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博客

——中共假抗日、真卖国（21）

编写：爱德华

目录

中共把抗日国军当作敌人消灭

国军开始时却把中共当成抗日弟兄

统战

分化离间

突袭和各个击破

趁国军日军开战期间抢国军地盘

前面讲的许多战例都是抗日国军在中共的打击面前似乎不堪一击，除了中共地下党的因素外，究竟是什么原因？

中共把抗日国军当作敌人消灭

毛泽东在1939年之后一再命令打击的主要敌人——“国民党顽固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国民党顽固派，虽然今天还在抗日，但明天一定会投降”，所以，要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即中共把抗日国军当敌人消灭之。

国军开始时却把中共当成抗日弟兄

以“河北民军”为例，其创始人张荫梧派遣得力助手潜入河北各地联络活动在那里的小股武装，并到郑州、武汉、西安等地招收流亡学生和爱国青年，成立“河北民军”游击抗日。张荫梧以为中共是抗日兄弟，张荫梧让留日学生、共产党员温健公当秘书，温健公甚至在张的干部短训班里公开讲《八一宣言》，请共产党高官杨秀峰以北平名教授名义到四存做过报告。聘请在山西、河北一带的八路军代表做教员（其中有朱瑞），讲授游击战争和抗日救国道理，而中共借机了解民军状况，统战和发展自己人马。后来数万人马的抗日武装“河北民军”竟被中共消灭。

统战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前，陈毅已对国军陈泰运、李明扬、李长江部渗透，开战后李长江按兵不动，唯有韩部嫡系部队孤军深入，使得新四军得以集中全部主力，从韩德勤侧翼穿插偷袭，韩德勤所属部队在进军黄桥途中被击溃。而与早已暗通款曲的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毫无损失。

分化离间

新四军过长江到江北后，1940年7月，陈毅担心驻地郭村离日军江防部队太近，故东进攻占韩德勤部队驻守的黄桥后，

新四军假装采取了退让姿态，极狡滑地请找地方名人调停，获得了舆论支持，韩德勤提出要新四军交回黄桥，陈毅竟满口答应，9月30日，新四军撤出姜堰，却并不将姜堰交还韩德勤，而是通知非韩嫡系的李明扬、陈泰运前来接防。李明扬大喜过望，不仅不通知韩德勤，甚至也不知会陈泰运就单独前来接管了姜堰；于是新四军又另送给陈泰运一百多条枪，这些离间收买的举措进一步分化了国军。

突袭和各个击破

中共要消灭抗日国军的狼子野心尚未暴露时，他的策略简单而毒辣，便派些机智而善辩的官员与国军将领商讨如何合力进击日军。

在取得国军的信任后，到了计划的适当时间，他们突然向国军发动猛袭，把毫无准备的国军消灭。中共消灭国军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孙殿英的新第五军，鹿锺麟军队就是用此招术。

１９４０年３月，八路军集中平汉路西第一二九师等部13个团的兵力，在河北省磁县、武安县、涉县及河南省林县地区进行磁武涉林战役，决心先消灭孤立突出的朱怀冰部，让埋在孙殿英部的中共地下党靖任秋争取鹿仲麟、孙殿英部中立，然后在各个击破。

趁国军日军开战期间抢国军地盘

趁国军和日军开战期间，主力都在前方，后方空虚，都是些老弱病残，共军在国军后方趁机偷袭国军，抢国军地盘。

以豫湘桂会战（日方称之为「一号作战」）为例，日本陆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集中80% 侵华部队于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贯穿三地进行的大规模攻势，日寇攻陷郑州、洛阳、许昌、郾城等38座城池，但小城市等国军还驻守着。

这时中共军趁机攻打这些国军，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共完全是配合日军打击国军。

中共决定向河南“敌后”进军，这个“敌后”，可不是日军的后方，而是国军的后方，这个“敌”是指国军而不是日军，彭雪枫奉命“西征”，8月越过津浦铁路，行至小朱庄，首战国军王传授部，歼灭国军千余人。

9月11日，在河南夏邑东八里庄围歼国军李光明的战斗中，彭雪枫将军亲自指挥战斗，正当战斗快结束时，被流弹击中，彭雪枫将军是在抗战之中，一打再打、只打大打正在抗日的国军，他绝不是为抗日而死，更不是为国捐躯，而是为共产党而死，为破坏抗日战争而死。

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不到前方打日寇，却把抗日国军当成真正的敌人来打，消弱抗日力量，在抗日中完全起负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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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抗日、真卖国（20）

编写：爱德华

与新四军和中共情报系统一样，中共的另一只部队八路军在抗战中专打国军、破坏抗战的手段也是也极其毒辣，下面为八路军破坏抗日部分事件。

1937年

中共九月间进入山西设立各军区及公署，并派出一万余名干部至国军各部队渗透。

1938年

１.张荫梧将军在河北省组织抗日民军，在沿铁路线一带牵掣住日军。中共以贺龙为首的一二零师进攻河北张荫梧等抗日民军，减轻日军在华北地区所受之牵制。

2. 中共一二九师刘伯承趁二战区与日军激战时率部突破东阳关，使临汾附近国军遭日军包围。

1939年

1. 贺龙一二零师进入冀中平原袭击国军。

２. 成立江南、江北指挥部(新四军系），持续袭击国军并于十二月策反国军江西十个铁血团，同时将国军进攻日军计划密告日军，使国军反攻战略挫败。

３. 于河北攻击孙良诚、高树勋，于山东攻占省政府。

1940年

1. 3月中共用诡计骗取国军信任后，以各个击破的方法突袭国军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孙殿英的第五军，鹿锺麟军队，５–1１日几天的血战中，共产党几乎屠杀了近六万抗日同胞，而日本军队却是悠闲地驻在不足五十英里外的地方。

2. 八月于山西袭击赵少铨军，劫持其两位团长使该部战力几乎瓦解。

3. 九月趁日军全力进犯中条山时袭击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部，最后该军遭日军包围，武士敏军长壮烈殉国。

1942年

中共举行延安整风运动，加强政治控制，并对中国大后方进行政治渗透，炒作物价，增加社会动乱，使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1943年

1. 于国民参政会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共军于抗日时期创立之一切政权及武装部队以及恢复新四军并准许扩编四个军十二个师。

2. 发起史迪威事件，间接促成美国错误评估亚洲情势，最后美国与苏俄签订雅尔塔密约出卖中国利益。

1944年

与日军订下密约，进行“平行运动”与日军一同攻击国军，同时要求国民政府给予共军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并要求改组统帅部，动摇国军军事部署。

