上书中央领导，但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黄万里撰文指出：(长江三峡)造坝截断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泛滥频繁；下游停止造地，滩涂侵蚀。所以世界上有些国家已停止修建拦河大坝。例如巴西把原计划在亚马逊河上修建而未动工的25座水坝全部搁置起来。在马来西亚，全国人民反对修建40亿美元的沙涝越巴昆大坝。在印度，停建了已动工八年的赛伦特大坝。在澳大利亚，取消了富兰克林河上修建塔曼斯尼大坝的计划。在三峡大坝决定修建后，黄万里指出：更多的水中漂游着的悬沙也部分沉积下来，堵塞住重庆港，断绝航道。洪水时抬高水位，壅及上游合川江津一带，淹没较两县更低洼之地，那里人口数十万，可能发生十倍于1983年7月底安康汉水之灾，惨绝人伦。这就是长江干流永不可修高坝的理由。如今三峡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

当年黄万里预言，如果三峡三峡高坝若修建，将会出现十二种灾难性后果：1长江下游干堤崩岸。2阻碍航运。3移民后遗症。4积淤问题。5 水质恶化。6发电量不足。7气候异常。8地震频发。9血吸虫病蔓延。10生态恶化。11上游水患严重。12终将被迫炸掉。如今，这些预言几乎全部成为现实，就差最后一项（终将被迫炸掉）还没应验了。

拆除三峡大坝的建议

针对拆除三峡大坝的建议，不同意见就是只看到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其实，三峡大坝蓄水后引发的地质灾害，污染，水系失衡等问题犹如钓鱼工程，越滚越多，已被外界称为“世界最大烂尾工程”。单单垃圾处理一项，尚需再造一座三峡的费用才能清除三峡的所有垃圾。三峡大坝唯一的好处就是发电功能，但建设几个小发电站即可，为何建造这么大的水利工程？

王维洛在《三峡大坝早拆比晚拆好晚拆就拆不了》一文中表示，现在不下决心拆除三峡大坝，将来不利影响越来越大，所需资金越来越多，到无法承受时，就如三门峡大坝想拆可能也不行了。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约为19亿吨，长江的水流量尚有能力将这些泥沙带入大海。随着时间的延长，三峡水库中泥沙淤积量将累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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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水库大坝篇（4）

编写：爱德华

缘起

溃溃堤造成末日般惨烈的灾情

灾情统计

灾情保密和死亡人数

河南“75·8”溃坝原因

同等规模灾情对比

中共官员魏廷铮大言不馋谎话连连

缘起

１９５１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之后，建造水库成了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最主要措施，于是淮河流域上的一大批水库工程开始兴建，1951年4月，石漫滩、板桥和白沙三座水库正式动工；7月石漫滩水库建成，1952年6月板桥水库建成，1953年6月白沙水库建成；三座水库均在洪、汝河上游。

至五十年代末，在淮河上游建造了佛子岭、梅山、磨子潭、响洪甸、南湾、薄山、白沙、板桥和石漫滩共九座大型水库和无数的中小型水库，淮河流域形成了“葡萄串”的水库，这些水库以以蓄水为主，当时的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陈惺当即反对：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造成涝、渍、碱三灾：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但是陈惺的意见无人理会，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溃堤造成末日般惨烈的灾情

1975年8月4日，台风尼娜在福建晋江登陆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继续前进跨越江西、湖南两省，在常德附近突然转向，越过长江直入中原腹地，造成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引发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岗等数五十八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遂平、西平、汝南、平兴、新蔡、漯河，临泉七个县城被水淹数米深，在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洪水退去的地方，到处可见人畜的尸体：尸体在烈日下腐烂，黑压压的苍蝇甚至压断了洪水中仅存的大树，在洪水曾经肆虐过的地方罩起一层可怕的雾，宛如人间地狱，由于尸体长期浸泡在水中，导致疾病传播，直到8月21日，驻马店地区尚有37万人泡在水中。汝南32万人患病，190人病死，药品不足。新蔡22.8万人发病，占41％，20人死亡。上蔡有73人 病死。平舆和店公社14个大队187个生产队4.3万人已在水中12天，水深处2米，浅处1米，老人和孩子都绑在树上。熟食不足，灾民11天没吃盐。孟庄大队东洼生产队，捞一死驴，灾民乱割食。飞机空投食品50-60％落在水里，大李大队灾民抢食水中漂浮的烂南瓜，37人中毒。

灾情统计

河南省有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被淹，1200万人受灾，超过24万人遇难，400多万人被洪水围困。倒塌房屋680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驻马店境内京广铁路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人民币，是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溃坝惨剧。

灾情保密及死亡人数

对于如此惨烈的灾情，当时中共封锁了这个消息，世界新闻界无人知道，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至今也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

当年的报纸，只能发现几段关于河南省军民奋勇抵抗洪水灾害，和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慰问河南省军民的报导。

中共灾后动用一切手段封杀真相，对这场人造灾难的隐瞒和掩盖。当年，炮制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中将牛皮吹上天的遂平县当时变成了遂平湖，多年后，遭此灭顶之灾的遂平民间试图立碑纪念，未果。

这次水灾的伤亡人数，一直都被中央政府作为国家机密，不对外公布。关于死亡人数各种说法之间出入很大，下面列出部分死亡人数的不同说法。

1980年代后，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在文章中披露死亡人数为23万。

2005年，遂平县档案局所编的书《砥柱》记载，遂平全县被洪水冲走23万人，淹死18,869人，大部分死难者被冲积到京广线以下地区；“灾后的遂平县腐尸遍野，苍蝇成群，外伤、肠炎、红眼病等发病人数达24万……”。

由孟昭华和彭传荣编写的书《中国灾荒史》中载录，1,029万人遭受毁灭性的水灾，约有10万人“被洪水卷走”。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研究认为死亡近十万人。

1975年8月20日，河南省委得出初步统计数字，全省死亡85,600多人，连同外地在灾区死亡的人数在内，最多不超过10万人。

美国说是24万人死亡。

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记载，超过2.6万人死难。此数字成为后来被沿用的一个官方数字。

民间说法从10万、24万到40万莫衷一是。比较得到认同的说法是超过30万。

由于国际上所指的“板桥水库溃坝事件”，是指１９７５年８月河南省众多水库发生溃坝所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大事故，死亡人数不仅应该包括直接被溃坝洪水卷走的人，也应该包括炸堤分洪所造成的死亡人数，陆钦侃等所揭露的2３万死亡人数可能是相对保守的准确数字。

河南“75·8”溃坝原因

至今为至，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全面的调查报告和系统的事故分析。据说水利部淮河委员会在溃坝事故发生四年后，也就是在１９７９年曾作过一个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等水库溃坝事故调查报告，没有公开发表，而仍然被当作保密文件锁在保险柜中。

同等规模水灾灾情对比

上古大禹治水，因势利导，既尊重了人的生存愿望，祈望丰收，安居乐业，又尊重了水的特性，人水和睦相处，因而称誉于今。而中共重水库建设，轻河道治理，从神话中大禹治水的“疏导之术”，又退回到了鲧的“堵截”之法，因为可以从从“水库”中无休止地索取。河南“75·8”溃坝事件之所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人祸，我们来对比一下：

１９５０年夏，淮河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水灾，２７个县受灾、受灾人口９９０万、受灾面积３１００万亩、被冲毁和破坏的房屋达８０余万间、死亡人数４８９人。

河南“75·8”溃坝事件造成河南省有30个县市、1200万人受灾、1780万亩农田被淹、超过24万人遇难、400多万人被洪水围困、倒塌房屋680万间。

可以看出，这两次灾害规模几乎相同，但死亡人数和损失却相差巨大，正是中共１９５０年代修筑一系列水库来治理淮河的决策，及片面重视蓄水，忽视防洪，如板桥水库比规定蓄水量超蓄3200万立方米，且疏于维护，在溃坝前，板桥水库的17个泄洪闸只有5座能开启。淮河流域这“葡萄串”般的水库蓄满水后，在特大暴雨的摧毁下，水库蓄的水溃坝后大大加重了灾情。

造成水库溃坝的原因有许多，有大雨的环境因素，有水库所在地区的地形条件，有水库设计中的错误等等，而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共对水库管理维护的无能，水库泄洪道的闸门都锈死而不能被开启，完全是人为错误造成的灾难。

由于暴雨大，入库的水流量也大，泄洪道的闸门没打开，泄洪道的排放流量为零，因而水库的水位上升很快。当八月七日，特大暴雨降临后，板桥水库水位超过了警戒水位时，这时才下令去打开水库的泄洪道闸门排放库水。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最紧急的关头，泄洪道的闸门却打不开。泄洪道的闸门因为多年没有开启早就被锈死了，闸门打不开，泄洪道也起不到泄洪的作用。这时已经没有时间再设法把闸门打开，或是用炸药炸毁泄洪道的闸门，以保大坝安全。一切都为时太晚，洪水冲溃了大坝，致使下游十余座水库相续溃坝，附近的城镇遭受灭顶之灾。

最后不得不采取爆破开口分洪的手段，分别在淮河中下游多处采用爆破的手段，炸毁堤坝以分洪，以增加受灾面积来减小溃坝洪水的毁坏力量。由于时间紧迫，许多居民没有事先得到消息，根本来不及逃离，死于爆破分洪的洪水，无数村庄被数十米高的洪水荡平淹没。无数人在睡梦中就被洪水冲出数百里，从河南漂到安徽。

