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暴政录: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案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11)

编写:爱德华

1967年6月18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琪、北京外语学院刘令凯等人组织一个红卫兵组织,全称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组建时不到100人。其宗旨是炮打周恩来,认为周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由于炮打的是忠实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周恩来,该组织的活动立即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注,该组织很小而且影响甚微,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加了一段话:说“……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 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该组织被取缔并逮捕张建琪、刘令凯等人,押送至天津劳改农场改造(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张建琪在劳改农场高喊反毛口号,张被再次逮捕,加判15年徒刑),问题基本上解决。可中共为整人不断地找借口,极力夸大这个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范围。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进一步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该文件并未明确规定‘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和界限。当时,中共指示,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所谓的‘三指向’其实是可以做出多种解释的,这使清查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而‘三指向’与以往的‘反革命’罪不同的是,它很容易被延伸到‘文革’ 中最活跃的‘造反派’身上。因此,很自然地‘清查’运动的矛头就指向了在校大学生里‘文革’初期的积极分子。从吴德的话也可证实这一点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文化大革命初期,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人曾经被称为学生造反派“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中共利用红卫兵造反达到目的后,就丢弃,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从1970年初至197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全国约有300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连同受牵连的家人超过千万。

在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总共只有120多名教职工,其中108人被打为“五·一六”分子,该校数名师生被整死。

外交部3000名职工,竟有15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许世友在南京抓了20多万名“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其速度之迅猛、打击之面广、斗争之残酷,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他运动所罕见。在深挖中,毛泽东不断发指示: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革命的学生要联合,打倒反革命“五·一六”;林彪则发指示:抓“五·一六”一个都不能放过;在这“一个都不能放过”的指令下,宁可错抓百万,不可放走一人,许多甚至没有听说过“五·一六”组织的人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具有讽刺性的是有些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的领导和骨干,如陈伯达后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9.13”事件后,林彪被名列操纵者的首位,深挖“五·一六”的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迟明堂,后来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李震也自杀身亡。“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文革中的大冤案之一,利用运动杀人本就是中共的一贯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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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维基百科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龙去脉 ,360doc个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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