整个抗战期间，中共还种植贩卖鴉片毒害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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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抗日、真卖国（19）

编写：爱德华

目录

资料披露中共大量种植贩卖鸦片

中共抵制国民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

中共拒绝边区烟毒检查

“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死于烧制鸦片

中共无力的辩解

边区内禁毒，却把鸦片倾销国统区。

资料披露中共大量种植贩卖鸦片

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使用法西斯三光政策亡我中华，全国各阶层人士团结救亡，数百万国军将领及士兵，用生命、用热血，在抗日沙场上与日军浴血奋战之际。中共在后方种植鸦片、走私全国、毒害同胞、收刮民脂民膏、聚敛不义钱财，摧毁抗战人力、物力、财力及后备兵源。

中共是在抗日，还是在助日，想他自已心中自有数，为掩盖种植贩卖鸦片，中共文件中一律保密，并用“特产”、“特货” “土特产”、“肥皂”来掩盖大烟的名称。然而，谎言毕竟要露出马脚的，中共种植和售卖鸦片，在以下的文件及资料中可以找到丝蛛马迹。

中共占领区《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抗战时期苏联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

当时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的日记。

国民党当时的原始文件（内部原始档案）。

学者陈永发教授的专题论文《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

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美国记者斯洛的记载。

美国人卡萝尔·卡特写的《延安使命》。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编财政卷》。

《中共中央西北局档汇集》中的《南泥湾调查》。

北京学者张耀杰的实地调查。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

《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讯、日记集》。

这些资料都是独立的来源，互相印证。撕开中共的谎言，由于编幅，选取部分如下：

1. 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一九四五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明文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管制烟土出口、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暂行办法》于本县中心集市设立烟土总行，统一管理烟土行之经营与税收事宜，此文件可从网上找到。（注：“淮太西”县系河南之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之一部划编而成，隶属于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该专区又称水东专区，因地处新黄河以东，即所称水东办事处）

2. 《延安日记》

原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中提到：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其他一些根据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相对少一些（也不能说没有，淮太西县是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挡案中提起浙西根据地也种植鸦片）。

3. 鸦片专员任弼时

当年任弼时还是延安的鸦片专员，任弼时对美国记者斯洛说：“往年，我们延安苏区根据地生产出的棉花、布匹，一车车拉出去，换不到什么根据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来，我们改为种鸦片，一车车鸦片拉出去，一车车的枪支弹药、食盐和医药等急需品满载而归，延安苏区根据地一天天地扩大着……”。

中共通过将中共军队种植的鸦片贩运到国统区和日占区，进而为中共的发展壮大提供资金。

4. 谢觉哉日记

从谢觉哉日记中把鸦片称为“特货”，对于“特货”贸易，《谢觉哉日记》写道，“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而不知他的责任是在推销黑白二物以弥补财政上赤字”（1944年1月18日）与“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趣语：……‘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货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

1944年4月9日又记，“据调查边区存储器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可见，经营“特货”的收入，不仅足够使用，减去开支，还有不下两亿元顺差。不难看出，“特货”的经营几乎是延安（中共）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

成了共产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5.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陕北北面的三边一带，盛产鸦片”

6. 国民政府挡案中的有关的解密记载

鉴于鸦片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民政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挡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档案记载概要：

1940年10月29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

1942年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

1942年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

1944年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

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抵制国民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

为抵抗日本侵略，复兴中华，国民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其中就有禁毒，禁赌，使国民有强壮的体质，提倡礼义廉耻， 但中国共产产党认为新生活运动是奴隶式运动，礼义廉耻是野蛮行为，孔孟学说则为反动，中共以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大量种鸦片，倾销到国统区，戕害同胞、败坏民众体质、配合日本的侵略。与国民党禁止种植鸦片以及交易的政策相比，中共则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残害民众、危害国家，可见中共满口的“为人民服务”不过是精致的谎言而已。而国民党在道德和实践上都远远高出中共。

中共拒绝边区烟毒检查

在国统区舆论的催促下，对于晋北的晋绥边区及陕北的陕甘宁边区广种鸦片，并将鸦片运至国统区贩卖的现象，国民政府曾于1943年4月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烟毒检查团赴陕北调查，但遭萧劲光拒绝。他说：“边区烟毒，早经禁绝”，致使调查，无法执行。

“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死于烧制鸦片

北京学者张耀杰披露，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实际上是在烧制鸦片时，窑洞坍塌被活埋而死。

张耀杰说，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中共自然也了解烧制鸦片的名声不太好，因此参与者必须是信得过之人，即既要能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而“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中央警卫团战士是首选。据说，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

中共无力的辩解

中共贩卖鸦片被爆光后，中共辩解说“特货“是”食盐。这完全占不住脚， 因为在1943年，边区曾经有人提出是否实行“特货内销”，这迅速引发争议，最终遭否决。难道中共是由特殊的材料制成的，不用食盐吗。

1944年3月14日《谢觉哉日记》评论道：“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编财政卷〉也完全否定了特货是食盐的说法,里面单独出现了特产收入一项,在统计表里是和“公盐”（1942年）“盐税”（1943年）并列来看，特货和食盐不是一种东西，更不是烟草，因为烟酒类也是另项列出。

洪振快2013年发表在《炎黄春秋》的文章认为“特货”就是鸦片。新华网《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一文中大生产运动一节也提到：“据《解放日报》报道，到1944年8月……（镇原县三岔贸易支公司）当年输入粮食1500石，合金额125.6万元，棉花合金额42.4万元，杂货合金额27.32万元。输出食盐120.3万元。牲畜1505头，特货（大烟）1200两。”

边区内禁毒，大量种植鸦片倾销国统区

陕甘宁边区对内推行禁毒，禁止边区内部的抽鸦片，种植的鸦片却销售国统区和日占区。

王震的三五九旅把收获的鸦片由专门雇来工匠加工成烟土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但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

抗战期间，中共和日本人不仅交流情报密切合作以打击抗日的国军，中共甚至可以利用日本人的运输路线运输鸦片，抗战时期中共利用津浦、京汉两大铁路或天津至上海的日军海上运输路线输送鸦片，贩售至国民党区。二战结束后，中共为防止国民党军占领华北便把津浦、京汉两铁路摧毁，造成南北交通不便。