中共官员魏廷铮大言不馋谎话连连

1994年，原水利部长江流域委员会主任、国务院长江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魏廷铮在马来西亚被国外媒体问及此灾难事件时回答：“不记得具体死亡人数，但不会超过一万人”，他的理由是，因为如果死亡人数超过万人，国际新闻界必然会有报道。

无论魏廷铮是无知还是说谎，都是可怕的；若是无知，作为参与领导、论证、规划、设计、建造的长江三峡大坝的高阶官员和水利工作者，对河南“75·8”溃坝事件这个世界级灾难的前因后果竟无知到如此地步，说明中共根本就无意也不会吸取过往教训；有意或习惯性说谎也是可怕的，一开口就习惯于说谎的人，参与领导、论证、规划、设计、建造的过程会保证科学性吗！长江三峡大坝的安全性也就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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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水库大坝篇（3）

编写：爱德华

1963年海河流域的发生暴雨，但这场暴雨造成的灾害却异常严重：5座中型水库、332座小型水库被冲垮。共有104个县（市）受灾，淹没农田5360多万亩，其中绝收3739万亩，200多万亩农田被沙压水冲毁坏。受灾人口约2200万人，特重灾区人口约1200万人，约有1000万人失去住所，死亡5030人。此外，还有京广铁路几百公里路段和津浦铁路被冲毁，京广铁路27天不能通车，7个专区（地区）84％的公路被冲毁，淹没公路里程长达6700km。

而中共报纸刊物上见到的记述，都把24小时最大降雨量多少放在前面，作为水库垮坝的“因”，这些说法无非是要使人们相信，水库的溃坝是天灾而不是人祸。其实这场大灾完全是中共造成的人祸。

海河发源于太行山与燕山，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不少密林，上世纪五十年代，太行山上还有老虎出没。

在“大跃进”年代，太行山森林植被被剃头式砍伐，成了荒山秃岭，“山是和尚头，坡是光屁股”，满沟大石头。洪水来时一泻千里，激流滚滚。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山西在太行山里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炉”——把一个百米高的峡谷两头堵上，整个峡谷成了炉体，一层木头一层矿石，一直堆到山顶。一点火整个峡谷山头火光冲天，昼夜不熄。烧出来的废渣烂铁使山头变黑，十多年后还寸草不生。

如此折腾山林，破坏植被，处处荒山秃岭，大雨不引发山洪那才奇怪。中共还向荒滩进军，向河滩要粮，又进一步使行洪通道堵塞。

中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在海河流域修建大量的水库，一般来说，灾情大小和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水利设施毁坏和堤坝溃决造成的损失，而这是由洪水与堤坝质量两方面决定的。

大跃进中修建的河岸堤防和土石坝质量，令人难以乐观，有的水库边设计边土法上马，并无专业人员，有的像东川口水库一样(东川口水库是“大跃进”年代，苏联专家用“定向爆破堆石坝”修成的，一炮崩出个大坝，基础不牢，也没有层层夯实，表面上雄伟，其实是一豆腐渣工程，如同一颗定时炸弹，等着暴雨来触发），连溢洪道都没有。

东川口水库就是这次洪灾中最早溃坝的水库之一。而死亡5030人中，相当一部分死于水库堤坝的突然溃决，例如近东川口水库的黄店村就有103人葬身该水库堤坝，其他村还不算，三百多座水库溃坝，把洪水的灾情扩大成百上千倍，反映出来的灾情、造成的损失就格外惨重。

经历过1963年海河流域洪灾的农民说，同是大水，1963年的决堤与往年漫滩不同，堤坝溃决来势猛，而漫滩损失小。大水年份河水漫上来，庄稼与房子淹了，人都已经跑到高处，虽拖儿带女，但人跑得比水快，很少有死人的。水几天后就退了，只是房屋损得厉害，好多土墙的房屋，会被泡坏，但很少有死人的。

中共以防洪为借口修的水库究竟是防洪，还是加大洪灾灾情，坑害中国人，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从1949年之后，中共政府就把建设水库大坝作为防洪的最主要手段，海河流域是开发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海河流域共建有水库1860座，总库容量285.4亿立方米，而海河流域多年平均总径流量为264亿立方米，水库总库容为常年平均径流量的1.08倍。著名水资源专家克拉克认为，一条河流的开发程度应在5%以下，最大不能超过15%，否则整个河流生态系统将被破坏。开发程度越高，生态系统被破坏得越厉害。海河流域河流的开发程度已经超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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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水库大坝篇（2）

编写：爱德华

中共要对黄河动刀—–三门峡水库上马

说“不”的只有一个人

黄河的命运与黄万里的命运紧密相连

三门峡大坝带来的灾难

2003 年渭河水灾

三门峡大坝建设加剧大饥荒灾难

中共要对黄河动刀—–三门峡水库上马

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境内的先民就生活和繁衍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黄河哺育了中华儿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国文明初始阶段的夏、商、周三代以及后来的西汉、东汉、隋、唐、北宋等几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其核心地区也都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反映中华民族智慧的许多古代经典文化著作，也产生于这一地区；在中国的历史上，黄河对两岸居民有很大的影响，既有好处，也有坏处—黄河洪水威胁。

中共建政后，从地主手里夺取了土地，三反五反及工商改造使工商业主及资本家服服贴贴，政权巩固了，中共要对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动刀了。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禹的父亲鲧用“堵”“拦”方式治河，失败了；随后有了大禹治水的“疏”“导”原则。现在，中共要对黄河拦腰用堵的方法，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来证明“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正确，来证明中共匪首是“圣人”，这是三门峡工程的首要政治目标，经济技术目标其次，其中又以发电为主，列宁说过：“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就可以快速地跨进共产主义了。

三门峡工程既然是毛泽东钦定的，委托“苏联老大哥”来设计大坝，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中国科技人员，谁敢说个“不”字呢？张光斗担任了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三门峡大坝的上马势不可挡。

说“不”的只有一个人

虽然势不可挡，还是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凭良心和科学知识对三门峡工程说“不”。他就是黄万里。

黄河的命运与黄万里的命运紧密相连

黄万里可不是个无名布衣。他的学历，在当时的中国水利界无人能出其右：美国留学，修水利工程，工程博士学位，三十多岁时担任过国民政府时期的甘肃省水利厅长兼总工程师，随后应中共邀聘，又担任过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尽管在三门峡之争时，他的头衔只是“清华大学教授”（五十年代全国教授人数并不多），可他是中国著名民主人士、官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他还是国民党元老、中常委丁惟汾的女婿。

1957年“反右”也已风声鹤唳，中共说是为三门峡大坝“征求专家意见”，但谁都心中有数，这是要大家为苏联专家的方案背书。即便对工程心存疑虑，也闭上了嘴。

黄万里却以良知，舌战群儒，坚持“不可上”，和苏联与中国专家激烈争辩七天。

黄万里发言说：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既然大家不同意淤积在三门峡以下的河道，为什么同意淤积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还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幻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自然规律不能违背，过去，黄河每年将黄土高原的16亿吨泥沙冲到了下游和海里；高坝一修，泥沙不再会被冲到下游与海里了──可泥沙哪儿去了呢？泥沙不会消失，只不过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拦在水库里了吗？

一年16亿吨泥沙，三门峡到底有多大的库容，能经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么淤积？

黄河不能清，违背自然规律非要它清，就一定会导致灾难！他认为，黄河泥沙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她在入海口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黄万里切勿修坝的意见在七天辩论会上被否决之后，退而建议说：“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6个排水洞（即导流廊道），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 得到同意。可现场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还是全部堵死了

一个清华教授黄万里的不同意见，在中共眼里当作白说则已是中共的仁慈了，因他极力反对三门峡大坝，黄万里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死不悔改”的黄万里被发配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这期间他更耳闻目睹了很多移民的苦难。

三门峡大坝带来的灾难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大坝正式开工，1960年9月三门峡首次蓄水，违反自然规律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1961年10月，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黄万里所警告的“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恶果，就一一应验。

从这一年起，潼关以上的黄河、渭河就大淤成灾。到1962年3月，才一年半，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3亿吨，远远超出预计。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农田不断倒塌，有的县城被迫迁走。建库前本是地下河的渭河变成了“地上河”，潼关高程抬高了4.4米，威胁西安。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

土地盐碱化……三门峡水库内更是泥沙淤积，六年之后即“文革”开始那一年，就淤积 了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成了“死库”。

为应对三门峡工程造成的危机。1962年以后，中央几次召开会议商议，1964年后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洞，铺设四条管道，泄水排沙，同时，８台发电机组炸掉４台，剩余４台机组，发电量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改建后仍然不行，五年后的1969年，第二次改建，将黄万里力主不要堵死、却依然被堵死的原坝底６个排水孔，以每个一千万元的代价重新炸开……但为时已晚，第二次改建还是没能挽救黄河。上游日益恶化，从1972年起下游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断流100多天，1997年高达222天。

2003年渭河水灾

2003年8月27日至10月，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水灾。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这次洪水造成了多处决口，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但是这次渭河洪峰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由于三门峡高水位运用，导致潼关高程居高不下，渭河倒灌以至于「小水酿大灾」。在灾情最严重的三门峡库区的华县和华阴市，有13万人无家可归。

黄河三门峡水库，是世界水库史上最失败的一项工程。可有谁想起早就预言、早就警告过这一切而被打成右派的黄万里呢？

现在连当年力主上马的人士现在都承认三门峡工程带来的灾害，主张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废弃三门峡水库。

