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历史教训篇（5）

编写：爱德华

1945年11月20日，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法院正义宫开庭，拉开了公开审判二战密谋发动者、组织者、执行者的序幕。在这场审判中的被告共22名，均为纳粹高层人物，他们被指控犯有前所未有的暴行，另外，包括德国内阁在内的6个组织也被调查和判决，整个审判历时218天，12人被判处绞刑，7人被判入施潘道战犯监狱服刑，3人无罪释放，并对包括纳粹党、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在内3个组织的有罪判决。

反人类罪

纽伦堡大审判重要意义是，不仅仅是对常规传统的战犯审判，第一次提出对反人类罪进行审判，如像当年反犹刊物《冲锋报》主编朱利尤斯•斯特雷查（Julius Streicher），他因为在报纸上极力宣传反犹而被判绞刑，这在以前是不会被追究定罪的。

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包括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死刑。

反人类罪，于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该罪名中文译名确定为（危害人类罪，旧译违反人道罪）。规约中的定义为“是指那些针对人性尊严极其严重的侵犯与凌辱的众多行为构成的事实。这些一般不是孤立或偶发的事件，或是出于政府的政策，或是实施了一系列被政府允许的暴行。如针对民众实施的谋杀，种族灭绝，人体试验，酷刑，强奸，政治性的、种族性的或宗教性的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的行为”。

国际刑事法院反人类罪行使“自动管辖权“，只要加入《罗马规约》就自动接受管辖，目的是不让犯罪者逍遥法外。

反人类罪并非干涉内政，国际法庭只在该国国内法院不能或不愿行使管辖权时替代；国际刑事法庭只审判个人而非国家。

反人类罪的原则之一是“罪责自负“，不会因行为人是“执行上级命令“而免除责任。

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等最为严重的国际犯罪，不论其犯罪期日，可进行无限期追诉 。

如果未加入《罗马规约》，还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移交审理，2011年6月27日国际刑事法庭依据安理会提交的申请以反人类罪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及其子赛义夫签发逮捕令 。

自2002年以来，共有7名国家元首被判“反人类罪”，举例如下：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指控1982年时在杜贾尔村杀害当地148名什叶派村民，犯有反人类罪等罪行，2006年被判处死刑且已执行；

乍得前总统侯赛因·哈布雷被指控于执政期间至少杀害了4万名反对者，超过20万名普通公民曾遭到特务部门的监禁或虐待，2016年5月30日被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非洲特别法庭以反人类罪及战争罪等罪名判处终身监禁；

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被指控于2011年指使利比亚安全部队对平民进行了“大范围的”和“系统性的”袭击，造成了至少有1万名利比亚人死亡，犯有反人类罪；

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被指控在塞拉利昂内战时期支持革命联合阵线的叛乱分子屠杀上万名民众，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刑50年；

危地马拉前总统里奥斯·蒙特被指控在1982年至1983年执政期间下令屠杀了1771名原住民，2013年5月因宗族屠杀罪和反人类罪被判监禁80年。

中共对西藏人、新疆人的迫害就是反人类罪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整体暴行和活体摘取器官是最直接的反人类罪行。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发动了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严酷镇压的上层人物，还是直接执行“肉体上消灭”的罪犯，最终都应该受到“反人类罪”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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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历史教训篇（4）

编写：爱德华

独裁者仗着警察，军队和宣传欺骗维持统治和残害百姓时都很风光，其实都是胆小鬼！萨达姆被从地洞里掏了出来，卡扎菲也从下水管道里被拉出。

下面列举部分近代反人类罪的罪犯的结局：

2003年，伊拉克前萨达姆的独裁政权被推翻，其本人也在逃亡半年后被美军掳获。2006年11月5日，伊拉克高等法庭判处萨达姆绞刑，罪名是谋杀和反人类。

2011年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为由签发针对卡扎菲的逮捕令。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被捕身亡。

共产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夫妇以反人类罪被处决

罗马尼亚，共产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居住于豪华的宫殿建筑物中，过着豪奢的生活，却以秘密警察监视人民生活，安全警察就多达76万名。

它限制言论自由，控制人民思想，践踏人权。报刊、报纸、信件一律实行检查制度。许多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被认为患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包括“被害妄想”、“偏执性格”等等。1987年，罗马尼亚发生了一次罢工，组织者全部被逮捕，继而失踪。

齐奥塞斯库对民众言论的控制更是细致到一张纸，一台打字机。《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把打字机视为“危险的机器”，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 对民众残酷和压迫，造成国民经济的崩溃，还搞个人崇拜，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欺骗民众。

1977年，罗马尼亚发生了大地震，齐奥塞斯库利用地震在首都布加勒斯特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活动，从而造成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古迹的损毁。

1989年12月15日，罗马尼亚西部边境重镇蒂米什瓦拉发生批评齐奥塞斯库事件。17日，忠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保安部队在蒂米什瓦拉实施拘捕和大屠杀，此举激怒了罗马尼亚人，引发了全国性的骚乱，很快发展到原本支持齐奥塞斯库的军队倒戈并军事进攻保安部队。21日，他决定在罗马尼亚首都举行群众集会，号召人民支持他在蒂米什瓦拉的镇压行动。可当人群发出“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声音，它们也玩完了，齐氏夫妇从党中央大厦的顶部平台乘坐直升机逃走，最后也难逃被抓获被处决的命运。

1989年12月25日,经过审判，被歌颂为“罗马尼亚人民最喜爱的儿子、高瞻远瞩的领袖、伟大的天才”的共产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以反人类罪被处决。

从15日蒂米什瓦拉发生风暴到25日齐奥塞斯库被处死，其势头之猛，风速之快，出乎众人的意料。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罗马尼亚共产党被抛弃，罗马尼亚10天内天翻地覆。

罗马尼亚前共党官员反人类罪获刑20年

2015年前共产党统治时期的监狱指挥官89岁的Alexandru Visinescu被控1956年至1963年期间，在该国东部的一所监狱（Ramnicu Sarat prison）里，以酷刑和饥饿折磨囚犯。被控要为12名囚犯死亡负责。以反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

另一名前前共党监狱负责人，Ion Ficior在1958-1963年之间负责Periprava劳改营（Periprava labor camp）的管理。他被指控向当时在他手下关押的政治犯人施以暴行和非人道和压迫性虐待。如不提供给政治犯以食物，使其不得接受必要的医疗救助。他被认定在Periprava劳改营的103名囚犯死亡事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2017年被以反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

Ion Ficior和Alexandru Visinescu都否认这些指控，他表示自己没有做错事，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但根据《罗马规约》，反人类罪的原则之一是“罪责自负“，不会因行为人是“执行上级命令“而免除责任。

根据历史学家研究，由于这些监狱的恶劣条件，每5个囚犯中，就有1人死亡。

在1948年至1964年期间，大约有60万罗马尼亚人被共产党政权当成政治犯，关押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其中包括神父，教师，医生和农民。

根据负责调查共产党罪行的机构IICCMER的信息，200万名罗马尼亚人在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当政时被囚禁、流放、骚扰、杀死。

〝反人类罪〞成立 原红色高棉头子被终身监禁

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创造了一项丢失政权最快的纪录：从一九七五年入主金边到一九七九年初被赶出首都，只有三年零八个月。

在其统治期间屠杀200-300万民众，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1/4，也创下纪录。

红色高棉时代，柬埔寨大批被消灭的成员，并非只是那些共产党不喜欢的人，组织的自我清洁，也许比社会清洁来得更残酷。在著名的S21政治犯集中营，有约二万名有名有姓的人进去——绝大多数是党内自己的同志，仅有六人活着走了出来。

1997年，柬埔寨当地政府成立了审判赤柬委员会，该小组由300多人组成，在法律及司法架构上以战争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起诉及审判仍活着的赤柬领导人。

2007年11月，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庭，此前已有五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收押候审，并被以反人类罪起诉。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才赶得上耄耋之年的被审判者们奔往坟墓的速度。

2010年7月26日，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判处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S-21监狱的监狱长康克由35年监禁。并于2012年改判终身监禁。

前红色高棉〝国家主席〞乔森潘（Khieu Samphan）和〝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农谢（Nuon Chea），被指控在1970年代红色高棉血腥统治期间，犯有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和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罪，审讯历时222天，听取了包括53名目击证人在内的92份口供.