抗战结束后的内战时期，中共一如继往的贩卖鸦片，1945年11月施朝晖接获中共指示在中国北方设站输送鸦片，作为地下工作资金来源，派令由晋察冀军区城工部发出，在中共晋冀鲁豫军区取得鸦片，1946年2月晋冀鲁豫地下工作人员（瞿、白两人）接手完成输配任务。

也许是种植贩卖鸦片的报应，中共第一代高官许多是吸毒的，在云贵一带有专门种植鸦片特供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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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抗日、真卖国（18）

编写：爱德华

目录

成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日苏中立条约——互相承认外蒙古及满洲国

三区叛乱和日军一号作战攻势同步进行

出兵东北，抢抗日胜利果实

成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9.18日本占领东三省，中共认为机会来了，趁国难当头发难，在苏俄的指导下，继续武装叛国。“9.18”事变五十天后，1931年11月7日苏联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率先分裂中国。

其宪法开宗明义“武装保卫苏联”，“承认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以脱离中国。这比七十年后台湾的李登辉所说的把中国分成“七八块”，大胆放肆并早得多了。同时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苏”字缘于苏联俄语汉译“苏维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有国旗，国徽，军队，该政权发行的独立货币，是将苏联领袖列宁头像印在货币上。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将外国人头像印货币上，连后来的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也不敢这样作。

这个伪政府建立后立刻接受苏联的命令，在全中国制造种种的动乱和暴乱，把一个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内忧外患的中国。使积极准备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既削弱了自身的对外抵抗力量，又增强了外敌的侵略野心。

日本侵华已经发生，中共不提“保卫中华”，却要“武装保卫苏联”，因为日军占领东北后对苏联远东构成危胁，日本还没有对苏俄动手呢，中共却急于要“武装保卫苏联”,不愧是苏俄子孙，其对苏俄和中国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日本效仿苏俄在华成立的卖国卖族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来分裂中国的作法，在“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五个月后，1932年3月1日，日本便要挟溥仪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州国。 所以，苏俄才是日本的老师，中共才是溥仪的榜样。只不过，溥仪对日本有戒心，仍然要“认满为祖”，所以他还要将国号定为“满州国”；中共则对俄极度忠诚，干脆“认俄为宗”，披着中华的外衣，而将国号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在苏联的国庆日成立，是要完成斯大林要他们在中国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溥仪的“满洲国”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一样，同为汉奸卖国政权，都是对中华民族的无耻背叛。以程度而论，苏维埃政权的傀儡性质远超过日本人扶持的两个汉奸政府，溥仪和汪精卫至少还有恢复祖业或曲线救国的理由，形式上还是中国人的政权。共产党则是毫无掩饰，不仅国号苏联化，各级政府机构彻底苏维埃化，连发行的钱币上都刻着列宁的头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苏联是公开的宗主关系，其割据地称之为“苏区”，并以“武装保卫苏联”为建国宗旨，全面抛弃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自尊独立地位，成为中华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汉奸傀儡政权。

日苏中立条约──互相承认外蒙古及满洲国

沙俄一直在实施肢解中国的策略，清末沙俄企图将外蒙古从清朝分离，故不断煽动外蒙叛乱。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沙俄遂煽动外蒙独立，但未得任何国家承认。1920年，在苏俄的资助下，蒙古人民党（即蒙古的共产党）成立。1921年2月，俄国白军入侵外蒙，击败中国守军，占领库仑。1921年6月，俄国红军紧接着入侵外蒙，并在蒙古人民党（即蒙古的共产党）的协助下，击败俄国白军，实际控制外蒙。1924年，外蒙傀儡君主博克多汗突然死亡，蒙古人民党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苏联时期，蒙古国事实上是苏联的附庸国，并未得到除苏联集团外的任何国家承认。

苏联（含其子孙党中国共产党）和日本互相支持分裂中国，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国共产党表态全力支持。4月15日，中共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声援两国条约，并重申日苏两国条约并未变更中国领土权，反而确保了两地的安全。民国政府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发表声明，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苏日共同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

三区叛乱和日军一号作战攻势同步进行

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后，不仅停止援助中国抗日（除继续援助中共外），还和日本协同合作。三区叛乱也是苏联、中共及日本协同分裂占领中国的一部份。

日本投入了在中国军队的80%的兵力进行豫湘桂会战（日方称之为“一号作战”）。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于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三地进行的大规模攻势。

1942年盛世才发现共产党（含苏共，中共）要使新疆外蒙化后，便脱离苏联控制，倒向民国政府并抓捕共产党人，新疆完壁归回，苏联和中共分裂中国新疆的计划落空，苏联此后积极扶植遭盛世才压迫的各界人士，组织各种武装及政治组织及秘密组织，准备暴动分裂中国。

三区叛乱和日本一号作战协同进行。其暴动时间和日本一号作战完全重叠：从1944年4月起，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和帮助下，“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主席为苏联籍乌兹别克人艾力汗·吐烈。其后，开始一系列暴动，对汉族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屠杀，苏联支持并指挥这些人在三区发动对中国政府的进攻，而且锐不可当，因为三区叛军有坦克、有飞机、有大炮、有骑兵，这一切都来自苏联，装备精良。三区叛乱的领导人有很多是苏联共产党，还有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他们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1945年1月5日，艾力汗·吐烈宣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华民国而独立。三区叛乱正式的诉求就是要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即受苏联控制的东突。

中国共产党对在全国抗日最艰难时刻发动的“三区叛乱”（屠杀七万汉人）高度评价，称“三区叛乱”为“三区革命”。毛泽东的评价为：“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新疆牵制了近十万国民党军队”，“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新疆至今还有三区革命纪念馆，三区革命烈士陵园。

出兵东北，抢抗日胜利果实

美国向日本丢了原子弹，1945 年8月9日，斯大林眼看日本快要宣布投降了，如果还要等到与中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再进兵中国东北，就抢不到战后的胜利的果实了，于是斯大林悍然单方面决定，向中国东北进兵。此后，斯大林却以东北为“人质”，胁迫国民政府，如果再不承认外蒙独立，不承认苏联在东北的权益，苏联红军就占着东北不走，并且还要让内蒙独立。斯大林的这一强盗行径让国民政府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只得于8月14日，有条件地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苏联红军占领东北短短半年时间，所到之处却干尽了坏事，施暴、抢劫、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对中国平民犯下滔天罪行，相比日寇入侵时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红军把日本关东军的军火装备全部提供给中共，而不是给正统合法的民国政府，支持中共打内战推翻蒋介石国民政府。