三门峡大坝给中国的国计民生造成的灾难一言难尽。这个大坝迟早是要炸掉的。可能早炸比晚炸好，炸掉也是很棘手，已经是难以实现的选择，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已经造成整个流域生态的变化，不仅仅是个三门峡的问题了。三门峡整个库容里面已经堆积了很多泥沙，炸掉以后下游泥沙会崩塌很多，下游可能受不了，水库的泥沙将会淤满下游小浪底水库，甚至从花园口一直到入海口，还有现在黄河水量的减少，黄河淤积情况马上会加剧很多，整个黄河大堤都成问题了。另还有人员安置问题。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多万农民（28万农民，40年后已增加到45万）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土地贫瘠缺水的甘肃、渭北高原，宁夏地区移民，因无法维持最低生存条件，痛苦万分，掀起了返乡风波，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七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而库区的土地盐碱化严重，也无法再进行耕种。返库移民与当地国营农场拉锯式地争夺本属于他们的故园土地，造成双方人员受伤，矛盾不断升级激化。

三门峡大坝建设加剧大饥荒灾难

在大饥荒饿死人年代，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

当年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进口的，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两吨猪肉换一吨钢筋。王维洛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文中说：工程预算为13亿元，总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元──这是在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 的“三年困难时期”的40亿元！如果用来购买救灾粮食，至少可以买来800亿斤，以每人每天一斤粮计算，六亿人可食133天，能够拯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可以使中国几千万人不至于饿死。

总之，中共给中国造成的苦难和难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唯有解体中共，才有出路。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水库大坝篇（1）

编写：爱德华

古代淮河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四渎”。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大改道后，黄河在山东境内以济水（山东段俗称大清河）河道入海，今天的黄河下游是当年的济水古道。之后济水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因此现在只剩下淮河，长江、黄河。

中共建政后，就开始破坏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对淮河、长江、黄河动刀了，根据财力的限制，先从淮河开始。

１９５１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之后，于是淮河流域上的一大批水库工程开始兴建。结果如何呢？

河南“75·8”溃坝，是指1975年8月中国河南省南部淮河流域，受台风影响造成的特大暴雨，导致板桥等60多座水库溃坝，近万平方公理受灾的事件，造成23万死亡。板桥等水库溃坝发生在午夜，许多人在梦中就被洪水卷走了，许多家庭，许多村落无一人生还。

再看黄河，过去有个说法：“圣人出，黄河清“，中共为证明共产党的伟光正，来证明“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正确，来证明中共匪首是“圣人”，1955 年开始对“三门峡大坝”的设计论证，工程于1957年4月13日开工，1960年，大坝基本竣工，并开始蓄水，1961年建成。建成后，1961年下半年，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建库前本是地下河的渭河变成了“地上河”（悬河）。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潼关以上的黄河、渭河就大淤成灾。

尽管在随后的多年里，三门峡大坝几经调整，改造，但三门峡工程对上游(主要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却自今仍在继续。

2003年8月27日至10月，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水灾。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这次洪水造成了多处决口，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但是这次渭河洪峰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由于三门峡高水位运用，导致潼关高程居高不下，渭河倒灌以至于“小水酿大灾”。

曾力主三门峡工程上马的“专家”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三门峡水库已到决定存废的时刻了。

中共毛泽东1953年初视察三峡时曾说：“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又作“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水调歌头·游泳》）的词句表达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并指定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督办。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始了三峡工程的勘探、设计、论证工作，并邀请了苏联的水利专家参与，后因多种原因推延。

失败的教训，需要吸取，但苏俄子孙中共根本不顾三门峡水库这个重大失败工程和教训，出于毁灭中国的计划，又对长江虎视眈眈了，为实现老毛的设想的“高峡出平湖“，毛的后继者开始长江三峡工程，高峡出平湖虽很富有诗意，却以人意代替天意，违背自然规律，必将重蹈三门峡水库悲剧的复辙，后果难已预料。

从三峡大坝上马的消息传出后，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黄万里六次给中共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上书，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最后只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当年三门峡还让黄万里公开辩论七天，历史已经证明了黄万里教授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等水利工程的观点是正确，这次三峡工程绝不能让黄万里给搅黄了。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更没有人和黄万里辩论，报刊杂志也不得刊登黄万里的不同意见。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主体工程全面竣工，2012年7月4日，三峡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交付并网发电，正式全面建成投产。

当年主张三峡上马派称，三峡工程既可助长江防洪、改善航道，又可发电；那么吹嘘的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又如何呢？

2003年6月1日，新华社发出题为《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

2007年5月8日，新浪网等多家网站转载新华社稿件，题为《三峡大坝 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

2008年10月21日，搜狐网等转载新华网稿件《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2010年7月20日，央视网发稿称，“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坝上。”

三峡防洪的牛皮吹破了，被读者发现后，中共却诡辩说什么：“是媒体在不同时期截取了不同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四种说法都对”云云，还用什么“设计标准”，“校核标准”等来忽悠百姓，当时为何不把这些“概念”和“标准”说清楚，

而且正好从万年，千年，百年，再到有限。

当年三门峡工程在蓄水一年半后就出现问题，但比较单一，是水库泥沙严重淤积引起的洪水威胁增加，土壤盐碱化和下游河岸崩溃。三峡工程问题的出现略显滞后，但十分复杂，地质灾害、航道、移民、泥沙、生态环境问题互相交织，错综复杂，后果十分严重，影响时间很长。而且不能忽视这些问题是动态发展的，简单地说， 三门峡工程是立斩，而三峡工程是凌迟。

随着时间的延长，三峡水库中泥沙淤积量将累积增加。当三峡工程运行三十年后，谁也不敢保证重庆港不被泥沙淤积。到那时再想拆除三峡大坝，泥沙淤积量超过40亿吨，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 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

黄万里生前曾对曾担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李锐说：“如果三峡修成后出了问题，在白帝城山头上建个庙，如岳王庙前跪三个人，中间一女，两边各一男”。

南水北调工程

从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中共在搞了三峡工程后，华夏“四渎”都折腾过了，如果说，三门峡，三峡等都是动一条河，中共就开始想要同时动多条河了，这就是南水北调工程，南水北调的总体布局确定为：分别从长江上、中、下游调水，即西线工程、中线工程和东线工程。总投资额5000亿元人民币。

南水北调工程引水渠道要横穿中原800多条自然河流，打破这些河流的自然规律。其隐患比三峡更大、威胁的面积更广，很有可能成为中原大地的灾难根源。由于防洪措施未落实或不到位，或中共可能搞的豆腐渣防洪措施。可能给沿线居民造成洪灾及生态灾难。

二○一六年的邢台洪灾，就与南水北调工程有关，此次洪灾，河北省至少有114人死亡，111人失踪，受灾人口904万人。

南水北调中线为了避免污染调水工程的水质，自然河流不得与输水干渠平面相交。在邢台境内的河流通过虹吸管道从南水北调的输水干渠的下面、也就是从地下通过。为了节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造价。每条虹吸管道的通过能力都是按照河流二十年一遇的洪水量计算。当暴雨来临时，六条河流却要承担原来的二十多条河流的下排任务。因此，洪水破堤，淹没村镇和民居是必然的结果。

南水北调这样一个拍脑袋建设的工程，不但东线和中线都是劳民伤财，完全失败工程。

87000座大小水库，病险水库超过一半

1950年代初中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这些水库大都在东北三省，是日本在侵华期间建造的。

然而1950年代以来，中共反大禹疏导之道而行，大建水坝，不仅可满足中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变态心理，还可攫取权势、洗劫民财、中饱私囊，从五十年代开始，首先在淮河流域、海河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就开始大规模的建水库大坝。

中共共建了8万7千多座各类水库，竟占了全世界水库总数的一半以上。 仅在长江流域，他们竟然建了4万多座水库。他们还不打算住手，还准备在汉水上再建16座，在长江正源雅砻江上再建20座。近年对西藏高原也加大了修建水库的力度，不把中国的大小江河碎尸万段，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如此庞大的水库水坝中，大部分是小型坝，这些小型坝中的90%以上是土石坝，寿命大约为50年。到现在，基本上都已超期服役。中共只知从水库中索取，维护经费用却没有或极少，而且还会被中共贪官贪污或挪用，维护维修更无从谈起，中国的病险水库的数量已超过一半，达到4万多座。

有些水库还建在断层或地震带上，如潘家口水库大坝，就正好建在一个断层带上，紫坪铺水库大坝建在龙门山断裂带（地震带）。

由于中国到处都有水库，很多是病险水库，一地震水库就有危险，一有洪水的水库就有危险。

更可怕的是，这些病险水库不但绝大部分分布于农村，还有一些处于县市的上游，大陆头顶“一盆水”的城市有179个，占全国城市数量的25%以上。一次溃坝就能使数万、数十万、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在毛时代，中国水库平均每年垮坝要达到200多座，板桥水库就是一个典型。几十年来全国水库中已发生溃坝的超过3500座。

河南省遂平县的查岈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也放了一颗震惊全国并把浮夸风推向巅峰的小麦高产“卫星”。人民公社也大修水库，惊人的巧合是：河南“75·8”溃坝事件中，板桥等水库溃坝，遂平县最惨，死人最多，难道不是报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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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毒害中国人篇（15）

目录

阎丽梦是骗子吗？
先有中共病毒疫情　还是先有中共病毒疫苗？
陈薇在央视称2月26日新冠疫苗下线 网友：坐实中共放毒
台湾专家发现：中共少将陈薇身后两大破 绽诡异时间线藏玄机
闫丽梦对西方的警告：中共使用中共病毒（COVID19）作为统治世界的生物武器！
阎丽梦论文下载