两人于2014年8月8日被柬埔寨下级法院判处终身监禁。

两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11月23日，柬埔寨特别法庭宣布维持原判。终身监禁。受害者家庭认为，虽然这一判决不能唤回死去的亲人，但却声张了正义。

谁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列宁将被起诉

1917年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今天在俄罗斯更多被称为十月政变。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拉夫罗夫发表文章说，审判列宁的反人类罪行永远没有最后期限，应该针对列宁所犯下的叛国罪、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罪行进行审判。

他说，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和屠杀一样，列宁所发明的理论以及后来付诸实施从肉体上消灭了俄国老一代知识阶层，以及农民、贵族、宗教僧侣、资产者和哥萨克阶层。

列宁更不停鼓吹用暴力手段推翻合法制度，十月革命导致了俄罗斯人相互残杀的内战爆发，列宁理论导致千百万人遭血腥屠戮。

另一位知名历史学家祖博夫表示，列宁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可怕的人物，他对俄罗斯所造成的破坏没有人能相比，即使斯大林也是列宁的模仿者，因为列宁摧毁了俄罗斯国家。

祖博夫说，列宁所发明的红色恐怖、屠杀和人为制造的饥荒每年导致160万人丧生，这一数字超过了暴君斯大林。斯大林统治期间每年的死亡人数大约为100万人。

研究十月革命的祖博夫说，现在俄罗斯四十个历史学家根据公开出来的苏联档案，编写《二十世纪俄国史》，书中讲列宁是德国的特务。

德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证明，列宁通敌，他与一次大战中俄国的交战国德国合作，列宁为发动革命从德国获得了5千万德国马克（约合九吨黄金），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来破坏俄罗斯。

据美国之音报导：俄罗斯已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将列宁尸体赶出红场，并将针对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人的犯罪行为提出起诉。也就是说，这个曾经有着光辉荣耀、被全世界工人称作“无产阶级导师”的列宁将被起诉。套一句他们常说的话：谁也躲不过历史的审判！

当年的卢布党，充当第五纵队，一直到今日，都在干着毁坏中华的事，也必难逃审判。

联合国调查员建议起诉金正恩反人类罪

负责监察朝鲜事态发展的人权调查员马祖基·达鲁斯曼(Marzuki Darusman)发布报告称，自从两年前一个调查委员会认为朝鲜领导人犯下了广泛的反人类罪以来，该国的人权状况“没有切实改善”。这些反人类罪行包括“根绝”、谋杀、酷刑、奴役以及种族、宗教和性别迫害。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un)，他及下属可能面临着一些严重罪行的审判。这名调查员还建议组建一个专家小组来确定起诉他们的方法。

“眼下最紧迫的挑战是，确定用哪些方法可以最有效地追究作恶者的责任。”

江泽民及中共必将受审

自1999年以来，靠1989年〝六四〞上位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凌驾于宪法之上，操纵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其血腥、残忍超过了历史上的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数百万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致死，每年约十多万多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数以千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的亲属、朋友、同事和单位受到株连，全中国人民受到谎言“洗脑”。迫害法轮功的组织与机构，包括直接迫害法轮功的各级“610”系统；包括国安部、公安部、法院、劳教所、涉嫌的精神病医院；包括对法轮功进行诬陷、造谣和栽赃的新闻媒体及喉舌；包括直接或间接参与对法轮功修炼者及其家属进行精神、肉体和经济迫害的人员。

1985年，西班牙最高司法机构——宪法法院认为，反人类罪行影响的不仅是受害者本人，而是整个人类，不论任何人在世界任何角落，如果犯有酷刑或群体灭绝罪行，都会被西班牙法庭调查和审判，即便涉案人或被害者不具有西班牙国籍。 目的就是追查和惩罚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的犯罪者，从而匡正人间正义。

迄今，迫害法轮功的恶首江泽民及其帮凶曾庆红、罗干、周永康、刘京、薄熙来等六十多名中共高官遭到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修炼团体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或“酷刑罪”提起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诉，其中控告江泽民的至少有16个国家和地区。

阿根廷、西班牙等国还向江泽民、曾庆红等发布了国际逮捕令。法轮功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由特别法庭审判江泽民、曾庆红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既符合国际惯例也符合《罗马规约》等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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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历史教训篇（3）

编写：爱德华

二战以来，纳粹帝国屠杀犹太人给人类的最大教训就是：如果世界上一部分人可以被牺牲和灭绝的话，那么整个人类本身都将受到威胁，其中包括你自己。当独裁者扼杀一部分人的自由时，它已经包含了对所有其他人的祸害，谁也无法置身世外，如果这种不公正不能及时制止，它一定会祸及所有的旁观者。

在现代社会中，谁也不能在不公正的状态下侥幸地生存，因为他人自由的同时也就是你自己的自由，他人的生存权利，也即你自身的权利。如果为了自身利益和生存而容忍对于他人自由和生存的剥夺，甚至于维护这一剥夺，实际上你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存的基本权利。

任何对于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践踏，任何一个践踏他人合法的自由权的法律，实际上都是对你自身的践踏。

在美国有一个纪念屠杀犹太人的纪念碑，德国牧师马丁·尼穆勒曾如此形容纳粹施虐时人们的旁观心态：

在德国，

起初他们抓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围堵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把魔掌伸向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后他们直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诗震撼了无数人的灵魂，这是一个付出沉重代价后发出的悲叹，它不仅概括了纳粹时代一代人的忏悔和醒悟，它给后人以巨大的启示和历史性的教训，更是所有时代的警戒。

在大陆，传统道德被中共破坏殆尽后，旁观者众多。

有人模仿牧师马丁·尼穆勒的忏悔诗文，写到：

矿工不断地死去，我没有为他们呐喊，那是因为自己不用下井；

孩子被毒奶害死，我没有为他们呐喊，那是因为自己不喝牛奶；

农民工用命去讨薪，我没有为他们呐喊，那是因为自己不被欠薪；

贫困儿童失学，我没有为他们呐喊，那是因为自己孩子有书念；

穷人看不起病，我没有为他们呐喊，那是因为自己付得起医疗费；

土地被人强征，我没有为他们呐喊，那是因为自己不用种地；

住房被强拆，我没有为他们呐喊，那是因为自己没有遇上拆迁；

无辜者被冤，我没有为他们呐喊，那是因为自己没有遭诬陷；

可是，等到哪天中共把屠刀架在我的头上时，有谁会来为我呐喊呢？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女司机被强奸之后…..