民国政府和世界都对苏联红军的暴行进行抗议，但中共对同胞遭难，从未抗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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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抗日、真卖国篇（17）

编写：爱德华

1901年，雷鸣远来华传教。1902年在北京成为神父，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1927年，雷鸣远加入中国国籍，在安国教区更积极地传教，并创立了耀汉小兄弟会（1928年）和德来小姊妹会。

雷鸣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极力主张抗日。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当时中国军队伤兵很多，雷鸣远神父率领教友共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为抗日军队担任前线救护工作，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先后被宋哲元和傅作义任命为残废军人教养院院长和前线救护队队长。

娘子关战役结束后，雷鸣远接受了近900名伤员，全部照顾看护、送回大后方。国民政府为感激他的巨大帮助，特于1938年授予他陆海空甲种二等勋章；蒋介石还专门在武汉会见了雷鸣远，委任他为华北战地辅导服务团团长，专门负责在敌后援助抗日游击队。

雷鸣远的华北服务团因此活跃在敌后，不分国共派系，凡是抗日都给予大力帮助。因此，中共的八路军十分痛恨雷鸣远，从1939年起就不断挑起事端，终于在1940年3月9号，中共元帅刘伯承部下将雷鸣远绑架起来，关押在太行山山区的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把他当作国民党间谍，受到6个星期的严刑逼供和酷刑，要他交代罪行──可见抗日行为在中共眼里就是罪行。雷鸣远被绑架的同时，他的几百名医疗工作队有的被俘，有的遇害，就分散了。

这一绑架行动引起了全中国的震动，胡宗南亲自去见刘伯承，要求释放雷鸣远；而刘伯承则一口咬定他的人根本没有绑架雷鸣远，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等等。蒋介石为此大为震怒，立即命令八路军司令朱德保证雷鸣远的人身安全，勒令中共24小时之内必须放人。

4月末，中共被迫释放雷鸣远神父，但他已罹重病。两个月后，饱经酷刑折磨的雷鸣远去世，享年63岁。

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

为了表彰雷鸣远神父卓越的抗日行动，蒋介石还专门写了挽联，其中说道：“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台北的国民革命忠烈祠亦有设他的灵位。

雷鸣远的死，也践行了他说的“我為愛中國而生，我為愛中國而死”，他若不是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中国人那般真正地爱中国，何必去抗日，也就不会遭惹中共如此大的仇恨，不会被中共酷刑折磨了。

雷鸣远神父被中共绑架后逃出太行山后说过很经典的话：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不是人；
　　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

雷震远、雷鸣远的著作《内在的敌人》，该书揭露八路军于1940年皖南事变前突袭国军三个军共6万多人，却没有动不足50英里外的日军。

《内在的敌人》禁书网可下载（https://www.bannedbook.org/forum2/topic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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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抗日、真卖国篇（16）

编写：爱德华

据《内在的敌人》记载：

“国军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孙殿英的新第五军，鹿钟麟军队，这三支军队准备从山西南部开往河北，穿过太行山打开了一条通道，以使国军能够进入河北省向日本军发动全面攻击，并切断日军平汉路的补给线。

国军张荫梧将军已经在河北省组织起民军，在沿铁路线一带牵掣住日军达两年之久，张荫梧必须保住交通线，他须控制住河北和河南间的山路。当这计划完成时，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兵力两万，驻守山路的南端，正好通到河北省平原。他把军队分驻在村庄和山头的堡垒里。山路中间直到河北边境，由鹿钟麟将军驻守，兵力有两万。南端便是孙殿英的新五军，兵力也有两万。

共产党不顾抗日大计，企图切断张荫梧和这山里三个国军的联络线，此后他们便可以阻止住任何其他国军的推进，这样他们便可以获到整个华北的控制。

中共的策略简单而毒辣。当他们看到国军集中到山道以后，他们便派些机智而善辩的官员与国军将领商讨如何合力进击日军。那时候认为共军及国军都有共同抗日目；共产党的狼子野心尚未暴露。

这些狡诈的共产党都有些口若悬河的本事。他们提供人力，技术和经验，只要求与国军兄弟并肩对抗中国的敌人──日本，他们装出热诚和恳挚，一再提出这种要求。

他们的要求被接受了，他们把一部分军队开进山地，驻守在九十七军和鹿钟麟军队的中间，他们还送国军棉衣等，他们的训练和良好举动消灭了任何的猜疑。随后到了计划的适当时间，他们突然在一九四○年三月七日向国军发动猛袭。他们先集中兵力袭击第九十七军，当这军兵力几乎全被消灭后，再于三月八日迅速引还，袭取并消灭了鹿钟麟的军队。

孙殿英准备在九日夜间命令集中兵力突围，但是共产党预料到这一点，当他们以闪电方式消灭了山道北端和中部的国军时，立即迅速南向在九日早晨突袭孙殿英的部队。

新第五军也被共军击溃，几乎是全军覆没，和九十七军及鹿钟麟的河北军遭受同一命运。 一九四○年春季那两天的血战中，共产党几乎屠杀了他们自己的六万同胞，而日本军队却是悠闲地驻在不足五十英里外的地方。”

笔者读到此，都感到惊震。黄桥战役新四军残杀１.１万抗战国军，笔者原以为是中共杀戮抗日国军数量最大的一次，没料到是六万，查到部分资料如下：１９４０年３月，八路军集中平汉路西第一二九师等部13个团的兵力，在河北省磁县、武安县、涉县及河南省林县地区进行磁武涉林战役，决心先消灭孤立突出的朱怀冰部，让埋在孙殿英部的中共地下党靖任秋争取鹿仲麟、孙殿英部中立，然后在各个击破。

１９４０年３月5日2时开始，八路军从国军两师中间突破，左右两翼配合主力猛烈进攻，朱怀冰部遭南北猛烈夹击，溃不成军，遗弃全部辎重及后方机关，向林县方向逃离。至8日，朱怀冰部第九十四师、第二十四师和新二师等部队大部被歼；其残部在逃往林县以南时，又遭八路军别动支队截击，最后仅剩2000余人逃入修武县境内。11日战役全部结束，歼灭万余人，八路军取得胜利。另有地方志说：朱怀冰部被八路軍全歼。鹿仲麟部队到底被中共杀死多少，暂未查到。孙殿英也被歼，因为战后，其部和庞炳勋的四十军整合为二十四集团军。《内在的敌人》作者写的作战时间是７－９日，实则５日－１１日，作者只是根据他知道的据实写。当然，中共都是宣传他们是顽军，是破坏抗日的。