左撇子：阎丽梦是骗子吗？(ZT)
从中国出逃出来的阎丽梦博士发表了26页的论文，结论是武汉病毒来自实验室，是人造的。本人不懂生物医学，无法在技术上肯定或者否定她的论断。
但是反对者的表现实在太让人失望了！你们反驳她的结论，这没有问题，但应该拿出象样一点的东西出来！她现在已经拿出26页的论文，你们也拿出一篇象样一点的论文出来行不行？怎么老是见到骂她是“骗子”，“不学无术”之类的词呢？说她是“骗子”，“不学无术”不是在技术上反驳她，而是街头斗殴时的喊叫！中共经常说应该用科学的态度来看待武汉病毒起源问题，阎丽梦博士现在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对待武汉病毒起源问题。这篇论文就是她科学论证病毒起源的一次努力。你们反对，这不是问题，但应该也拿出你们的科学方法！现在见到反驳她的理由都是“骗子”，“不学无术”，或者“神经病”，最多就是引用某个专家的只言片语。为什么就没有哪个专家也拿出26页的论文来反驳呢？凑不到26页，10页也可以啊！
本人不懂生物医学，无法在科学技术方面判断谁对谁错？但可以在非技术方面推导出谁对谁错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武汉病毒是纯自然进化发生了，那至少有三次“巧合”。
1.蝙蝠据说已经在地球存在几千万年了，与人类共存也有几百万年了，病毒以前从来不会进化变异到人类传播，现在非常“巧合”开始进化变异在人类传播了，被我们这一代人这么“巧合”地遇到了。
2.17年前的“非典”可以说“巧合”地进化变异了一次，给人类造成了伤害，现在又“巧合”再进化变异了一次，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3.更“巧合”的是，这两次几百万年一遇的“巧合”，都非常“巧合”地发生在中国！为何就不会发生在柬埔寨，越南或者非洲？
这么巧合的事情，一般都只在小说中出现。所以本人非常怀疑这样巧合的事情会被我们这一代人遇到。
还有二个更加巧合的事情：1.恰巧中共军方几年前在研究舟山蝙蝠，并从蝙蝠中提取了冠状病毒。据阎丽梦博士研究判断，两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相似度高达95.7%（有的说94%）。
2.也是非常巧合，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在研究蝙蝠病毒。病毒专家石正丽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她研究的方向就是这种病毒在人类中传播的问题。

镢头网友补充了一个更神奇的巧合！去年9月份，也就是在这次疫情大爆发之前，中共就在武汉举办了一次演习，演习的一个项目居然是有一个人得了新型冠状病毒后如何处理的项目。
这不是说明了中共早就知道新冠病毒是怎么回事了！这是巧合吗？
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巧合”？蝙蝠中的冠状病毒几百万年都不进化变异，到我们这一代突然进化变异了。而恰好同时，中共军方和武汉病毒研究所都在研究蝙蝠中的冠状病毒在人类中传播的问题！
一次几万年一遇的巧合就已经不简单了，现在总共有5次巧合！“病毒自然论者”估计是在说书吧？
所以本人更相信阎丽梦博士的结论！
本人相信她的结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她是全球第一个冲破中共信息封锁，向公众公布“武汉病毒可以人传人，有大规模爆发可能，并揭露中共和WHO官员正在隐瞒疫情”的人。她这种表现就已经奠定了她的可信度！详情见这里:阎丽梦是首位公布武汉肺炎可人传人的英雄
那些明知病毒可以人传人却不敢公开说出来的所谓“专家学者”，已经没有资格跟阎丽梦博士争论这些问题了！这类“专家学者”在中国大陆太多了！这些人在中共隐瞒疫情期间都不敢公开承认武汉病毒可以人传入，已经失去了其独立性。这类人证词的可靠信就值得怀疑！

来源：左撇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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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中共病毒疫情　还是先有中共病毒疫苗？

陈薇在央视称2月26日新冠疫苗下线 网友：坐实中共放毒

中共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称，2月26日第一批新冠疫苗（中共病毒疫苗）下线。

每年秋季开学日（9月1日）前后，中共喉舌央视都要播放一期由中共宣传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节目《开学第一课》，用于对全国中小学生洗脑宣传。今年的《开学第一课》上，中共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称，2020年2月26日第一批新冠疫苗（中共病毒疫苗）下线，引发网络炸锅。很多网友表示，这坐实了是中共故意放毒。其实在3月份，官方就曾有与陈薇类似的说法，当时就引起三大质疑，但官方并未予以说明。

据官媒，陈薇在《开学第一课》节目中称，他们研究的重组新冠疫苗，第一批在2月26日下线，并称那天刚好是她的生日。

知名财经评论人士“财经冷眼”在推特上转发了陈薇这段讲话的视频，引来众多网友围观，网友纷纷留言质疑：

“1月23号武汉封城，2月26号你疫苗就下线，请问，你疫苗是几时开始研发的，你疫苗针对的病毒标本是什么，哪来的，几时得到的？你疫苗生产前经过了几期临床实验，双盲测试和三期临床结果怎样？获得了哪级国家机关批准？如果都有，难道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疫苗的研制需要多长时间？推算一下，细思极恐啊！”

“由此可见是中共向世界投送病毒的啰！”

“这才是证据吧！”

“坐实中共故意放毒。1月20号人不传人，2月26号第一批疫苗下线。”

“研发生化武器的同时就在研发疫苗了。反人类罪呀！”

“纽伦堡大审判，应该给她一个位置。”

其实，中共央视和国防部官网早在3月17日就已发布消息称，军科院军医研究院陈薇院士领衔的团队，研制出“重组新冠疫苗”。并称3月16日该疫苗获批启动展开临床试验。官方说法随即引发至少三大质疑。

中共国防部官网3月17日晚间，发布题为「重磅！军队成功研制重组新冠疫苗」讯息，说3月16日，重组新型冠状毒疫苗获批启动展开临床试验，并表示，依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介绍，「按照国际的规范，国内的法规，疫苗已经做了安全、有效、质量可控、可大规模生产的前期准备工作」。

陈薇具有中共少将军阶，有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称号，是中共军科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1月26日被中共派往武汉接管P4病毒实验室。阿波罗网评论员认为，这说明武汉病毒所有问题，中共高层并不放心。公民记者李泽华在武汉采访多日没有被抓，去武汉病毒所的当天，发现武汉病毒所被封闭，回到住处就被抓。说明武汉病毒所是中共大忌。

质疑一：速度不合常理

台湾财经作家汪浩3月20日在脸书发文，对陈薇团队研发疫苗的速度提出质疑。

汪浩指，据说，这种疫苗生产周期需要5～6个月的时间，也就是陈薇在2019年9月武汉举行“新型冠状病毒（中共病毒）应急处理”演习后就开始研制疫苗了。是根据谁的“基因组序”研制呢？

台湾《自由时报》也曾报道，世卫组织过去曾以流感病毒为例，说明鉴定并分离出病毒新毒株，还需大约5至6个月时间来生产疫苗。因为生产1种新疫苗的程序涉及许多系列步骤，其中每个步骤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

质疑之二：康希诺生物股票为何在去年底出现异动？

汪浩还提出了另外一个疑点，康希诺生物（06185.HK）股票2019年3月上市后，股价长期在30元港币徘徊，但武汉去年9月演习后，该股票从2019年10月开始异动，11月中开始放量上涨，到12月底已经翻倍。

质疑之三：中共何以“未卜先知”

汪浩所提到的演习是2019年9月18日，武汉海关与世界军运会执委会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的联合演习，演习的主题就是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中共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

旅美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3月14日刊文，质疑中共为何数月前就知道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袭击武汉城？并对此展开演习。

何清涟指出，新冠病毒这名词，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前，除了病毒学界，一般人很少知道，爆发之后一度被人称为SARS。湖北省委相关领导人没有人出身于病毒学行业，千挑万选，挑了一个自己不知道的病来预演防疫，只能说湖北省政府与省委知道武汉军运会期间将流行新冠病毒。

世界军运会于2019年10月18日至10月27日在武汉举行。

何清涟喊话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应该好好解释一下湖北省政府为何早在2019世界军运会开幕之前一个月就预演防新冠病毒（中共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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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专家发现：中共少将陈薇身后两大破 绽诡异时间线藏玄机

自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武汉P4实验室、中共生化武器研发就一直受到关注，被质疑与病毒源头有关。被中共官方主动冠以首席生化武器专家头衔的少将陈薇在1月底接手武汉P4实验室，进一步加深了外界的怀疑。近日，更多破绽被挖掘出来。

喉舌央视近日报称，具少将军衔的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及其团队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3月16日已经获得批准，即将启动临床试验。
3月中旬就给武汉5000多人开打。
中共国防部官网日前也报导了同样的消息。且据陈薇自己介绍，“按照国际的规范，国内的法规”，疫苗大规模生产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专家们早前曾预计，一款新疫苗从研制至上市需要12-18个月，世界卫生组织过去曾以流感病毒为例说明，在鉴定并分离出病毒新毒株后，大约还需要5-6个月来生产疫苗。这几个月的时间是必需的，因为生产新疫苗涉及许多步骤，每个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按世卫给出的时间推算，陈薇及其团队岂不是自去年9月就分离出了新冠肺炎的毒株，并着手研制疫苗？而2019年9月恰是一个与此次疫情关系密切的时间点。