在1980‘s 大陆中部某地，有一个女司机开着一辆载满乘客的客车行驰在盘山公路上。客车上三名歹徒居然盯上漂亮的女司机，强迫汽车停下,要带女司机下车去“玩玩”，女司机情急呼救，全车乘客噤若寒蝉。

只有一中年瘦弱男子应声奋起，却被打伤在地。男子气极．奋起大呼全车人制止暴行，却无人响应。任凭女司机被拖至山林草丛。半个时辰后，三歹徒与衣衫不整的女司机归来。

车又将行，女司机要被打伤流血的瘦弱男子下车。男子不肯，僵持起来。“喂，你下车吧，我的车不拉你！” 中年男子急了，说：“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我想救你还错吗？”

“你救我？你救我什么了？”女司机矢口否认，引得几个乘客窃笑。 中年男子气极，恨自已身无大侠之力！救人未救成，可不该被驱逐下车呀，他坚决不下。 “再说我买票了，我有权坐车！” 女司机扬起脸无情地说：“不下车，我就不开。”

没想到的是，满车刚才还对暴行熟视无睹的乘客们。却如刚刚睡醒般，齐心协力地劝那男子下车：“你快下去吧，我们还有事呢，耽搁不起！”有几位力大的乘客甚至想上前拖这中年男子下车，使人想起莫泊桑笔下《羊脂球》里的情节。

三个歹徒咧着嘴笑．得意地笑了。其中有个无赖毫不知耻地说：“哥们把她玩恣了！”一场争吵，直到那男子的行李被扔出，他随后被推下车。 汽车又平稳地行驶在山路上，女司机掠了一下头发，按响了录音机。 车快到山顶，拐过弯去就要下山了，车左侧是劈山开的路，右侧是百丈悬崖。汽车悄悄地加速了，女司机脸上十分平静，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眼睛里淌出晶莹的泪水。

一歹徒似乎觉察到了什么，说：“慢点开，慢点开，你想干什么？” 女司机并不说话，车速越来越快。歹徒企图扑上去抢方向盘，汽车却像离弦的箭向悬崖冲去……

第二天，当地报纸报道：伏虎山区昨日发生惨祸，一中巴摔下山崖。车上司机和十三名乘客无一生还。 半路被赶下车的中年人看到报纸哭了。谁也不知道他哭什么，为什么哭……

人们若在中共的邪恶面前不敢站出来伸张正义，中共的魔爪总会有伸向自己的那一天。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中共这恶魔随时都可能在旁观者头上敲响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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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历史教训篇（2）

编写：爱德华

回顾人类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大瘟疫往往发生在人类道德堕落之时。

古希腊亚典繁荣昌盛，被人称为“黄金城邦”，其文明影响了后世的整个欧洲。但当时希腊人的道德已经非常的腐化堕落，也出现了性乱等。希腊文明最终毁在一场闻所未闻的大瘟疫中。

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导致大瘟疫

公元前64年～公元前17年，恺撒和他的甥孙屋大维，逐步废除了共和制，建立了古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迄今为止历时最久、民族与文化最多样化的帝国，人口曾达1.2亿，两倍于公元元年的汉朝；其疆土之辽阔，比印度孔雀帝国和中国汉帝国之和还大。然而，约公元33年，在其统治下的犹太人地区，在犹太教祭司的诬陷和控告下，古罗马总督披拉多被迫刑讯耶稣，并按犹太人群的要求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从古罗马皇帝尼禄开始，古罗马帝国对基督徒长达300多年的惨无人道的迫害。

对正信的迫害成了这个巨型帝国命运的转折点，在小小病毒的折腾下，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就被蛮族轻松征服，第四五次大瘟疫让东罗马帝国人口减少了2500 万至5000万，从此走向衰落。

公元54年至68年间，古罗马皇帝尼禄在罗马城纵火并嫁祸于基督徒，造谣说他们是邪教徒，说他们乱伦、诅咒罗马人民、拜神时要吃掉婴儿，喝血等等。尼禄甚至把基督徒们和干草绑在一起点燃，或把他们投到竞技场喂狮子，而罗马人民却以此为乐。尼禄之后又有多位罗马帝王迫害基督教徒，从公元64年到公元4世纪初大迫害共进行了10次之多。伴随着对基督徒长达300多年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古罗马发生了多次瘟疫如‘黑死病’，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在不断遭到天灾和瘟疫的打击下，古罗马走向没落。

第1次瘟疫（后人有学者认为是重症疟疾））发生于公元65年（见于塔西佗的《编年史》），当时在罗马城里，各个阶级都有大批人死于致命的瘟疫，据载有3万人丧生。这还不算大瘟疫。

公元125年，罗马发生第一次大瘟疫，夺走一百万人的生命。

第二次大瘟疫发生于皇帝马克乌斯•奥里略统治期间(Marcus Allrelius，公元161—180年)，史称“安东尼瘟疫”。于164年开始在帝国东部边境的军队中流行。两年后，瘟疫传到罗马城，随后又波及到其他许多地区。每天死2000人，皇帝Marcus Aurelius也未能幸免。罗马人口被灭掉三分之一，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死了一半。

公元250年，僭主德修斯（德修（Decius）249年即位，德修即位2年即战死）为转移危机，挑起了一次全国性的空前迫害，他下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人人都必须去拜祭罗马的神像和罗马帝王像，以得到一张政府的证明，没有这个身份证明，就会被处死。这是有计划的针对基督徒的迫害，也是对基督徒信仰的玷污。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承认也不能祭拜别的神（就像佛教的“不二法门”），这等于以政府法令形式毁掉基督教的教规、戒律和信仰，基督徒如不放弃自已的信仰，就会被罚为奴隶，或被没收家产；最坚定者被处死。同年，罗马开始第三次大瘟疫（故也称西普里安瘟疫），每天约死5000人，波及整个罗马，持续了近20年之久，其毁灭程度远较前几次严重，

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皇帝发出敕令，开始了罗马帝国政府发动的最大一次宗教迫害，直接以信仰划线，信基督就被抓，被酷刑折磨，不放弃信仰即被处死，摧毁教会、收缴圣经和屠杀传教士。

在4世纪马克西敏统治时期，大瘟疫与另一种传染病(很可能是炭疽热)接踵而至。除了上述四次大瘟疫外。古罗马时期还曾发生过多次规模较小的瘟疫。

这些频繁爆发的瘟疫破坏性极强。当大瘟疫袭来时，“在罗马城里，染上了瘟疫的空气看不出任何表面的征象，然而房屋里却堆满了尸体，街道上到处都是殡仪的行列。任何性别，任何年龄都不能保证不成为不受传染的对象；奴隶和自由人同样都立刻倒毙。为他们的死亡而哀泣的妻子儿女，在料理丧事或哀悼时在同一柴堆上被火化了”。安东尼瘟疫期间，死亡的人数多得不可计数，意大利和外省的城市和乡村变得荒无人烟。仅公元166—167年期间，死于瘟疫的人比战争中伤亡的还要多：罗马城每天死亡2000人，包括很多的贵族。西普里安瘟疫几乎使帝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受到了侵袭；瘟疫高峰时，罗马城连续几周每天死亡竟多达5000人. 由于迫害正信造下无边罪业，罗马帝国在瘟疫的打击下走向衰亡。而基督教却结束了被迫害的历史，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石。

《圣徒传》的作者兼历史学家约翰见证了第二次瘟疫，而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四次大瘟疫。

约翰：“人们在交谈或买卖时就会突然死去，腐臭的尸体堆满了街道和海滩，庄稼无人收，猪牛羊成了野生动物……”

伊瓦格瑞尔斯：〝有些人是从头部开始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继而是咽喉不适，再然后，这些人就永远地从人群中消失了。……有些人的内脏流了出来；有些人身患腹股沟腺炎，脓水四溢，并且发高烧，这些人会在两三天内死去。有的瘟疫感染者尚能苟延残喘几天，而有的病人则在发病后几分钟内死去。