“这是对蒋委员长的重大打击，因为这是共产党不打日本而叛逆国家的首次大规模袭击国军的暴行，他对国共联合阵线所最担心的事情竟不幸发生了。那时长江下游的新四军已经渐有不法行动。但他对太行山的共军叛逆仍保守缄默，因为在传到国外时，这乃是可耻的事。”

蒋介石怕打内战的消息影响国内士气和国际援助。因而不肯公布中共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消息，也不准媒体报导，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其他的沉默正合中共的意。朱德说：“他们不作声，我们也不作声。他们打败了不作声，我们胜利了，何必来宣传呢！” 由于这种种原因，人们都误以为抗战中的国共军队间的战斗都是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是国民党屠杀无辜的共产党人。

“如果蒋委员长在一九四○年把共产党叛逆行动的真况予以公布时，历史也许要改观。但是他没有说出，而共产党便更肆无忌惮。”

新四军快速扩充人马，不断地攻打国军，在1940年3月底打半塔集战斗攻打国军，一九四○年7月和10月攻打夺取黄桥，11月打曹甸战役。

民国政府遇事隐忍的态度使共产党占尽便宜。中共是欺骗宣传的高手，中共不停地撒谎、侮辱，他们认为只要谎撒得大，继续的时间长，人们便会相信那是事实。 共产党宣传机器的效率是国民党无法比拟的，欺骗了无数中国人和西方人。

注：本篇引述大量《内在的敌人》的内容，《内在的敌人》是雷震远神父以其个人的经历和观察写出来的，可以了解中共抗日时期的真实一面，了解当时中国国情，以及人们的思想、信仰是怎样被逐渐蹂躏的，是研究中共历史的珍贵参考资料。 禁书网有下载（https://www.bannedbook.org/forum2/topic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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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抗日、真卖国（15）

编写：爱德华

前面讲的是新四军和中共情报系统在抗战中专打国军、破坏抗战的例子，中共的另一只部队八路军也不例外，它在在抗日战争中干了什么？先说说“河北民军”。

要了解“河北民军”，先必须了解其创始人张荫梧。

１９３０年张荫梧曾出任北京市市长兼公安局长。作为一市之长，他不坐汽车，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公安局原本配有两顿公餐，张荫梧把它取消了。张荫梧缉私缉毒，先后查抄了日本人在使馆区设置的毒品加工厂，破获了东陵大盗案，严惩高利贷等。对于中共的活动，也坚决打压。作为北平市长，官场应酬之事当然不会少，他严以律己，一概拒绝。在北平市长任内，他没有举行过一次私人宴会。除了阎锡山、蒋介石来京，其他人来也概不迎接。 张荫梧对外国人态度冷淡，尤其对日本人，更无好感。由于他概不与日本人来往，以至于一位日本代办发牢骚：“来北平一年，连市长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可以说，张荫梧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京城面貌大为改观。因此他得罪了一批人，此后政治军事生涯失意。

七七事变后，程潜任命张荫梧为保定行营河北民训处处长兼第一战区司法监。

张荫梧即将自己在太原训练的200多学员带至保定，召集旧部成立了河北民训处干部养成所。平津保一带的流亡学生纷纷慕名投奔，人数不久增加到千人。把这些学生被编为4个大队，取名叫“河北民军”。

日军挥师南下，9月保定危急，张荫梧也带领干部养成所全体人马和自己的13县政府、警察局、保安队等2000多人南撤到河北磁县。

在磁县，他收容溃散的国军散兵和各地乡勇，宣布正式成立“河北民军”。

不久日军进抵磁县，张荫梧即带领人马沿太行山进入河南林县。张荫梧本人率河北民训处和其他部队继续西去，进驻山西陵川。

张荫梧部进驻陵川后，张派遣得力助手潜入邢台、邯郸联络活动在那里的小股武装，并到郑州、武汉、西安等地招收流亡学生和爱国青年，张荫梧以为中共是抗日兄弟，张荫梧让留日学生、共产党员温健公当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请共产党高官杨秀峰以北平名教授名义到四存做过报告。聘请在山西、河北一带的八路军代表做教员（其中有朱瑞），讲授游击战争和抗日救国道理，而中共借机了解民军状况，统战和发展自己人马，因而部分民军的领导竟是中共地下党（如杨秀峰，温健公等）。

到1937年10月，人马迅速增加，很快发展到万人，番号增加到五个团。1938年初，张荫梧正式扩编民军，确定了编制，更名为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张荫梧为总指挥，民军下辖4个民军区：第一民军区司令王长江，活动于河南林县、汤阴、淇县。第二民军区司令乔明礼 活动于藁县、晋县。第三民军区司令伍修宪。活动于河南清化、修武。冀西民军司令杨秀峰，活动于邢台、内丘、临城、赞皇 。

1938年秋，鹿钟麟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被任命为河北保安司令。9月，张荫梧奉命开始向河北敌后深入。张荫梧部一进入河北，各种地方武装纷纷来投，张荫梧一时间实力骤增，故中共和吕正操必欲除之而后快。

张荫梧的民军在沿铁路线一带牵掣住日军达两年之久，张荫梧不仅要对付日军，更要对付八路军的策反、进攻：

比较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冀中事件（博野事件），一个是深县惨案。

张荫梧一部队，当时驻在博野杜村，任务是“向保定方向的日军警戒”。12月，中共吕正操致军委会电称日军“分路向冀中扫荡”，为支援吕部，军委会电令张荫梧连同原驻博野的博野民军“于十四日率部北上”，“以阻击保定南下之敌”。不料于十六日午夜后，“忽闻枪声大作”，“惊诧日军何来之速”，交火后才知被八路军包围（中共吕正操部三千余人，突向驻博野北邑及杜村之第一团张荫梧部队同时袭击），至天明，第一团十三大队以及特务中队一部，均被缴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 中共活动真相 二P273]。

1938年11月15日，中共特派冀中军区吕正操、冀南军区宋任穷、青年纵队周光策反击张荫梧的部队。

1939年8月，八路军120师、北上挺进支队和冀中军区部队在贺龙指挥下，在深县南部张骞寺村对这部分民军发动了分割包围并全歼之，所属三个师约一万九千人分别遭共产党军攻击而溃，河北民军大部被中共消灭，张荫梧在孙殿英的部队掩护下突出重围渡过黄河。张荫梧部队在深县被中共击溃后，其部属乔明礼重伤被俘。乔明礼对于中共这一举动非常不满，被俘后对中共冀中军区领导赵金成说：“石家庄日寇出十万买我，死的五万。你把我打成这样，日寇不给你十万也得给你五万，你领赏去吧（《抗战中的乔明礼》， 《人物春秋》）”。因乔明礼之前在冀西与中共杨秀峰关系很好而中共也想利用他故没有被杀。后果然被统战和利用，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乔明礼和高树勛向中共投降。

