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洗劫中国农民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谋财害命篇(3)

编写:爱德华

 

目录

粮食统购统销概述

统购统销实质

统购统销饿死人、逼死人

粮食统购统销与大饥荒

 

粮食统购统销概述

如果说土改是中共对土地所有者的抢劫,那么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对农民的农副产品的变相洗劫——至少是强买强卖。“统购统销”就是国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强迫农民交出所谓的‘余粮’及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等等。

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1949 后中共为了省钱,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而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却在增加,从而造成粮食紧张,当时全国农户有一亿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嫌困难和麻烦,中共为了控制粮食资源,强迫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农业集体化、生产队化、公社化。

所谓“统购统销”其实就是国家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农民交出所有‘余粮’,再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给城镇居民定量口粮,农民除上交“公粮”(相当于地租)外,中共定义的“余粮”全部上交后,剩下的粮食才是自己的口粮,种子及饲料,问题是“余粮多少”由中共政府说了算,除城镇居民外,中共政府还出口粮食搞钱 、外援,就从农民口中夺食,定下高额“余粮”指标,收成时,生产大队先把“公粮”,“余粮”等等全部上交后,才分配社员的口粮。这些口粮根本不够吃,到来年春天就食光了,当时连原本富庶的浙江,都有农民在春荒时到江西等地讨饭,到八十年代就没有这种现象。

统购统销实质

统购统销,从1953年开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

中共不仅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等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对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计是4481亿元(徐从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裂,拉大了城乡差距。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贡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和“两弹一星”。

统购统销饿死人、逼死人

开始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造成了农村粮食十分紧张。国家收购的本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中共把余粮的指标定的很高很离谱,先完成征购,再安排生活,粮食收下来一律就地征购,甚至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都收走。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页),

毛泽东说:“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从毛刘的这段话,你就可以推测为何农民会饿死了。

可见毛和中共领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对农民的口粮剥夺其实并非“仁政”;但在他们看来,必须服从于他们坚信的打赢“世界大战”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因此,为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必须施以政治压力。

中共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有些地方,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遂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1954年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对农民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抗拒,中共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因抗拒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到,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杭县开扩大干部会时,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

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中共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 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

 

但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中共都当成是农民中的反对社会主义的的呼叫声,当做反革命煽动的结果。

中共不仅无视农民的饥饿状况,而且加大统购和出口粮食,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反抗。在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湖南常德地委做出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2页)。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页)。

反右时期,中共在农村以“统购统销”的名义逼死好多人,比城市里的反右更狠。

1957年在农村与反右同时开展的叫“社会主义大辩论”,主要针对1953年强制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优劣展开的辩论。名为辩论,实际上是必须服从。如果你说‘统购统销’不好就批斗你,直到整死你。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资料:1957年9月份在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8省农村大辩论中自杀身亡的农民的统计数字显示:仅仅一个月湖南死400多人,四川217, 山东93,河南77,河北58,贵州181,广西276,青海11。

 

粮食统购统销与大饥荒

统购统销强行把农村的粮食征购一空,是造成1958-1962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表,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 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决不会饿死人!

粮食库存本是国家应付灾年需要,但却成了中共饿死中国人的手段。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统购统销,维基百科

赵宗礼:粮食统购统销中的极端做法, 炎黄春秋杂志,2016年第5期

宋永毅:粮食战争:中国大饥荒的起源 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粮食战争: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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