历史学家记载了在横扫罗马帝国的大瘟疫中，也不是人人有份。当时的学者认为瘟疫中留下的只有没有背负迫害罪恶的好人了。我们有理由相信罗马瘟疫中的幸存者是那些良知未泯、同情被迫害基督徒的善良罗马人。

亲历瘟疫的约翰为了让后人知道瘟疫的残酷，并从前车之鉴中得到警示，在经历大灾难后写下了他的忠言。“每一个王国、每一块领地、每一个地区以及每一个强大的城市，其全部子民都无一遗漏的被瘟疫玩弄于股掌之间。因此，当我（以弗所的约翰），一个不幸的人，在想要把这些事件一一记入历史档案的时候，有很多次，我的思维都被麻木粘滞住。而且，出于很多原因，我想将它完全忘却：首先是因为就算是所有的口舌相加，也是无法叙述它的；此外，还因为当整个世界都在摇晃，走向 崩溃，当一代人的生存时间都被大大缩减了的时候，就算是能够记录下这些数不胜数的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又有何用呢？而记录下这一切的人，又是为谁记录下这一切的呢？”

“也许，在我们之后的世界的剩余岁月里，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到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并且能因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惩罚而变得更加明智，从而能将他们自己从上帝的愤怒以及未来的苦难当中解救出来。”

但愿以人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在中共迫害正法正信中，谁都不能置身度外，只有选择善和公义，才能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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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历史教训篇（1）

编写：爱德华

耶稣将近30岁的时候，他开始来到人群中宣讲他的思想，教导人们如何脱离痛苦，如何善待他 人，如何使生命摆脱堕落，最后得到真正永恒的幸福。令人神奇地是，他使真心听从他教导而悔过的人摆脱病痛，使麻风得到康复，瘸子能走路，驼背直起了腰，盲人见到光明……。

听随他的人不仅是身体得到康复，而且心灵也得到了拯救，亲身体验，亲耳聆听，抛家弃财、不辞劳苦追随他。

由于耶稣的信徒越来越多，引起了犹太教祭司和长老们的妒恨，他们认为，再这样下去人民都成了耶稣的信徒，就不再有人信奉他们、 供养他们了，于是密谋一定要除掉耶稣。此后他们利用叛徒的出卖抓捕耶稣，肆意凌辱他并施加酷刑折磨他。

但是在罗马人统治下，犹太教最高评议会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所以便把耶稣捆绑到了罗马总督的衙门里，交给了彼拉多审判，由祭司、长老以及他们豢养的走狗捏造伪证，诬陷耶稣煽动民众叛乱，反对向罗马皇帝缴税，要他一定要处死耶稣。

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是罗马所任命的巡抚，于公元26年至35年间，是犹太地（巴勒斯坦）的第五任地方官。

彼拉多在此之前就知道耶稣，他的独子彼罗一条腿瘫痪且枯干，又染上怪病卧床不起，所有的医生都没办法，后来却被耶稣治好了。

经审理，彼拉多知道犹太祭司、长老们是在陷害耶稣，彼拉多心里也相信耶稣是无辜的，所以他不愿意判耶稣有罪。但又不想得罪犹太长老们，就把耶稣交给其政敌希律王处置。

希律王也找不出耶稣有罪，于是又把耶稣送回彼拉多那里。彼拉多不得不再次审问耶稣，想责打耶稣一顿就把他放了。

那时正逢节期，巡抚有权释放一名囚犯。但犹太教祭司长和长老向总督彼拉多施加压力，一再煽动犹太民众，要求释放重刑犯巴拉巴，喊着要杀死耶稣，并且犹太人齐声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耶稣），就不是该撒（罗马皇帝）的朋友；凡自命为王的就是反对该撒了。”（约十九12）

彼拉多一方面想取悦于犹太人，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官位不保，他的政治野心使他屈从他们所要求的，违背良心，选择冤杀耶稣，可是良心让彼拉多为自己的抉择深感不安，为免除这份罪业，彼拉多特意在判决签字前洗了手，试图表明这罪恶与他无关。彼拉多当众拿水洗手，一边洗一边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民众说：“让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彼拉多就命令鞭打耶稣，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之死，一是死于叛徒犹大的出卖；二是死于当时因嫉恨发狂的犹太宗教首领，以及被他们影响，煽动的希律和民众们；三是死于彼拉多因私心、胆怯和懦弱而对邪恶的顺从。

这件事反映了犹太祭司和长老在宗教上的虚伪和欺骗；而彼拉多的审判，暴露他在政治上的黑暗与腐败，充分显示他是不公不义的人。彼拉多也因此留下了永久的污名—-耶稣是彼拉多处死的。

那么是不是彼拉多说“罪不在我”，他就真的无罪了呢？作为当地最高的法官，他既然三次申明查不出耶稣有甚么该死的罪（路二十三4，14～15，22），就当秉公行义，毅然决然拒绝犹太人无理且不法的要求。他不去维护司法的公正，反倒顺从邪恶，判无罪者死刑。

绝不会因彼拉多洗了手，说过：“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他就无罪了。就是单从世间法律的角度上说，判一个人是否有罪，依据是法律条文和证据。彼拉多作为当地最高司法官，在耶稣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耶稣有罪的情况下，不去维护司法尊严，反而放弃职责，顺从邪恶，判无罪者死刑；另外，就是从总督的职责上来说，民众要违背帝国法律去做乱，他就有职责去平定，而不是屈从于乱民。

所以，彼拉多在这件事情上不仅在法律是有罪的，而且在天理上也是有罪的——他遭到了现世现报。

根据基督教野史记载，耶稣的死刑被执行后，天谴立刻降临，他那曾被耶稣治好绝症救了性命的独子彼罗，就仆倒在地，当即死了，彼拉多不久就发烧病倒了，昏迷很久而不省人事，然而这只是报应的开始。

不久，希律王违背诺言，在罗马皇帝面前排斥彼拉多而推荐自己的亲信，委派到耶路撒冷。彼拉多被召回罗马叙职，在罗马国会上因为有人做假证陷害他，因此受到审判和处分，被判流放高卢，彼拉多的升官梦彻彻底底的破灭了。这一来彼拉多名誉扫地，众叛亲离。他在罗马的田产，也充了公，最后竟然落得身无分文，过着奴仆一样的生活。到了流放地后，所有人都讥讽他，即使是小孩子都避开他。

罗马皇帝的忿怒并未平息，不久又下令赐死他。彼拉多在听到消息后，在绝望与疯狂中自焚身亡。他的尸体连同巨石一同捆绑丢入河里，虽然绑着石头，却沉不下去，依旧在河面上漂浮，让鱼群吞噬。

犹太人受犹太祭司、长老们的蛊惑，杀害耶稣，并轻易发誓：“让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报应如约降临，公元66年，罗马政府差派提多·弗莱维乌斯·威斯帕辛（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9-79 AD, Emperor 69-79 AD）到耶路撒冷平叛。威斯帕辛带领军兵走遍犹太国各城各乡，任意杀害百姓，一直到公元69年，他回到罗马当皇帝。而他的儿子提多·弗莱维乌斯·萨宾努斯·威斯帕辛（Titus Flavius Sabinus Vespasianus, 40-81 AD）比起他的父亲更甚。他围困耶路撒冷城134天，逃出城外的以色列人，不是被箭射死便是被刀杀；城内的人面临饥荒，人吃人，期间有60万具尸体被抛出城外。公元70年，提多将军攻陷耶路撒冷城，见人便杀，烧城毁殿，无恶不作。他残酷杀害以色列人共110万之多，并掳去97000人。50年后，以色列人反抗罗马政府，又被杀死了50万人。从那时候起，以色列人便国破家亡，一直到1948年5月14日才复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苏联人迫害以色列人，驱逐他们出境，凡是没有力量或不愿意出境的，成万的被赶到广场，然后用机关枪和手榴弹把他们杀死。最骇人听闻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希特勒屠杀了600万以色列人。