1940年1月1日，张荫梧之第七抗日纵队在灵寿遭中共打击，纵队长赵侗阵亡。1月12日，共产党乘胜追击在晋县包围第二师乔明礼残部，至此，彻底消灭张荫梧所属抗日部队。

河北民军从1938年初成立，才两年多的时间里，数万人之众，竟被中共消灭，仅剩乔明礼几千人的少量部队（还是中共有意留下的）。

中共是宣传欺骗的高手，每次偷袭张荫梧抗日部队得手后，中共方面并未就此罢休，而是大肆的宣传欺骗，先后印发了《看!张荫梧想干什么?!》、《民八事件内幕》等材料，并将其“罪行”刊登在《冀中导报》和《冀南日报》上，为最后消灭以张荫梧部队打下基础。[《张荫梧和河北民军》]。

中共作到了日本人想作都作不到的事，大大减轻日军于华北地区所受之牵制。中共高官称：“张荫梧自称有部队十万人，估计也就十几个团，绝大部分被我们打垮了，这是冀中军民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死顽固派张荫梧进行斗争的重大胜利。”

中共打掉张荫梧的抗日民军两个多月后，１９４０年３月，就迫不及待地把国军三个军约６万人残杀，而这三个军是要控制住河北和河南间的山路这一抗战交通线，打开山西到河北战略通道，并前进到河北接应张荫梧抗日，见下篇“共产党残忍消灭三军六万人”。

经八路军两年多多次的打击，到１９４０年，数万人的“河北民军”终被打垮。

明末高阳县有个民族英雄孙承宗，在河北省成立“民军”，坚决抵抗入侵的满清军队，最后全家被满清屠杀。张荫梧为纪念孙承宗，才把他的抗日队伍取名叫“河北民军”。

他的命运和孙承宗类似，不过孙承宗全家被满清杀害，张荫梧抗日但日军没能杀了他，但中共却没有忘了他，１９４９年１月，中共接管北京，2月15日他被中共北平军管会逮捕，是“新中国第一起“反革命”大案”的主角，张荫梧入狱后不久，即患胃癌，后保外就医，同年5月27日病死在家中，终年58岁。不过共产党比满清要“仁慈”的多，他可能没有满门被屠，但共产党肯定会送给他家属“反革命家属”的帽子。

张荫梧的一生,峥峥铁骨,担任北平市长期间,便是日本人又敬又畏的人物。抗日战争期间坚决抗日,中共为打击他的威望,诬蔑他、打击他,却无损各方对他的信任。中共乃炮制所谓深县惨案、曲线救国来诬蔑他,但仍无损他在军中的名望,因此中共对他恨之入骨。49年被捕,但始终不愿出卖同僚,对国家忠诚,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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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抗日、真卖国（14）

编写：爱德华

袁殊又名袁学艺、袁军光，曾化名曾达斋，他是“五方特务”(中共、共产国际、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寇)，但归根结底是共产党情报人员，是中共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重要人物之一。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大功。

1931年10月，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中共情报系统的工作。

1932年春，袁殊通过关系，打入了中统局，军统局，后成为日本的情报人员，又加入了青洪帮。上海沦陷后，通过与日本合作，搜集情报。

1.袁殊帮助日寇镇压抗日报人

据知情的老报人顾雪雍回忆：抗战开始后江浙等省沦陷，上海的外国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坚持留守上海的国共两党抗日报人，为抵制日寇新闻检查的要求，纷纷聘请外国人当挂名老板，出现了10多家“洋商报”。国民党方面有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正言报、大中通讯社等，民办的文汇报，中共方面的导报、译报，它们大量刊登抗日新闻和言论，大大鼓舞了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意志。

气急败坏的汪伪日寇决定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抗日报刊和报人，于是派出大批特务身挂手枪手榴弹，公然白日行凶，暗杀和绑架抗日报人，爆炸抗日报社，枪声炸弹声几乎天天不绝于耳，先后有近40位报纸总编辑、经理、主笔、记者、编辑遭到杀害和绑架，大多数报社遭炸弹袭击，恐怖气氛弥漫上海。后来人们发现，遭难的报人全是国民党报纸的人，被炸的报社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报社，而中共的报社和报人却都安然无恙，此事据说是袁殊所为，作为中共党员的袁殊，为实现党性而不惜泯灭人性，残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们，这充分反映了中共的党性要求是多么残忍和恶毒!同时也说明，尽管毛泽东这时在高唱抗日论调，他却已在指使潘汉年和袁殊等在暗中进行破坏抗战的勾当了。

2 袁殊参与中共与日寇的和平谈判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难以实现推翻国民政府而统治天下的梦想，制定了“联日反蒋”的谋略。1941年他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滙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地盘，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3 袁殊主持“岩井公馆”内幕

以岩井英一的姓氏命名的“岩井公馆”，是上海最大的公开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有四幢独立的小楼，令人奇怪的是，却让中共党员袁殊、恽逸群、翁从六(周恩来，李克农点名安排的)当领导，它有几百个工作人员也全是中国人，没有一个日本人，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岩井公馆”实际是中共与日寇合作创办的机构，是中共设在日占区的代表处办事处和特务机构（中共出人及管理，日本及汪伪出钱）。经中共研究批准，成立亲日的“兴亚建国运动”组织，地点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938号的“岩井公馆”，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经中共同意幕后选派：主任陈孚木是潘通过何香凝出面请来的统战人士，副主任由袁殊（化名严军光）担任，协助袁殊总揽人事、财务大权的翁从六（化名翁永清）、负责新闻出版编译工作的恽逸群（化名恽介生）、鲁风（化名刘祖澄）、秘书周静（化名唐埙）、电台负责人刘人寿（化名杨静远）等均是中共地下党员）。