台湾财经作家汪浩在脸书整理这次中共肺炎疫情的时间顺序，发现陈薇、疫苗、武汉背后的两大破绽：

1.2019年9月18日，中共在武汉举办了“新型冠状病毒应急处理”演习，陈薇难道是在这次武汉演习后开始研制疫苗？是根据谁的“基因组序”研制呢？

2.与陈薇所在的中共军事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合力研发疫苗的香港上市公司康希诺生物，于2019年3月上市，股价并不亮眼，营运还亏损，但在2019年10月，也即武汉演习之后，股价开始异动，11月中开始放量上涨，被投资人大买，到12月底已经翻倍。汪浩质疑：谁在2019年11月中就大买这档股票呢？

围绕这次中共肺炎疫情，外界曾提出各种猜测，诸如病毒源自武汉P4实验室、是中共军方研制的生化武器等等。

推特帐号@灯塔爆料社的爆料为上述猜测提供了支持。该账号本月初透露，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实际上是中科院与军方共建的生化战实验室，该研究所真正的老板是中科院武汉分院院长袁志明。

自媒体《燕铭时评》则引述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知情人士披露，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只是前台木偶，其背后是习近平政敌——江泽民家族，包括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及上海帮在上海和军队生工系统的重要代理人。

知情人士说，江绵恒曾主导成立中科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生科院），建立由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上海高校、上海医院、及军队医院、研究所组成的上海帮生工系统利益圈，操控生物领域重大研究项目的立项及巨额经费划拨，在医疗生物科技领域形成上海帮政商利益团体。王延轶的丈夫舒红兵就是上海帮生工系统利益圈中的重要一员，被江绵恒安插到武汉大学，间接掌控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一军工生化武器重要地盘。

综合自希望之声，阿波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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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病毒都是很稳定的 而人造的病毒是不稳定的，很容易突变。其实按病毒的发源地来命名一直是惯例，如中东病毒，现在的英国变种病毒，南非变种病毒为什么不能叫做武汉病毒，却能够叫做英国变种病毒，南非变种病毒？

我跑过大半个中国 没有看见过买卖蝙蝠和吃蝙蝠。
蝙蝠一般生存在潮湿阴暗的洞穴里，现在到处开发，城镇化，很难找到蝙蝠了，
一开始就中共把这个病毒的起源说是海鲜市场的蝙蝠，是蝙蝠传人，完全是中共污名化中国人。给外国人造成中国人吃蝙蝠，传病毒的印像。

病毒的命名要追搠源头，叫中共病毒更合适。

闫丽梦在２０２０年7月份就说过： 中共不会只搞一种病毒，当西方即将研究成功病毒疫苗的时候就又会有新的病毒出来，西方研究成功病毒疫苗约去年十一月左右，而英国变种病毒大概是去年十二月份左右就出来了，而且在世界很多国家同时出现 ，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外出旅行的历史， 却得了这种英国变种病毒，南非变种病毒，这难道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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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丽梦对西方的警告：中共使用中共病毒（COVID19）作为统治世界的生物武器！
闫丽梦的报告，即使普通人看了也会知道这个病毒不是来源于自然界，艾滋病病毒基因片段不可能镶嵌在蝙蝠病毒的基因结构上，就如同大象的鼻子是不可能长在狗头上一样的道理，而且那个基因片段还恰恰是增强病毒的传染力与隐蔽性的，自然界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进化。
有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被中共收买，和中共有利益勾兑，选择与中共站在一起，包括顶尖期刊、顶尖科学家和知名人士，配合中共，散布谎言，压制真相，混淆视听，阻止病毒真相的传播，阻止合理的医疗方案的推广，对疫情的蔓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更多的科学家，他们其实都知道中共病毒（COVID19）来自中国，来自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实验室，但他们害怕得罪中共，害怕得罪福奇们，害怕得罪柳叶刀，害怕得罪美国疾控中心，害怕自己被打压，拿不到科研项目，得不到科研经费，害怕学术论文不能发表，害怕自己丢掉饭碗，甚至害怕自己被灭口，所以全都在罪恶中沉默着，敢于站出来说明病毒真相的科学家寥寥无几。

闫丽梦说：他们其实都知道事实是中共病毒（COVID19）病毒来自中国，来自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实验室……敬请看是视频：

閻麗夢博士論文1 中文版下載：中共病毒由實驗室改造人工合成pdf下载
https://www.bannedbook.org/downnews/1410029/%E9%96%BB%E9%BA%97%E5%A4%A2%E5%8D%9A%E5%A3%AB%E8%AB%96%E6%96%87%E4%B8%AD%E6%96%87%E7%89%88%E4%B8%8B%E8%BC%89%EF%BC%9A%E4%B8%AD%E5%85%B1%E7%97%85%E6%AF%92%E7%94%B1%E5%AF%A6%E9%A9%97%E5%AE%A4%E6%94%B9%E9%80%A0%E4%BA%BA%E5%B7%A5%E5%90%88%E6%88%90

阎丽梦论文2：称武汉肺炎病毒是中共超限生物武器pdf下载
https://www.bannedbook.org/downnews/1410780/%E9%98%8E%E4%B8%BD%E6%A2%A6%E5%86%8D%E5%8F%91%E8%AE%BA%E6%96%87%20%E7%A7%B0%E6%AD%A6%E6%B1%89%E8%82%BA%E7%82%8E%E7%97%85%E6%AF%92%E6%98%AF%E4%B8%AD%E5%85%B1%E8%B6%85%E9%99%90%E7%94%9F%E7%89%A9%E6%AD%A6%E5%9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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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毒害中国人篇（14）

编写：爱德华

医道失传

中药原料药材问题

中药炮制问题

中西医结合的目的是消灭中医

医道失传

现在人们谈起中医觉得中医见效慢，比不上西医，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中医养生，西医治病，其实不然！

中国古代的中医非常发达，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医学家，如：华佗、扁鹊、孙思邈、李时珍……这些中医大家都有治病疗疾的绝技。华佗利用自己的天眼看到曹操脑中有肿瘤。李时珍观察到人体的经络分布，着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一书。

中医不是经验医学，是五千年前黄帝传承下来的，黄帝的老师是岐伯，岐伯的老师是先师，先师的医道又承传自上帝；华佗、扁鹊的神技就是神传医学的最好例证。现代的医学，包括中医，都无法显出奇效，是医道已经失传了，留下的中医只是经验的摸索与药方的传承等等罢了。

中医是神传医学，在于无形。《黄帝内经》就是出自仙人之手，是中医修炼宝典。中医和道家有很深的渊源，古代的中医有很多也是修道之人。道士修炼讲究打通任督二脉、奇经八脉，这和中医的经络理论是一致的。道家的“窍”和中医的“穴位”，其实是一回事，叫法不同而已。

既然是神传医学，中医自然和修炼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佛家，还是道家，都出现不少治病的高手，他们甚至能够通过特异功能瞬间治愈疾病。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西方的基督教也有类似案例。

中医医理多为道家修炼之理，故而中医对人的道德心性要求很高，古代的人们普遍都敬神敬天敬畏生命，学医者要都要求静心调息、立德修身，方可全身心的济世救人，且很多世间行走的大医学家——孙思邈、华佗、李时珍等，都是修行奇人，所著之医学名著都是以功能而为，故而疗效尤奇。

中医不是普普通通的技能或者技艺，不是通过多少年的高等教育和临床实践就可以成为中医泰斗的。中医医术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中医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是和人的德行修养紧密相关的！为什么现在的西医大行其道，而中医萎靡不振，鲜有大医现世，这是由于以下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被中共毁坏殆尽，天人合一、善恶因果、仁义礼智信等正念已经烟消云散。

中共为了消灭神传医学——中医，采用釜底抽薪的方法，对中药原料药材及炮制进行釜底抽薪的毁坏。

3、现行中医教育体系违背了中国传统医学“师父带徒弟”、“口传心授”、“修炼德性”的传承模式。

世风日下，人心浮躁、医德不在，学医者大都以为己之生计、为利而学，追逐名利钱财，难得中医之精髓要领，基本上不具备大医现世的德性背景和静悟条件；所学也多为验方和表面的手法及经验的摸索，故而难达其效！

中药原料药材问题

中药的关键在于原料药材，若无真优药材，就算炮制加工、制剂工艺再精细，制出的药品也是伪劣药品，因此原料药材质量极为重要。

传统医药认为“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

其中明确采用了对药材“出产地”、“采收按时月”、“采挖条件 ”和“干燥要求”等等作为中药材质量控制的法则。

可现在道地药材正在逐渐减少，中共政策造成中药材不按传统的方法采摘、处理。如丹皮不刮皮抽心，白芍不去老根，板蓝根不去根头部，桃仁、杏仁不去皮，酸枣仁大量含壳，麦冬、莲子不去心，当归各个部位的药效不同，当归头止血，当归身补血，当归尾破血(催血)，不能乱用，现在都不分了。桔梗生长两三年才能达标，现在人工种植一年就收成。

杜仲等皮类药材，过去选择的标准是皮必须有0.3厘米厚，树龄一般10-15年，折断后杜仲丝拉都拉不动，那才有效。现在不管年限，也不管加工、研炒了，当年种的都拿来用，都是薄皮和枝皮的，也根本没有丝，疗效相差极大。黄芩五寸长才能用，现在才长到一寸长就被挖出来了。甘草、大黄三年以上的才能用，遇到价格好的年份，就提前采收。

对人工种植的药材，施用化肥和各类高毒高残留农药，还有由于污染造成中草药本身的毒性。中共还对一些中药材进行转基因研究。有些药材都被萃取过，市民买到的其实是“药渣”，不道地的药材一轰而上大量供应，致使一些老中医感叹：“过去是‘药对方，一碗汤，中病即止’，现在是‘病对、方准，药不灵了’。