1800多年来，以色列人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饱受痛苦。都是因杀害传正信的觉者造成的。其它以色列人虽未直接参参与迫害，但他们选择沉默，构成共业（共同犯罪）也受牵连。

后来罗马帝国，和当今中国，那些当权者在镇压正教和迫害信徒时，有些法官明知那些信徒是冤枉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位，也要违背良心判刑，“反正这是国家上层定的政令，这是上级的指示，或这是哪个权威部门压下来的命令，我只是履行一下手续，实质与我无关”

他们真的无关吗？如果真的无关，那为什么要他履行那个“手续”呢？殊不知，神正是要通过这一点“手续”考量人的良知——如果还有良知，这人就能得救；如果助纣为虐，这人也就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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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共产党要毁灭全人类篇（7）

编写：爱德华

2005年7月14日在一场由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主办、北京政府协办的记者会上，中共将领朱成虎回答有关中国如何应对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问题时说：“……因为以常规武器进行的战争，中国没有胜利的可能，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不包括用于自卫的情况。我们已经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做好牺牲数以百计的城市的准备”朱成虎并说，中国领土包括台湾和中国的船舰和飞机。

那么朱成虎要以西安以东的中国人(约8亿人口)的生命为代价和美国核大战时，他自己会在那里呢？

网上流传的他在国防大学的一个内部讲话，他说一旦和美国核大战，他和其他“将星”和“核心”们，都会藏到西安以西的防核地下掩体中。他甚至坦白说，“你鼓励打核大战，那麽你自己愿不愿意去送死？在这里我可以毫不虚伪坦坦荡荡地告诉大家，我当然是巴不得别人死掉，我自己能够活下来，好继续过幸福生活。因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我是根本不会相信什麽人性、奉献、爱心之类的鬼话的，这都是骗三岁小孩子，如果我鼓吹了半天核大战有利於国家民族生存发展，到头来自己却没命了，那对我来说不都等於零了吗？……

如果我们中国主动出击，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全面发动核大战，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因为我们中国跟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的人口绝大多数分散在农村地区，而且我国的国土地形非常复杂，非常适于隐蔽，非常有利于打核大战。如果我国政府在计划发动核大战之前就做好准备把人员疏散到广大农村地区，则我们在核大战中就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再加上我们突然而猛烈的核攻击，世界上其他国家存活下来的人口就会很少，则我们将来在重新进化的过程中也就占有了较大的优势。

实际上，我们党军政高层人员在西安以西的内陆都有核防护隐蔽基地，如果我国政府有计划要主动发动一场核大战，当然我们就能够及时地预先实施躲避，这样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主动出击比被动挨打要有利得多，而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刻不容缓的需要考虑一下了。”

对于为何要炸毁美国，迟浩田比朱成虎说的详细明了。迟浩田在《战争正在向我们走来》的讲话中给出了答案：

“在解决“美国问题”上我们要跳出框框，历史上一国打败了另一国，或是占领了另一个国家，但都不能把被征服国家的人民杀光，因为那时大刀长矛甚至步枪机枪的杀人效率太低，所以不可能只得到一片土地而不要那片土地上的人民。但是如果按照这种框框征服美国，我们也不可能往美国大批殖民。只有用非常手段把美国“清场”，才能把中国人民带领过去，这是惟一的一条道路，而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用什么非常手段才能把美国“清场”呢？飞机大炮导弹军舰之类的常规武器不行，核武器之类的高破坏性武器也不行，我们不会傻得真要用核武器与美国同归于尽，虽然我们高喊为了台湾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只有非破坏性的大规模杀人武器才能把美国完好地保留下来。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的生物武器层出不穷。当然我们也没有闲着，这些年来我们抢时间掌握了这类杀手锏，我们已经有能力达到突然把美国“清场”的目的。小平同志还健在时，中央就高瞻远瞩地做出了正确决策：不发展航母战斗群，而集中力量搞灭绝敌人人口的杀手锏。”

从迟浩田的讲话知道，杀死在美国土地上生活的包括几百万华人同胞在内的所有人是为了夺取美国地盘，生物武器是中共抢夺他国地盘灭绝他国所有人口的杀手锏。

那么2001年的SARS（即非典）是否是此类的生物武器不小心泄漏出来呢？

迟说：“我们如果坚持中国人不杀中国人，我们能解放中国吗？” 看来，迟浩田把中国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包括他自己、自己的家族后代和亲信随从，要在抢夺的没有环境污染的美国地盘上过好日子，这就是他指的带领到美国去的具体“中国人民”，另一类是当作猪狗一样可以随便随时宰杀的中国老百姓。他说的“把美国“清场””是为了“把中国人民带领过去”，不过是骗普通中国老白姓的借口。

从毛泽东的关于世界核大战讲话，及中共将领朱成虎，迟浩田的讲话看来，中共是没有任何人性、人道和人的价值和意识的暴力集团，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人性的人，都不会发出这种野蛮的呼嚎。其军队是一个由野蛮、愚昧的杀人狂主导的杀人利器，发生六四大屠杀也就不奇怪了。因中共要毁灭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的是一以贯之的。

邈视他人生命的中共以美国几百个城市的人命为攻击目标，但这几年的中东局部战争表明：作为民主文明社会的美国绝不会这样做的，美国只对恐怖主义国家的那些要害军事设施感兴趣，美国的精确制导炸弹要比朱将军更爱惜西安以东的中国人民。伊拉克战争前，萨达姆将军事设施隐藏于市民中，企图把人民的肉体当成盾牌。朱成虎以西安以东的城市为代价，打的算盘与萨达姆的如出一辙。但反人类独裁者萨达姆最终在哪里呢，他们的结局必定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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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共产党要毁灭全人类篇（6）

编写：爱德华

随着档案的解密，毛泽东一些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惊世骇俗的言论也随之曝光。从这些讲话看：毛泽东及中共对中国人的屠杀之心是一以贯之的。

一份中共内部文献，名称叫《毛泽东选集/内部》，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选编，党内限级阅读。所选编的文献全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一九六零年左右的毛泽东在中央高层的历次重要讲话。出版日期应该是文革开始前。

该选集中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几次讲话均集中在1955年，其时代背景是“抗美援朝”“胜利”后，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之前。毛的讲话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是：

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曾对斯大林说：“为了世界革命胜利，我们中国准备死三亿人”。当时中国人口的是4亿5千万，三亿也正好是三分之二，可见毛准备牺牲三分之二的国人。

1950年3月1日（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毛泽东向斯大林报告他的援助朝鲜战争计划，“花几年时间，消耗几十万美国人的生命”。这毛泽东不会不知道消耗几十万美国人的生命，要搭上多少中国人的生命及财力。

1954年10月，毛泽东对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原子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死几亿人，中国有六亿人口，死了三、四亿还有二、三亿人。世界革命成功了，死几亿人口算得了什么。毛泽东这几句话把尼赫鲁吓得够呛。因为在尼赫鲁看来，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无辜的死一个人也认为是不应该的，为了革命而不惜死几亿人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毛泽东认为，只要世界革命成功，死几亿人口也无所谓。