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经常往来于延安、淮南和上海，通过秘密电台或直接指挥袁殊。日寇明知袁、恽、翁三人是中共党员，为什么还会如此重用? 原因是毛泽东既然“联日反蒋”，中共打击国民党抗日情报人员又准又狠，日本人更把袁作为取代汪精卫的备胎。日寇的意图是，先与中共联合消灭坚决抗日的国民党政府，然后再作图谋，再来收拾实力较弱的中共，因此才把中共人员当作自己人，支持他们积极开展卖国活动。

对于与日伪机关合作，中共解释说是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岩井公馆”所有办公室都挂着袁殊手书的“忠诚”两字标牌，忠诚于日寇吗?忠诚于中共吗?其实心照不宣，反正是一样的。

其中一幢小楼是“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袁殊任总干事，他用“严军光”的假名发表了“兴亚建国运动”宣言和不少文章，大肆宣传“中日和平”、“共存共荣”，还号召亚洲各国要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它的活动很受日寇赞赏，日外务省邀请袁组织代表团赴日访问，受到日方隆重接待。其实这个“兴亚建国运动”还有一个隐秘的目的，就是与汪精卫一派唱对台戏，因为日寇虽利用汪精卫，又担心汪派势力坐大，难以控制，才设立“兴亚建国运动”为其对立面，对汪派进行监视和压制、“以华制华”，必要时废掉汪精卫而扶植袁殊或别人代替之。

还有一幢小楼是几十名武装特务的驻地，他们是袁殊用来自卫和抗衡汪精卫势力的。

有一幢小楼的顶层设着秘密电台。中共派驻香港重庆的特务，把国民党和英美的情报发往延安，由延安发到“岩井公馆”再转送给日寇，并把潘汉年、袁殊、恽逸群收集的情报，发往延安和苏北新四军。这个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延安派来的党员，十分可靠。这个电台除袁、恽、翁三人外，是任何人不能进去，对外也是绝对保密的。袁通过这个电台，为中共提供了不少重要的战略情报，如：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日寇决定放弃北进攻苏联的计划，而改为南进攻英美;日伪的兵力部署、内部情况及扫荡计划……这些情报中，有一些受苏联和延安的的表扬，有的则为新四军摆脱被围剿的危局。

袁殊的种种努力，很受日寇赞赏，于是安排他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许多重要职务，如清乡政工团团长、教育厅长、宣传部长、保安司令等，他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

“岩井公馆”对中共的帮助是很大的。中共要员赴上海，上海地下党领导赴苏北，过长江封锁线时都得到袁派人保护。对中共在经济上也有很大帮助。如夏衍在桂林创办《救亡日报》面临经济困难，“岩井公馆”立即拨巨款去资助;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岩井公馆”派人出钱，把大批左翼和中共人员安全撤退到上海和新四军地区去;上海地下党经费困难，有时也得到资助……因袁恽翁对日有功，日寇极为慷慨。1945年抗战胜利，“岩井公馆”解散，袁恽翁三人把“岩井公馆”的所有土地房屋金银证券物资等价值约一亿多元(如今的几十亿)全部交给中共，用来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银行，为中共内战提供资金。所以说，“岩井公馆”又是中共的小金库和输血管!

抗战胜利，大家都知道袁殊是大汉奸，袁自知在国统区呆不下去，袁殊就带了一船枪械去苏北新四军那儿。袁殊在中共占领区成为李克农情报部门人员，从此他又改名曾达斋，在日本军人侨民中选聘专业人员为解放军服务。恽逸群和翁从六也撤往苏北，恽接替范长江任华中《新华日报》社长，他们又都变脸为中共高级干部了。

1949年，袁殊被李克农调到中央情报部门，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袁判刑12年，恽逸群判刑10年，文革中又都加刑和管制劳动，潘汉年病死在湖南劳改茶场，袁坐牢20多年才释放，与潘和袁有关系的2千人受牵连，或入狱或管制。为什么潘和袁这样的中共大功臣反成了大罪犯呢?原因不难明白：潘和袁掌握了毛泽东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卖国罪证，如果泄密，毛将作为汉奸卖国贼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毛为了维护他虚假的名声，就狠心地把他们长期关押灭口噤声，恽逸群出狱时判决书被收缴，还警告他今后不准向任何人讲案情)，这正是毛一贯杀功臣的阴险恶毒作风。

袁殊和潘汉年、恽逸群，都是为毛泽东“联日反蒋”的卖国行为充当马前卒，而成为毛的替罪羊和牺牲品的!

袁殊1980年回到北京。八十年代中共要给袁殊平反，许多人（包括原中共地下党员）上书中共中央反对，说他是真汉奸。其实这些低阶人士不了解内情，袁殊和潘汉年等人的卖国行为完全是在中共高层的指示下作的，故1982年恢复了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1987年死后“荣葬”八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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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抗日、真卖国（13）

编写：爱德华

目录

潘汉年奉命勾结日本

潘提早获得一号作战计划珍贵情报

下狱

平反

潘汉年奉命勾结日本

潘本来原本是创造社无名的小伙记，和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声望相差极远，但他投身中共后，很短时间就成为中共文艺界负责人之一，左翼作家名声再大都要听他指挥。

潘汉年进入中共特科，成为中共著名特务头子、情报专家。成为日本特务头子岩井机关的合作人,为中共提供了大量国民党、汪伪政权、日本高层等情报，参与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潘汉年为中共窃取江山立下“汗马功劳”。

潘汉年抗战期间奉命代表中国共产党与日军取得互不侵犯的默契，并与日军、汪精卫政府紧密交流，55年却遭毛泽东以“内奸”罪名逮捕，坐牢而死，1982年获得平反，被中共中央评定为“优秀忠诚的共产党员”。

据苏联塔斯社驻延安代表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志》中记载，抗战期间，汪精卫伪政府的要人陈公博、周佛海，是1921年中共一大代表，也就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汪精卫则于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共。汪伪政权建立后，中共的潘汉年、杨帆即立刻与汉奸汪精卫联系，之后的一切往来情报，只向毛泽东一人汇报，潘汉年是汪精卫与毛泽东之间的单线联系人。据此，有人称汪伪政权是汪、日、延安三方合股政权。

抗战期间，在袁殊引荐下潘汉年曾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岩井要求日本、中共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专门搜集重庆民国政府、英美情报的单位）在搜集情资，于是潘汉年开始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军、英美动向，同时把日方情报交流电报传回延安。

李士群投靠日本人后，杀了不少军统的人，戴笠对其恨之入骨，决心除掉他。中共党员袁殊兼为军统效力时，戴笠向袁殊布置了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任务。回上海后，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结果袁殊被李士群抓捕。袁殊把被抓消息暗传给潘汉年后，潘汉年镇定自若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对马景星说，“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岩井是日本在华特务头子。岩井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疏通渠道将袁殊保了出来。可见中共和日本人的合作关系有多么亲密无间。