如果说从前的中药造假，还只是在等级上以次充好，如今则是花样百出了，中医死在中药上并非危言耸听。

中药炮制问题

中医的疗效，除了靠医生技术，还要有优质的中药饮片。优质的饮片依赖于药材及炮制得法，否则再高明的方子，疗效也会大打折扣。这其实也印证了那句老话，好方子要好中药来配，如果没有好中药，再好的方子也是空的。

中药加工炮制，一是减毒性，二是增加疗效，三是改变归经。

炮制的过程就是对中药材的加工过程，因而笼统来讲，炮制的作用就是提高中草药原料的品质，使之符合医家使用的要求。

炮炙可分为炒、煮、蒸、炙、煨、烫、煅、制炭、发芽、发酵、制霜、法制等多种炮炙方法。

光炒这个方法就有清炒和加辅料炒，其中清炒包括炒黄、炒焦。加辅料炒就有麸炒、土炒、米炒等。搞这么多“花样”是有原因的，如麸炒就是用麸皮炒，麸皮是 小麦的表皮，有健脾功效，如果用来炒薏苡仁，会增强其健脾功效。白术这味中药在炮制时就需要先炒麸子或者先用蜂蜜炒麸子，再用麸子炒白术。现在不少商贩为 降低成本，或者用锯末代替麸子，或者白糖代替蜂蜜。这样炮制出来的白术只看表面很难发现问题，如果入药就会影响药效。

炮制所加的辅料，常用的有10余种，常用的是酒、醋、盐、姜汁、药汁等液体辅料和麦麸、土、蛤粉、滑石粉、河砂等固体辅料。这些材料都非常讲究，有些甚至大有来头。比如酒炙所用的酒是黄酒，最好是用绍兴黄酒。炮制所用的土要用“灶心土”，像土山药等健脾止泻的药材都需要土炒炮制。

炮制本是中药制药最核心和关键的部分，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结晶。只有潜心研究，遵古炮制，才能有效发挥中药疗效。

中共为了消灭中药，采用釜底抽薪的方法，使中药的炮制方法处于濒临失传的状态，中药炮制这项千年技艺的后继无人，掌握这一技术的老药工也越来越少，很多饮片厂甚至雇佣对中药炮制一知半解的人员来作业。　　一家驰名全国的老字号，由于老药工总坚持老规矩，新领导不乐意了，退休时一个都没留。

现在的药厂和医院，虽然有炮制标准，但都锁在柜子里，好多都是不炮制，或者炮制不到家。

炮制不得法，轻则减效，重则害命。一名具有40年临床经验的中药师发现，炮制用醋如果用工业醋酸或食用醋酸配制的食醋，都有一定的毒性，能引起左右的小鼠死亡，而使用发酵米醋则无此不良反应。

一位医生说已经收治过多位因服用了炮制不到家的中药材而导致中毒的病人。

现在善鉴别精炮制的中药专家，全国只剩下两位:王孝涛和金世元（都已年近九旬），所有中药炮制方面的专家加在一起，总共40多位，且大多年事已高。

2006年，中药炮制技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像国家很重视了，王孝涛，金世元作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被尊称为“国药泰斗”，可是，王孝涛曾经想把毕生所学，为国家留下一本关于炮制方法的书，出版社问他要 20万元，他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费支持，没想到一分钱都没批，王老一怒之下罢笔不写了。这就是中共的重视法，表面上把你捧上天，实际上对你棒杀到底。

中西医结合的目的是消灭中医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西医理论来源于现代科技，西方医学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学和电子显微学基础之上，属于实证科学范畴。

而中医理论成熟于古代，是针对着人体、生命、宇宙这个整体去研究, 它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医学科学体系,从西医角度往往难于理解，甚至被否定其科学价值。中西医结合往往重视现代西医学的理论，而忽视中医的理论，“中西医结合”，是彻底失败的经验。大陆的中医体系看起来和西医体系并重，但是却一直依赖西医的价值而存。在教研及实践层面，皆重视西医手法，包括生化实验及手术，忽略中医的个体化辩证论治及四诊手法，带来的后果，中医博士不懂得用中医治病，真正懂得及能运用中医理论和手法来诊疗的中医师愈来愈少，许多中医师依赖于化验单而不会望闻问切，他们其实是假中医。

中医衰败了，不是中医不行了，而是人心不行了，道德水准下滑了，更是中共有意消灭作为神传医学的中医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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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毒害中国人篇（13）

编写：爱德华

龙胆泻肝丸事件

有毒关木通是如何走进药典的

艰难的改正过程

为什么？

龙胆泻肝丸事件

2003年，记者朱玉的一篇报道，向全社会披露了龙胆泻肝丸导致肾功能衰竭的问题，据报道，因龙胆泻肝丸致病者约10万例以上，罪魁祸首就是龙胆泻肝丸的配方药物之一的关木通中含有的马兜铃酸。

我们先来看看龙胆泻肝丸的配方

龙胆泻肝丸的处方在临床已经用了几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下面简称：中国药典，1995版） 龙胆泻肝丸[处方来源] 《医方集解》【处方】龙胆120g 柴胡120g 黄芩60g 栀子（炒）60g 泽泻 120g 关木通60g 车前子（盐炒）60g 当归（酒炒）60g 地黄120g 炙甘草 60g

方中为“关木通”，2000年药典上也是关木通！中共主修的更早版本的药典也是也是关木通。中国药典称龙胆泻肝丸处方来源于《医方集解》，可是《医方集解》（清.汪昂撰）中的泻火之剂的龙胆泻肝丸的配方为:

龙胆草〔酒炒〕、黄芩〔炒〕、栀子〔酒炒〕、泽泻、木通、车前子、当归〔酒洗〕。

即中共把古方中的木通改为关木通。

李时珍有言：“一物有谬，便性命及之”，中国药典是由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纂，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的，记载中国药品的标准、规格的法典，是中国药品生产、供应、使用和管理部门检验药品的共同依据。所有中药饮片及中成药生产都必须按中国药典的标准，中共巧妙地在把《中国药典》中把木通改为关木通，中共把毒药关木通变为正品药毒害中国人，可谓杀人不用刀不见血。

有毒关木通是如何走进药典的

我们再来看看古医书木通的区别和变迁。木通有木通科木通、毛茛科木通和马兜铃科木通 (关木通)，木通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在唐、五代之前称为通草，从《食性本草》中，才开始有木通之名 ，此后多以木通称之，而目前所谓的通草乃是古代之通脱木。

从本草考察，唐代及以前本草收载的通草均为五叶木通，宋代出现三叶木通、白木通及川木通，至清代《植物名实图考》只剩川木通。历代本草均无记载马兜铃科木通(关木通)，直至六十年代《东北药用植物志》一书始有记载关木通，故关木通是近代医药书上才出现。

因为历代本草记载的木通是木通科木通（白木通），所以，可以确定，这些古处方里的木通是指木通科木通，即木通正品为有木通科木通，这种木通是不含马兜铃酸的，安全无毒 ,且有利尿杀菌作用，而关木通的真实身份是马兜铃科木通马兜铃的藤茎，含马兜铃酸和马兜铃内酰胺 ,毒性大。这两种木通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1963年版《中国药典》同时收录了木通科木通、毛茛科川木通和马兜铃科关木通。

以后各版药典则将正品木通科木通删去 ,仅收录关木通（并列为正品）和川木通（比如《中国药典》1995版）。

《新编中医学概要》(约六七十年代出版)木通条下仅仅为马兜铃科关木通马兜铃的藤茎。

为何中国大陆之中国药典在木通条下不收载本是正品的木通反而收载有毒并且缺乏利尿作用之关木通，值得人们深思。

艰难的改正过程

当1993年西方国家医学界注意到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导致肾衰竭的问题、禁用马兜铃科中药时，中国药监部门充耳不闻，还批评西方人不会用中药。2000年，WHO甚至专门发出了马兜铃酸草药致肾病警告。

2001年6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宣布禁售70多种含马兜铃酸的中成药。

在中国大陆，早在1998年，中国也陆续出现大量马兜铃酸肾病患者，俗称“龙胆泻肝丸”事件。国内医学界专家多次向卫生部门反映龙胆泻肝丸导致尿毒症的问题，并不断呼吁健全中药的检验手段。

2001年，国家药监局多次讨论马兜铃酸问题，内部通报，却不向公众通报。

直到2003年2月，记者朱玉发表尿毒症病人调查报道，龙胆泻肝丸事件才大白于天下，举国瞩目，迫于舆论压力，国家药监局将龙胆泻肝丸转处方药，称“要引导广大群众正确对待药品不良反应”。

2003年4月，国家药监局终于禁用关木通，由木通（木通科川木通或白木通）替换关木通；对于已经生产和流通的龙胆泻肝丸，中共为了钱，不顾民众死活，没有向消费者发出过任何的警告更没有采取任何召回含关木通的龙胆泻肝丸的措施。直到2005年药典才把处方中关木通更改为木通！

根据媒体报道，因为龙胆泻肝丸致病的患者，约有十万，鉴于该病的诊断困难和漫长的潜伏期，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很多很多。就算十万，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一场何等规模的灾难！而中共却让这些人悄无声息被淡忘。

为什么？

民国政府在大陆出过的药典（1930年），没有关木通，为什么五十年代大陆的木通大部份即变为关木通。为何中国大陆之中国药典不收载本是正品的木通反而收载有毒可导致肾衰的关木通?

当1993年西方国家医学界注意到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导致肾衰竭的问题、禁用马兜铃科中药时，中国药监部门为何无动于衷?