1955年，毛泽东在会见苏联代表时，又说：“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

“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

这一年，毛泽东又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如果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视，由我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打常规战使战争扩大滚雪球，然后假装败退把美军引向中国内地，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从而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部队。这时请苏联向中国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一举歼灭在中国战场上，这样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原子弹，他的梦想只能借助苏联的原子弹往中国的土地上的投掷来实现。赫鲁晓夫吓了一大跳，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也是后来中苏交恶的原因之一），说对中国人民的牺牲太大了。毛泽东说：“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赫鲁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当时中国统计人口是六亿）

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战争狂人”、“疯子”，他拒绝了毛泽东让其假做旁观、真投原子弹的角色，毛泽东的梦想大受挫折，转而要求赫鲁晓夫向中国卖造原子弹的技术，建造原子弹的工厂，甚至在大饥荒中还出口粮食来换取苏联的材料技术和设备来自己造原子弹而饿死四五千万中国人。那末用肉体挡原子弹的人海战术是不是毛泽东当初批马寅初人口论（注意时间顺序，五十年代前期，老毛还认可过计划生育但未实施，但58年开始大肆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推动中国人口大繁殖的初衷？超英赶美国的大跃进是不是毛泽东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做物质准备？这些恐怕绝对不是空口无凭的猜想。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当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兜售他的“核战争”的计划，他说：

“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

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大厅里听众感到震惊、生气，还好无人附和他，否则世界现在会是怎样？

毛泽东跟私人医生李志绥说，最好美国人在福建扔一两个原子弹，炸死几十万人，让全世界人民看穿美帝真相。

从毛泽东世界大战的几次讲话中可以得出结论就是：毛泽东的邪恶，远超过德国纳粹希特勒和法西斯。历史如果给了毛泽东这机会，中华民族肯定早已经被他毁灭了。

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共死了七千多万人，如果说49年毛泽东在苏联对斯大林说准备用3亿中国人贡献世界革命，可能是想给斯大林送大礼，以博得斯大林的欢心，那么1955年斯大林已经去世，“抗美援朝”又取得了“胜利”，头脑发胀的毛泽东则想要用4亿中国人的生命换取他获取“共产世界”领袖的头衔—-他不会为赫鲁晓夫作世界领袖做嫁衣裳，他不会没有预计到，一旦苏联投原子弹把美国的主力军队消灭了在中国土地上，美国一定会把所有的原子弹倾泻到苏联。美苏互投原子弹的结果，剩下的大同世界当然就是毛家天下了。

如果按毛泽东的方式打世界大战以实现共产世界，那全世界要死多少亿呢？况且战争一旦爆发，成了脱缰野马，全中国六亿人岂不是要全搭进去了？再说希特勒和日本侵略军要杀死的是外族人，而毛泽东要杀的首先是自己的同胞，足见其内心邪恶，对生命的藐视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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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共产党要毁灭全人类篇（5）

编写：爱德华

发生过大屠杀的国家

苏联

1932年苏联大饥荒

卡廷惨案

古拉格

蒙古的大清洗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改和镇反运动

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

柬埔寨（红色高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

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

印尼排华事件

共产主义造成大量难民

应用大饥荒于种族灭绝

苏联时期乌克兰大饥荒

1959-1962年中国大饥荒

《共产党宣言》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马克思主义为迄今为止最血腥的信仰，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血腥的恐怖主义、极端的清洗、致命的集中营与致死的强制劳动、毁灭性的放逐、人为的饥荒、法外处决与欺诈性的作秀审判、彻底的大规模谋杀与种族灭绝。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并需要种族和阶级灭绝，原因在于其宣称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被社会主义取代，整个国家旧机器要被消灭。

共产主义政权是绝对权力和绝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其政府系统必然集体犯罪，这一罪恶起源于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不是政府的失策。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践中已经一再证明共产主义比20世纪最坏的纳粹、法西斯、独裁政府还要残忍。每个社会主义政权都转向独裁并开始大量杀人。这些大屠杀还包括大规模的谋杀或者清除政治对手、内战、恐怖活动和土地改革期间的处决地主，以及因饥荒、疾病和累死在劳改营而丧失性命的。

20世纪发生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规模屠杀造成了总计1亿以上的人的死亡。而这些红色大屠杀，是由共产主义领导者如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波尔布特，和金日成造成的和平时期的大规模屠杀，他们都“犯下了屠杀的严重罪行和反人类罪行”

发生过大屠杀的国家

苏联

斯大林主义时期被屠杀人数估计从800万到6100万不等。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及耶鲁“共产主义记录”系列的导演Jonathan Brent提出约有2000万人的死亡。罗伯特·康奎斯特在他的书《The Great Terror》最新一版（2007年）估计尽管准确的人数永远无法确定，苏联共产主义领导人对至少1500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

1932年苏联大饥荒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导致了苏联1932–1933年的饥荒。饥荒最严重的是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死亡人数总数估计在600–800万。以此同时，苏联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但是最严重的地区当属乌克兰。

卡廷惨案

1939年9月，随着苏联入侵波兰，内务人民委员会特遣部队开始在占领区清除“苏联的敌对分子”。最臭名昭著的屠杀发生在1940年春，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苏共政冶局的批准下，于1940年4月至5月间对被俘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1940年春，21,857名在押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遭到苏联军队杀害（其中4421人于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被处决）。150,000名波兰公民死于苏联在战争期间的镇压。1943年，发现波兰军人尸体的纳粹德国称杀害事件为苏联所为，遭到苏联否认；并栽赃德国，污蔑为德国所为。直至1990年4月13日，时任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时，苏方才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称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

古拉格

1929-1960，前苏联的极权时代，维护共产威权的重要支柱就是惨无人道、极其恐怖的国家镇压机器，在遍布全国各地的劳改营里数十年如一日地上演着人间地狱的惨剧：荒谬绝伦的司法判决、极端残忍的刑讯、以极端的兽性折磨与羞辱人性的囚犯管理制度等等。人数最多的1939年关押人数多达170万，几十万人在此丧生。

古拉格是苏联内务部主管的劳动改造营。虽然有几百万人曾经在此被监禁，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分散关押地，用以关押那些异议人士。古拉格在苏联保密机制的掩护下悄然从公众的视野中隐没了五十年，直到最后，古拉格被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入了他的作品《古拉格群岛》，才被外界所知。

蒙古大清洗

1937年夏秋两季，斯大林安排特工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策划了蒙古大清洗，其中有22,000到35,000人被处死。大约18,000是喇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在中国窃取政权。鉴于苏联的经验，毛泽东认为如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暴力是必须的，因此他大规模地策划和使用暴力。

土改和镇反运动

根据1948年官方发布的资料，毛泽东原来构想“十分之一的农民”（大约五千万）“会被打倒”以促进土改。后来调低指标，实际土改中被杀的人数据比这低，但至少有数百万地主被处决。

镇反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前国民党官员和被怀疑不忠的知识分子。至少712,000人被处决，1,290,000人被投进劳改营，并有1,200,000人“处以长期的思想改造”。

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

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对中国省级和地方级档案的研究，他在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中，指出

死亡人数至少有四千五百万，他估计这一时期至少二百五十万人被草率地杀死或被折磨致死。很多地方，如河南、安徽出现吃人肉的现象。

柬埔寨（红色高棉）

在1975到1979年的红色高棉统治期间，至少200万-300万人被红色高棉处死。

红色高棉借口美国将进攻柬埔寨，强制城市人口大规模迁移。武装押送过程中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随后，在统治区内进行清算、清洗、强迫劳动，从肉体上消灭非无产阶级。至于对红色高棉的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估计，包括疾病和饥饿，占据约800万人口中的200-300万的范围。按被杀害的人数及全国人口比例来计算，这是20世纪中最惨烈最血腥暴力的杀戮之一，导致柬埔寨人口减少近25%。可称为“冷战时期最纯粹的种族灭绝”。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