1940年经过中共同意，袁殊引荐潘汉年与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汪伪展开交流合作。1941年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抗日地下情报组织（上海区书记齐庆斌，区长陈恭澍等人被捕），陈恭澍对共产党和李士群联手感到痛心：“七十六号（汪政府下以李士群为首的组织）”是杀人不眨眼的，他们是一伙汉奸、强盗、流氓及共党分子组成的罪恶集团，以往人们以为“七十六号”只是一个罪恶的渊薮而已，但很少人了解，它还在暗中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并协助共党分子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

潘汉年在李士群安排下与汪精卫会面，在上海期间，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还和由李士群介绍的他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会面。会见中，他们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对延安贡献至巨。

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由于岩井与潘汉年的合作关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得到岩井领事馆的护送，潘汉年移往上海并取得日方签发的特别通行证。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汪政府的影佐祯昭会面。

对于与日伪机关合作，中共解释说是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潘提早获得一号作战计划珍贵情报

1944年四月日本增兵五十万攻击中国的一号作战计划(日方称之为“一号作战”或“大陆打通作战”，中方则称为豫湘桂会战，是日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于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贯穿三地进行的大规模攻势）。潘透过与日军的合作提早获得珍贵情报，使中共军队保存了实力，国军则损失惨重。

由于国民党对日情报人员被中共和日本合作毁灭殆尽，国军对“一号作战”一无所知，错估日方全力进犯和永久占据之决心和准备，国军主力和预备队配置不当，致使豫、湘、桂大片国土被占，37天失38城。空军基地、场站被毁。不论军事上还是政治上，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都是一场大灾难。

而中共通过潘汉年提早获知情报，一号作战不仅未遭受损失。相反，由于华北日军主力大部调往南方，与国军陷入胶着状态。中共乘国军及日军激战之际，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各部，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国军后方）乘机局部大反攻，主要是攻占国军后方城镇，恢复并扩大占领区。

下狱

因潘汉年为中共窃国立了汗马功劳，毛对潘是封赏的；中共窃国后，潘汉年任上海市副市长。毛泽东1955年对潘汉年态度剧变，事出有因。

抗战期间，经李士群的周密安排，1942年9月间，潘汉年到南京和汪精卫本人见了面，进行过两次谈话。

这本是毛泽东直接交待潘汉年的“特殊任务”，只有他们俩人知道。潘汉年守口如瓶，绝未透露。

1955年中共中央刚处理过高岗、饶漱石问题，潘很紧张。因为他1942年赴南京见汪精卫一事，只有毛一人知道。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敌伪人员中，已有人揭发了潘当年曾去见汪的事，潘汉年自己却从未向组织讲过！

潘汉年考虑良久，还是决定向老上级陈毅讲清楚。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还安抚他，请他放心，说毛主席既然知道，他说一句话就没事了，公安部门就不会追查此事了。吃了定心丸的潘汉年做梦都没有想到，大祸即将临头。

4月2日，陈毅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潘汉年交待的事情，并交上潘汉年写的材料。毛阅后，提笔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当天下午毛泽东命令：“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可见，毛泽东对潘汉年的态度，自此才是急转直下的。

　　正是潘汉年向陈毅“交心”，触犯了毛泽东之大忌，这才是他突遭下狱并被关到死的真正原因！因为毛泽东暗通汪精卫的秘密，只有潘汉年一个人知道，可能顾及潘的功劳，毛亲自下令，潘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与世隔绝,关押到死，实乃“封口”。为的是让潘永不谈及旧事。从此，潘汉年坐牢直至1977年在湖南茶陵县的劳改农场被折磨死去（22年）， 死后解剖发现肝脏都烂了。而潘汉年的墓碑上只能刻下“萧淑安”这一代名。连不沾边的他的夫人董慧，也被分开长期监禁受尽虐待。“潘汉年冤案”株连大批人，毛泽东的这些行动就是清除他卖国路线的见证人。

平反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其公开恢复名誉。

文革后如果不是因为给潘汉年平反，并且又出于肯定潘汉年功绩的需要，中共高层与日寇的肮脏交易，恐至今也不会透露。有此机缘，部分潘汉年的资料才被挖掘出来，也旁证了中共出卖国家利益勾结日本颠覆民国合法政府的真相。如今过去近七十多年，相关历史档案本应予解密，可是中共对这些档案还是保密，至今不敢向人民作出交代。中共和毛泽东在抗战中出卖中华民族的大多秘密至今还封存在中共秘密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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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抗日、真卖国（12）

编写：爱德华

前面讲的是新四军在抗战中专打国军、破坏抗战的例子，那么整个中共情报系统在抗日战争中干了什么？

中共对日情报系统涉及潘汉年，而潘汉年又牵涉到汪精卫，李士群，袁殊，关露等人。

对于汪精卫，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主张“和平救国”，并与日本合作组建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汪兆铭政权，而被中国人视为汉奸。大家都比较熟悉。故不再介绍。

李士群和袁殊等人，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先介绍李士群。

李士群，前共产党员，曾假意背叛中共投靠中国国民党，成为国民政府情报人员。1938年后，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又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合作，共同杀害抗战中的中统、军统特工而放过中共特工，成功迫使国军势力无法在日占区与中共抗日根据地上立足，1943年周佛海被国民党策反，下令日本宪兵队将其毒死。

1939年汪精卫政权成立后，李士群任特工总部（俗称“极司非尔路76号”或“76号”）副主任兼警卫总队队长。李士群其后升任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长等职。

抗日期间，在汪精卫政权任职期间，李士群对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在南京、上海展开激烈争斗：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星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吴开先等人，都先后被李士群逮捕；在李士群的软硬兼施下，不少军统、中统特务都倒向了汪伪政权，致使国民政府在上海、南京的对日情报工作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戴笠和陈立夫曾命令手下特务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李士群，都因种种原因没有得手。而李士群的秘书关露就是中共派去协助其工作的优秀党员，李士群与中共保有某种秘密联系，李曾秘密安排中共在上海的特务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

国民党抗日情报人员陈恭澍对共产党与李士群联手感到痛心：“‘七十六号’是杀人不眨眼的，他们是一伙汉奸、强盗、流氓及共党分子组成的罪恶集团……它还在暗中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并协助共党分子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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