为什么当年含关木通的“龙胆泻肝丸”及其他的含马兜铃酸的中成药也一直在销售而不召回，演绎继续害人的悲剧。

为什么直到2003年才在舆论压力下才禁用，数年时间，增加数万例因服用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导致肾衰竭的患者。

中共利用中国人经常用清火泻火中药的习惯，利用木通和关木通的名字相似性，用毒性极强可致肾衰竭的关木通取代把无毒木通，来毒害中国人，极其阴毒，可谓杀人不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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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毒害中国人篇（12）

编写：爱德华

血浆经济源起

隐瞒疫情

暴利的血站

惨烈的疫情

为隐瞒疫情不许进也不许出

打压和奖赏

国内外对比

血浆经济全国规模

2014河南“艾滋病拆迁”队

平坟运动

隐瞒疫情的罪责

血浆经济源起

河南艾滋病毒大面积扩散始于1990至1998年李长春河南执政期间。当时河南省政府大力推行血浆经济，动员农民卖血，以收构血浆从中获取高额回报。采血前不做任何检测，之后除去血浆外，其它血液成分经多人混合后，又回输给卖血者，正是这种不做检测和违反常规的回输，导致严重的交叉感染，造成爱滋病毒大面积传播扩散，数百万人感染艾滋病毒、数万人死亡，完全是人祸。是河南省推行“血浆经济”的恶果，责任在政府。主政的李长春、黄晴宜、陈全国等对肇事官员刘全喜、刘学周等包庇纵容、隐瞒疫情，成为艾滋疫情持续扩大的罪魁祸首。

1992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提拔被称为“艾滋厅长”的刘全喜为省卫生厅长后，大力鼓吹“以血致富”经，说什么河南省9000万人口中，能卖血的7000万人只要有1-2%的卖血一年就可获得1亿元的收入，为此省卫生厅专门成立了 “开发办”和“改革办”等机构，刘全喜还在开封市召开现场会，提出“内靠公章、外靠血浆”创收新思路。内靠公章就是充分利用卫生厅审批办血站，外靠血浆就是大量单采血浆——采血后要血浆，把红血球分离出来回输给卖血者，把采到的血浆卖给制药公司。此后各类“合法”与非法血站在豫遍地开花，于是全省各地挂靠在各机构的合法与不合法的数百家血站成立，党政军机构也都纷纷开办血站敛财。

为节省成本，采血前不做丙肝及艾滋病毒检测。有的采血站仅有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

在“不卖血就是不爱国”的口号下，河南上百万农民加入了这场“以血致富”的运动中，连老人都把白发染黑冒充年轻人卖血。

有的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浆站，门前人山人海，多则千人。工作人员不间断地抽血，献浆员彻夜不息地排队等候。

据统计，这时期河南全省至少有一百四十万人卖过血，其中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每卖一次血就可以获得五十元人民币（当时约值六美元）。采血后除血浆之外的其他血液成分（同种血型）多人混合后，又分别回输给卖血者，回输的同时还可以少给献血员五元钱，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导致爱滋病毒大面积传播。

隐瞒爱滋疫情

1995年，河南省周口地区防疫站的王淑平首次在献血人员中发现爱滋病毒感染者。但是，河南省卫生厅不仅不承认王淑平的调查结论，王淑平还因此被迫失去工作。

暴利的血站

一个血站以一天抽血六百人来计算，每人五百ＣＣ献血量，一天可抽血三十万ＣＣ（0.3吨），九十年代，血浆收购价大约每吨二十万元，即六万元，献血者500cc献血量得四十五至七十五元不等，支付献血者2.7—4.5三万多元，一个血站一天就可以赚1.5-3.3万元，一年将近一千万元。但发给员工奖金一年每人约一千多元。

而一吨血浆变成血制品后值八十多万元，比从血站收购价高四倍多，而卖血者一个月两次卖血不过收入一百三十元左右。那时血站搞血浆比卖毒品还要赚钱。于是，有些省份当年就将“血浆经济”视为脱贫的动力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隐瞒艾滋病毒大面积传染的真相，惨烈的疫情

中共官员隐瞒艾滋病毒大面积传染的真相，打压上访的受害者。造成大批艾滋病毒感染的河南农民相继发病、死亡。

据最保守统计，至少30—50万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至少10万感染者死于非命，是上世纪全球最严重的污血案。

据河南省卫生系统内部知情人士的统计数据称：“1992-1995年间，河南全省至少有一百四十多万人卖血，其中大多数是农民。那么我们来算一算，当时河南卖血者艾滋病毒感染率高达50-70%。若以50%感染率计，至少70万人感染，通过输血传染和艾滋病患者传播的还未计入，可是河南省卫生厅上报的数字先是说二、三万，后又是三、四万人，一直是谎报和瞒报。

高耀洁教授的《血灾10000封信：揭开中国艾滋疫情真面目》（开放出版社出版），指出河南艾滋病源于“血传播”，患者数量高达六、七十万甚至更多。

2003年9月3日，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爱滋病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爱滋病毒通过中共政府经营的采血站在中国的至少7个省份中进行传播，这7个省份的总人口数达4亿，而卖血者的爱滋病毒感染率在4~40%之间。该组织认为，中国爱滋病感染者人数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所承认的100万。

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上艾滋病呢？高耀洁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由于政府全力掩盖艾滋病的实情，无人也无法去进行明确的统计。

目前，只有原河南周口地区王淑平医生对艾滋病疫情做过统计和估算。1995年，王淑平收集各地血浆采样测试，结果显示HIV抗体（艾滋病‌‌“阳性‌‌”反应率均在13%上下）。当时河南估计有400个血站，全国有10000个，一个血站的献（卖）血人以10000计，全国应达一亿人次，保守估计献血人大概5000万，以10%的感染率计算，那么通过血站感染艾滋病毒大概有500万。

现在中国艾滋病受害人估计在1000万以上。

由于艾滋病患多，形成一个个艾滋村，官方让他们自生自灭。

河南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死亡100—200的艾滋病村随处可见，死亡200—300和300—400的也屡见不鲜，柘城县有3800多口人的双庙村，1990年代90%以上的家庭都卖血，参加卖血的1200多名青壮年中，有880多人感染艾滋病毒，感染率达72%；已有600人死亡，另有30户夫妻双亡或全家死绝，还有30名感染者因病痛难忍和付不起医药费自杀。死亡率高达68%；截止到2013年，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爱滋病感染者 高达61%以上，全村有爱滋病感染者343人，出现病症者331人，死亡300人服抗病毒药者有270人。最多一天死7人，有5名感染者因病痛难忍绝望中自杀。其受伤害人数之多、境况之惨烈，是当代绝无仅有的公共卫生领域浩劫。

艾滋病的流行与蔓延，殃及无数家庭、大批青壮劳动力的死亡，造成艾滋孤儿，甚至导致一些村庄，乃至成片村庄凋敝，村口布满艾滋患者的坟包，满目疮痍。

为隐瞒疫情不许进也不许出。

中共掩盖艾滋病真相，在疫情已处于完全失控状态下，中共政府对艾滋病疫区情况捂着盖子，美名曰“艾滋病保密”，不让任何人揭发，怕影响他们的政绩和官位。

中共还打压通过民间途径前往救助的人士。凡是有进入艾滋村者，必加以阻扰，轻则赶走，重则拘留审查。村里若有陌生人进去，向中共报告可得奖金，比如向政府报告高耀洁到爱滋村走访，就可以获得500元至1,000元的奖金。

艾滋病防治专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桂希恩2001年曾带着1万多元钱的药品独自进入河南艾滋病村，当地政府闻讯后立即派警察驱逐。几位农民将他藏起来，半夜用摩托车将他送到火车站，才得以“逃离”。

2013—2015年陈秉中连续三年前往双庙村进行深度调查，由于警察在村口堵截不让进村。为隐瞒疫情也禁止本村艾滋病患者随意出村上访。每逢“全国两会”或有重大政治活动，为防止受害者上访就收缴身份证，对“危险人物”就坐在家里全天候看守着。因对曝光疫情怕得要死，中共在双庙村建立一个防疫派出所，但不搞防疫只防止外人进入。

打压和奖赏

打压

河南省1995年艾滋病毒大面积漫延后，他们为逃避追究，不是首先采取措施控制疫情，反而将最先泣泪报警的王淑平、高耀洁和万延海三位医学专家作为惩处对象进行残酷打击，并被一一撵出国门。还将本应于第一时间公示于众的疫情作为“机密”，以组织纪律形式强制全省各行各业执行。省卫生厅主管艾滋病防治的一位副处长因工作疏忽泄露了“机密”被抓进大牢。

王淑平

1995年底，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王淑平第一个发现了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在献血员中爆发流行，王淑平给区卫生局长、省卫生厅长反映，要求血站加上检查艾滋病毒检测指标，以防艾滋流传，但不被接受，理由是检测费用太贵，血站负担不起。

在逐级上报未果时，她最终通过北京曾毅院士报告到卫生部。导致暴利的血浆站关闭了。正规的血站从此要加检测艾滋病指标。增加了成本，断了官员的财路及政绩。

当时， 周口地区卫生局不仅没有对艾滋病疫情进行预防，还隐瞒、掩盖疫情，不但找人打砸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用棍子打王淑平的头，骂王淑平是艾滋病毒，肝炎病毒。逼她关掉临床检验中心。对此，他们没有退让。卫生局又派人掐断了检验中心的用电和用水，导致上千份献血员的血清样本报废。同时，他们又伙同河南省卫生厅强行解散了王淑平所在的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

王淑平因而备受打压迫害并失去工作，丈夫在持续不断的组织压力下和她离婚，这位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传染的英雄，中共怎能容得下她，最后王淑平不得不出走美国谋生。河南省卫生管理部门的所作所为导致了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在献血人群、输血群体中进一步快速传播和扩散。