从1948到1987年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强制劳动、处决和集中营造成超过150万人死亡，500,000死于饥荒，130万死于朝鲜战争。基于最近的朝鲜人口普查的估计表明由于1990年代的饥荒造成240,000到420,000人的死亡，而且1993到2008年朝鲜有600,000到850,000人非正常死亡，可能多达一百万人死亡于饥荒

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

在1950年代初，越共胡志明政府发起土地改革运动，是“以消灭阶级敌人为目标”。地主资本家被以任意方式处置，刑讯逼供在当时被广泛使用。据估计50,000到172,000人死于此运动中。若包括被处死的越南国民党员，则死亡人数在200,000到900,000的范围内。

印尼排华事件

印尼虽非共产党执政，但1965年印尼排华屠杀事件

与共产党有关。

中共为取的国际共产阵营的领导地位，首先中共必须要确立在亚洲共产主义的领导地位，迫切需要在亚非拉扩大势力范围，要赤化东南亚。

在中共的经济及军事支援下，印尼共产党的势力大增。马列主义是要暴力夺取政权的，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印尼共产党1965年动手搞印尼的“十月革命”，但失败了，印尼军政府开始清算印尼共产党及其背后的推手。因中共在华人中发展党员，殃及华人，导致1965年印尼排华事件，造成印尼50万华人被杀；印尼方面还三次大规模的闯入大陆驻印尼大使馆，打砸抢杀大陆外交人员，周总理得到报告后，指示决不能伤印尼人。

共产主义不仅屠杀民众，也造成大量难民，在印度支那赤化中，就导致200–600 万难民。古巴也造成大量难民偷渡到美国。

应用大饥荒于种族灭绝

共产党的大规模屠杀策略之一是选择来对大量人口予以经济上的剥夺导致的饥荒。饥荒被苏联、中共、红色高棉、北朝鲜用来控制人口和种族灭绝。

共产政权对社会的革命变革与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发生了冲突。事实证明只有少数人在没有高压的情况下从内心愿意接受那种影响深远的变革和牺牲（如农业集体化）。

苏联时期乌克兰大饥荒

在苏联，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

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历史学家认为苏联政府在这次大饥荒中所作所为，致使大饥荒的后果更加惨重，这次饥荒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行动，是苏联专门利用饥荒清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行为法律上构成种族灭绝，如同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一样。因此乌克兰也称之为“饥荒种族清洗”。

1959-1962年中国大饥荒

共产暴政的国家的历史，总是重演着杀戮和灾难，在1959-1962年，大饥荒在中国重演。“胁迫、恐吓、系统性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基础”，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死亡人数至少有四千五百万，“很多情况下党对那时饿死人情况非常清楚”。但不仅不赈灾，中共在大饥荒实施的各种政策对灾民都是招招毙命，加剧大饥荒的后果，很多地方，如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出现吃人肉的现象。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有计划的最致命的大屠杀。”

在1959年上海的秘密会议上，毛泽东下命令从农村拨走全部粮食的三分之一。他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为何苏联，中国，北韩等共产国家都发生几乎一样模式的大饥荒，有些小的共产国家之所以没有发生饥荒，是因为苏联和中国为争夺共产阵营的领导权不断地援助收买他们，他们的物质同样缺乏，若无这些援助，

他们同样会发生大饥荒，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事业，就是把人从真正人的地位“解放”出来，并彻底消灭干净。

20世纪初期成立的第一个赤色国家苏联，在特殊历史阶段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赤色潮流，并在二战后对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共产潮流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造成了深重的苦难，造成的死亡和屠杀事件举不胜举。远超过纳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

在历史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持续进行了100多年。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统计，世界各个共产党国家屠杀和害死的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的两到三倍，高达1亿至1亿5000万。中国共产党则至少造成8千万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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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共产党要毁灭全人类篇（4）

编写：爱德华

慢性饥饿的国家

饿得人吃人

国际援助幼儿粮食，被挪用优先供应军队

北韩宁要核武不要裤子

慢性饥饿的国家

1990年代中期，北韩发生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根据叛逃南韩的已故北韩领导人黄长烨的记载：到了1995年，平安北道发大水，粮食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 街上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抢粮食而引发的杀人、强盗事件也越来越多……，只要稍微离开平壤市中心，就能看到饿死的人，往郊外去，更是成堆的尸体。

黄长烨引述北韩党内组织部的说法称，1995年共饿死50万人，包括5万名党员，到1996年11月中旬已经饿死约100万人。军需工业的工人约50万， 其中就连那些技术最高超的工人也饿死了超过2000人。有一半的人，饿肚子无法干活，只能躺着。南韩统一研究院2004年的研究成果认为，1994-2000年间，北韩因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为58万至112万之间。

大饥荒过后，北韩虽然也经历了数次粮食危机，由于国际社会的粮食援助，虽未再出现先前的惨烈景象。但饥荒似乎从未离开北韩半步，只是变成了日常而缓慢的饥荒。北韩的饥饿人口，在90年代初约为420万人，90年代中期增加到 700万人。之后经历了10年以上的粮食危机，到了2007年，33%的国民，即780万人处于营养失调状态，这在亚洲独一无二。

联合国的《2010世界粮食不稳定状况》报告将北韩列入22个慢性粮食危机国家。该报告称，粮食危机国家的国民营养不良比例要高出发展中国家的3倍。通常，每人每天平均所需的最低能量为1800大卡，长时间无法保障这一能量的人可列入营养不良或慢性饥饿状态人群。

金正日2011年12月猝死以来，新领袖金正恩穷奢极侈、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建住宅大楼、游乐园和海豚馆，办盛大元旦庆典，2012年12月发射远远程火箭，又要进行核子试爆，外界只看到北韩大花军费耀武扬威，其实成千上万北韩人却活在苦难中，因严重饥荒，传出父亲杀亲生子女吃肉的恐怖现象，可能有高达上万人死于饥荒。

饿得人吃人

英国《周日泰晤士报》昨引述总部在日本大坂的亚洲通讯(Asia Press)发表的12页北韩饥荒报导，都是身在北韩的“公民记者”以化名方式辗转把内容传出。

报导称，北韩的黄海道是主要粮仓，据报道，金正恩2012年初上台，曾大方派粮给军队和平壤精英，犒赏他们忠于金氏王朝，这些粮正是来自黄海南道和黄海北道，即使农民藏起的食物，也差不多抢光，把当地农作物充公，农民没有存粮，但其后当地旱灾，农作物歉收，作为“北韩粮仓”所在的黄海南道和黄海北道闹粮荒，人们开始饿死。仅2012年估计逾万人饿死，不死的也在挨饿，饿得人食人，吃人肉的故事也渐渐传出。

5月间一名村民趁妻子外出，把女儿杀来吃，儿子看见了也被灭口，妻子发现家中突然多了肉食，起疑报警，才找到子女的尸块。

还有一名祖父饿得从坟中挖出孙儿的尸体来煮吃，东窗事发，被逮捕;另有一名男子杀害11人，用人肉混充肉来贩卖，事迹败露后遭到枪决。

一名卧底记者报道：“家庭赶走年迈父母和遗弃子女的事，绝不罕见”，“一个家庭全家饿死，另一个家庭则饿至绝望，全家集体自杀”。死了，更贱，地方上穷到连棺木和火化的木柴都没有，只能用草蓆裹尸乱葬。