高耀洁医生

河南中医学院著名妇产科教授，她是河南第二位疫情举报者。1996年高耀洁凭她对患者及实地调查得出结论，河南省1990年代爱滋病流行的原因主要是卖血导致的血传播。她本可退休怡养天年，却站出来为那些由于“血浆经济”而造成的爱滋病受害者说话。他们都是上天求告无门、到处受打压，而且很穷的农民。

由于高耀洁曝光河南爱滋病疫情蔓延的真相，令主政者脸上无光，河南地方官员甚至在政府会议上宣称：“只要堵住高耀洁和×××的嘴，河南的爱滋病问题就解决了！”河南当局采取种种手段对她打击，她被软禁在郑州的家中，她于2009年5月6日只身离家出走美国。一个83岁的患病的老人除非不得己，绝不会单身背井离乡，出走言语不通、举目无亲，生活不习惯的海外。

陈秉中

中国卫生部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不顾自己身患肝癌，出于良心和道德，近年来不断向中央写信反映河南艾滋病情况，他撰写了关于河南艾滋病经血传播途径爆发的调查报告和个案报告，探望艾滋病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底层人，艾滋病人的目前的生活状况。他站出来，要求政府官员负责，从2010年9月起开始举报和追诉 河南“血祸“的责任人，均石沉大海。并遭受了当地政府的刁难。

2013 年11月14日当他开车去艾滋病重灾村庄柘城县双庙村探望患者。他却遭到当地警察的短暂扣押和柘城县国保大队长羞辱。

转载他举报材料的网站被中共下令关闭，对他监听、监视。更被约到公安派出所谈话，接受讯问。

万延海

因为发起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爱知行动，大胆向国际社会公布河南省艾滋病情况和普及爱滋病知识的活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也受到中国公安部门的注意。万延海2002年8月22日在互联网上发表了“评河南省卫生厅‘关于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的文章。警方以〝泄露国家机密〞和“为国外反华势力服务〞为罪名，先后两次拘留他。

由于他积极向社会展示艾滋病流行情况和艾滋病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并向政府呼吁公正对待艾滋病人。然而，他却不能在自己的国家正常的工作，2010年5月中旬，万延海被迫离开中国赴美。他要求中共政府允许他回国工作，但是还没有得到答复。

2000年1月，河南科技报记者张继承基于重大疫情应于第一时间公之于众的国际惯例，第一个公开发表了上蔡县文楼村《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谜》，从而揭开了不为国际社会所知的艾滋病疫情盖子，竟被河南省委宣传部下令“开除”。

2002年8月，由河南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马士文起草向省委汇报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文件不慎外传，其中有一组卖血农民感染艾滋病毒的数据，仅上蔡县卖血的3.5万农民，感染艾滋病毒就有万人，亦属于公之于众的信息。但2002年11月马士文以“泄露疫情机密罪”被逮捕，取保候审后2003年4月又被捕入狱。

河南省多家知名媒体记者，因公开报道河南艾滋病疫情被调离或除名，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被全面屏蔽。可见中共就是要把疫情隐瞒到底。

奖赏

中共河南省官员以快速致富为诱饵和以牺牲民众健康为代价的“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毒大面积扩散；又由于隐瞒疫情政策导致艾滋病大流行。对于造成这人祸的官员本应严肃查处，追究刑责，中共不仅一个都没有处理，还呵护有加，竟如加冕有功之臣一样封官加爵，一路晋升。

为什么?

为什么抗击艾滋病活动人士备受打压而不能在中国正常的工作。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正确的对待因为血浆经济而导致的艾滋病和丙型肝炎流行问题。为什么导致艾滋病大流行的官员一路晋升。中共的目地是什么不是不言而喻吗！

国内外对比

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1980年代曾发生通过因用血渠道感染艾滋病毒和乙肝病毒严重事件，但均已查处。

以法国为例，4位责任人分别被判2至4年徒刑并罚款，卫生部长引咎辞职；法国家政府先为每位感染者提供5298至30088美元的抚恤，后又为每位额外提供一笔高达417377美元的赔偿金。

到1985年底，法国有万余人因输血感染爱滋病毒。1991年，法国《世界报》揭露了这起因输血感染爱滋病毒的重大案件，引起了国际社会震惊。1999年法国法院对前国家输血中心主任被判处４年监禁和１０万美元的罚金。

前国家输血中心输血研究部负责人亦被判刑，二人共同向受害人支付１５８万美元的赔款。法国政府对受害者也给予了赔偿。当年任职的法国总理和卫生部长均坐在庭审的被告席上，卫生部长因此引咎辞职。法国舆论抨击道，输血暴露的种种弊端，对这个事件应该负责的是法国政府。

日本在〝二战〞后推行的幼童全面接种疫苗计画过程中，因重复使用针筒，导致43万国民感染病毒性乙型肝炎，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医疗事故。在经过长达10多年的诉讼后，日本最高法院于2006年作出终审判决，认定5名原告确是因接种疫苗感染乙肝。

判决生效后，厚生劳动省却声称不准备全面救助感染患者，这导致630名受害者先后组成原告团，从2008年3月起向全国10个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日本政府终于承诺向所有感染者进行赔偿，受害人同意接纳法庭提出的和解方案，结束了这宗多年的争议。日本政府为此每人赔偿1250万至 3600万日元，赔偿总额约为3.2万亿日元。

台湾台大医院误植艾滋器官令5名器官移植者及数十位相关医务人员处于感染爱滋病毒风险中的重大医疗事故发生后，台湾各有关方面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不遮掩，不护短，公开透明，直面现实，做出了查处这一重大医疗事故的多项决定，包括要求追究事故责任者直至刑事责任，对有责任的医疗机构进行罚款，并及时采取措施抢救和对受害者给予赔偿等各项事宜。

唯有河南污血案不仅不查处，反而将上访者以“寻衅滋事罪”打入监牢。

血浆经济全国规模

提起血祸导致艾滋病，一般外界都想到的是河南，其实那时候，血浆经济是全国性的，但河南是重灾区。

90年代开始，“血浆经济”在利益的驱动下突飞猛进。多个省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浆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业。

当时血浆除了内需还出口血浆，每年出口的血浆可赚“十八个亿”，于是，有些省份早年一开始就将“血浆经济”视为带领农民贫困人口脱贫的动力产业。

中共一言堂及只认钱的独裁助长了违反卫生的行为。从1992—2006年，像广西、河南、四川、贵州那几个地区，就是献血浆的大省。事实上，中国艾滋病的高发区就是在这几个省。

2014河南“艾滋病拆迁”队

2014年河南南阳出现一支由十多名艾滋病感染者组成的拆迁队，12月初进驻南阳市三厂小区,他们手拿病例卡，证明自己患有艾滋病,并在许多墙上喷涂“艾滋病拆迁队”等字样，见到居民就恐吓说不搬走就感染他们。

在传统道德被中共毁灭的大陆，有些无辜感染爱滋病毒的受害人，在走投无路、上访无门的情况下，竟被中共利诱，用来威胁访民。有访民曾披露，在被关押期间，遭到当局利用爱滋病患者咬人的恐吓。

利用一派打击另一派是中共的拿手好戏。中共建政后压迫农民成为二等公民，又榨取极其贫困的农民的血浆生财，把这些贫困的农民变成爱滋病人后，中共还要利用他们做坏事，这只有在共产党的邪恶统治下才会发生。爱滋病人本是等待救助的弱势群体，共产党不帮助这些人，反而逼迫这一群人去威胁另一群弱势群体，如拆迁户，共产党制造罪恶是无止境，无道德的底线的。

中共现在是把自己的统治危机，和应负的责任，转嫁到另一批弱势群体身上，故意离间民众关系，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平坟运动

河南省于2012年开展的以增加耕地面积、均衡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理由的平坟行动。“平坟运动”背后的隐秘的动机到底是什麽呢？一个是政府要“卖地”，中共政府连赶带抢农民的土地还不够，竟挖空心思盘算，办法都想到了死人头上，“平坟复耕”实为“平坟卖地”，仅周口地区：政府可从拍卖中获利数百亿，其次高耀洁认为是要消灭血祸造成爱滋病疫情的证据，因为许多村头都是成片的爱滋病死者的坟茔。

隐瞒疫情的罪责

根据国际惯例，绝不能把传染病重大疫情当成内政或国家机密进行封锁，对公众蓄意隐瞒疫情必然导致疫情的失控和延误防治时机，是不可宽恕的犯罪行为，必然受到严厉谴责。从血污案发生至今，中共一直在隐瞒疫情，推卸责任，消毁证据和打压抗爱滋病活动人士。

在外界压力下，中共2004年开始登记艾滋病人资料，发病了每一个月给200元，没有发病的人每一个月给150元，但是有一个条件，传染原因那栏得填‘性传播’或是‘商业传播’，上级要求表上不能写血液传播。

中共当局为推卸罪责，一贯声称爱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行为和吸毒，但是已有很多民间爱滋病工作者通过调查都认为，爱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其实是采血、献血和输血等血液途径传播。

其实，中共的谎言不用调查都可戳穿，如果爱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行为和吸毒，那么作为重灾区的河南，也就是性乱和吸毒的重灾区，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共从上到下都清楚

是“血浆经济”到爱滋病毒大面积传播，除要保全面子—中共是伟光正—升官发财外，还怕承认了触动国家赔偿。中共从上到下都不同程度卷入对防爱滋病良知人士的打压（默认或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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