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卷首第一句话写道：“人们饥饿并不是现实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而是人们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

北韩当权者在火箭试射、政治庆典与平壤高层的配给物资，浪费太多资源。北韩的粮食总量上即使达到最少需求量，也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获得与最少需求量相等的粮食。因为北韩的粮食分配机制是有优先级的。

北韩是把粮食分为四等级进行配给的，也就是党中央机关、各级党委员会成员和居住在平壤中心地区的居民为供应第一位，军队和跟军队有关的人员为第二位，

第一、二位的人口为中心阶层，任何时候都会无条件供给粮食，特级企业（大企业）员工为第三位，一般居民为第四位。估计第一位有100万名(占总人口的4%)，第二位约有150万名(占总人口的6%)，第三位约有400万名(占20%)，第四位约有600万名(占30%)，此外不能纳入到配给体制的农民阶层人口约有 800万名(40%)。

国际援助幼儿粮食，被挪用优先供应军队

2006年美国北韩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认定，“南韩援助的大米中大部分被利用为北韩军军粮。”委员会指出对北韩援助粮的90%以上被作为战时储备粮或者发放到各个部队作为军粮，其他10%依次分配到属于军备经济的第二经济委员会管辖下的机关、企业和党政机关等。

北韩宁要核武不要裤子

中共扶植的北韩政权不仅给北韩民众带来饥荒和灾难，在民众饿肚子时，还宁要核武器不要裤子，更反噬中国，在中朝边界进行核武试爆，带给东北核污染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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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共产党要毁灭全人类篇（3）

编写：爱德华

苏联共产党执政后，发生过三次饥荒，分别发生在1921-1922年，1932-1933年，及二战后的1946年-1947年，其中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总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

1．1921-1922年大饥荒

苏联共产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要求农民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来支援红军和工人。为落实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携带武器的征粮队，常常将农民们的粮食种子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上来。这直接导致了农村不愿意种粮或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不合作行动。农业急剧萎缩，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悲剧。

大饥荒迫使苏俄政府从1921年3月起实行过渡式的新经济政策，准许农民拥有剩余粮食和进行贸易。

1922年秋天，苏俄的饥荒严重程度开始缓解。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迄今尚无定论。1986年出版的《苏联农民史》称大饥荒共造成了100万人死 亡。苏联学者B.II.达尼洛夫则在《集体化前夕的苏联农民》一文中称：此次饥荒的死难者“有520万人”。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研究员季马·费奥多罗维奇在2008年撰文指出，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去了500多万人。

苏联政府当时借助作家高尔基发出呼吁，吁请国际社会伸出援助之手。美国是最早作出回应的国家之一，美国救济署从美国购买粮食运抵苏俄境内，截至1922年7月共计运抵苏联72万吨粮食等食品，高尔基曾盛赞华盛顿出手挽救了至少900万条生命……。

2．1932-1933年大饥荒1932-1933年大饥荒的灾难性远超过1921年，主要原因是苏联官方对国内和国际社会掩盖真相，致使饥民得不到任何救援，而且大饥荒期间苏联仍坚持向国外出口粮食。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的报刊都严禁谈论1932-1933年大饥荒，提及灾荒的人以“反革命鼓动”罪名入狱。

1932-1933年苏联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2000年乌克兰展示的克格勃档案显示：仅乌克兰就饿死700万至1000万人。平均每天饿死2.5万人。这一数字相当于乌克兰当时全国人口的1/4以及乌克兰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口的一半。

乌克兰大饥荒的幸存者说，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饥荒达到高峰时，乌克兰农村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再食用的事件。

1932-1933年饥荒直接原因

苏联大饥荒起因于斯大林政权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和恐怖统治，在农村没收粮食和食品，然后把这些粮食出口用来换取西方机械设备满足苏联工业化运动的需要。

集体农庄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尤其严厉的是违反者以刑法处置。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13.2%，土豆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7.5%，而国家在将粮食出售给农民们的时候价格高得惊人。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由于乌克兰是欧洲粮仓，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根据《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 1900—1990》一书，从1933年起，苏联官方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用“生物学产量”，极端夸大农田的产量，目的是 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以致于30、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苏联专家到了50年代都试图在研究的时候纠正30年代到 40年代的数字。

许多新的研究显示，由于农民当时对集体化农庄运动普遍不满，当局通过大饥荒对农民实施报复。虽然当时苏联有大量粮食储备，但当局并未拿来帮助农民，乌克兰农村当时甚至发生过食人事件。

苏联政府当时把整个农村封锁，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不让农民流动和进入城市，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乌克兰饿死的人，大约占当时乌克兰人口总数的13%，其中绝大多数饿死的人来农村，乌克兰人口与社会研究所最近发表了新的有关研究报告透露，在30年代的大饥荒中，有大约4百万乌克兰人自农村，其中的1百万人是不满10岁的儿童。当时全苏联有8百70万人饿死。

最新数字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兹洛夫提出的，他认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的总死亡人数不少于700万，其中乌克兰人有300—350万。这个数字基本上与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一致的。一般来说，后几个数字在学界得到了更多的认可。

3．1946-1947年大饥荒

苏联历史上的第三次大饥荒发生在1946-1947年。二战之中，这场大饥荒在苏联许多地区已经开始，二战的结束后，饥荒蔓开始漫延开来，愈演愈烈，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有的地方开始人吃人。

与前两次大饥荒相比，战后1946-1947年大饥荒中苏联死亡的人数有所下降。原因之一是苏联民众已在一次次的灾荒中学会了自救，包括大面积的盗窃。这种行为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仅1946年秋天就有5.3万人因为偷盗粮食而受到惩处，其中3.6万人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其次，此时的集体农庄农民已经可以拥有一块不大的住宅旁自留地。这往往成为农民的救命田。

饥荒发生的深层原因

乌克兰哈萨克饥荒最严重

大饥荒最严重的是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其次是哈萨克斯坦。而饥荒程度较轻的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等地。

大饥荒造成死亡人口各族裔并不均衡，大饥荒造成城市死亡人口中，81.3%是乌克兰人，4.5%是俄罗斯人，1.4%为犹太人，1.1%为波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白俄罗斯人、匈牙利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死于大饥荒。

除了大饥荒外，1932年到1933年，苏联还对抱有民族主义观点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作家等民族文化精英进行了清洗。因此有高达80%的乌克兰人认为，大饥荒是对乌克兰的民族灭绝行为。

在饥荒的发生原因上，20世纪40—70年代西方研究1932—1933 年苏联饥荒的论著中，多把饥荒说成是苏联高层有计划的活动，目的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消灭乌克兰人。到了80年代，詹姆斯·美斯、罗伯特·康奎斯特等西方研究者在著作中把饥荒与苏联的民族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饥荒是苏联领导人为种族灭绝乌克兰人，最终征服乌克兰而制造的。他们的观点得到С.库里奇茨基等 乌克兰研究者的肯定，并继而提出，乌克兰“大饥荒”的发生“不是不明原因的偶然现象，而是饥荒恐怖，以及种族灭绝政策和极权主义措施造成的后果”，旨在种族灭绝乌克兰人。

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政治家和学者指出1932年——1933年大饥荒是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

世界上目前有数十个国家政府或是议会已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 民族灭绝行为。

基辅的一家法院2010年裁决，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一批当时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是大饥荒这一民族灭绝行为的责任人和罪犯

但不管其真正原因是什么，都是共产党对人类的灭绝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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