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博客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共产党要毁灭全人类篇（2）

编写：爱德华

《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

否定神的辩证唯物论

马克思对宗教的论述

列宁对宗教的论述

打压宗教

世界最有害十本书

共产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奉为圭旨的有：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唯物辩证法，那么这几本书的来历和目的是什么呢？

先谈《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的出现和传播与人类社会工业革命引起的重大变化有关，当时在工业化国家里，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每次都造成大量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企业和银行破产，人们对现实感到失望，从而进行反思，而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与机制还无法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当贫富分化严重时，打家劫舍之类的动乱事件就时有发生，不过在任何朝代任何国家，这些行为不仅触犯国家刑律，也违背社会的传统道德和人的良知。毁灭世界需要暴乱，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产生了，它从理论上把打家劫舍的行为合法化，规模化，合理化，迎合了人的魔性，消灭了人善良的本性，经过列宁的的实践，在二十世纪竟风行天下，把全人带到毁灭的边缘。那么马克思等是如何作到这一点的呢？

我们先看看打家劫舍是如何实施的，埋伏路边，抢劫钱财随机性太大，可能忙了半天也抢不到多少钱财。一般劫匪通过眼线、探子查明谁谁家有钱，及保安等情况，经过踩点，在月黑风高，夜深人静之时实施暴力劫舍，取得财物后就分赃。即有四个要素，抢劫对象，实施抢劫的人员，抢劫手段，赃物分配。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通常为共产党)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纲领之一。《共产党宣言》就是解决抢劫对象，实施抢劫的人员，抢劫手段，赃物分配这样的问题。

《共产党宣言》写到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

“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贯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通过阶级的划分（即资产者与无产者），阶级斗争，以暴力取得资产阶级的财富，及取得政权后的分配等。

他从理论上解决了：

抢劫对象──资产阶级

实施抢劫的人员──无产阶级

抢劫手段──阶级斗争，暴力

赃物分配──废除土地私有制和继承制、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以及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国有化。

如何使抢劫达到规模化呢？《共产党宣言》中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鼓励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动革命。又如何使抢劫达到合法化呢？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并最终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共产党宣言》最后这样写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心中装有天理良心道德的人们，是不会跟随他们进行灭绝人性制造阶级斗争、抢劫私有财产来搞什么共产的。所以他就要欺骗人们、误导人们，使人们摆脱天理道德的约束，完全陷于物欲之中，以便跟随他，受他主宰。

追求美好生活本是人之天性，无可厚非，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法亦属正常；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共产党宣言》却反其道而行之，宣扬阶级斗争、仇恨与暴力抢夺，摧毁人们几千年来的信仰、文化与传统，必将这个世界带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将人类引向了一条灾难之路。

当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后，人们对斗争自然无法产生兴趣。《共产党宣言》对工业中心的英国工人却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不过，马恩对此并未死心，仍然期盼着下一波的经济危机会带来革命的热潮。然而，他们还是失望了，只好转而批评英国工人的“狭隘心态”。

《资本论》

马克思意识到，光靠《共产党宣言》去鼓动革命还不行，他要从理论上去证明资本家的剥削。因为一般人们都认为，资本家投资工厂企业，雇佣工人生产，并销售产品，赚取利润完全是正常的事。所以让工人（无产阶级）去洗劫资本家的财富，工人也不一定去干，即使随大流去了，也是胆突突的，良心上过不去。于是马克思转向经济，花数十年著述《资本论》，马克思杜撰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并作为武器，攻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资本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就是“揭露”资本家“剥削”过程，不用通用的名词“利润”，却用了一个名词“剩余价值”，就是从理论上论述这一问题：即资本家的钱本来就是你（工人，无产阶级）的，只不过被资本家占去了，也就是说，你不过是从资本家手里拿回自己的东西罢了。它解决了抢劫合理化问题。其主要论断是：“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工人付出的劳动有一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那部分劳动就是剩余劳动，它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而所有类型资本家取得的利润都来自这些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应该归无产阶级所有”。

马克思很快就写完《共产党宣言》，因为通篇都是

鼓励去抢去杀的口好，这比较好写，而要编造一个骗人的又要不容易被识破的邪说实在不易。马克思化了毕生心血去写它，还仅仅是手稿。

《资本论》第一部出版于1867年，在马克思去世前已经完成了第二部和第三部的草稿，由恩格斯完成最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在1885年、1894年相继出版。第四部叫做《剩余价值理论》是由卡尔·考茨基在1905年-1910年编辑出版的。《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果然是重磅脏弹，出版没几年，也许是机缘巧合，1917年俄国十月政变成功了，从此百年红潮，祸乱全球。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是错误的，在国外早已经是常识了。马克思有意漏掉：企业家（一部分也同时是资本家）的经营性劳动，二是机器设备所代表的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忽略了地租，市场交易本身存在制度成本：例如信息成本（如何获知市场需求信息，市场价格走向），谈判成本（与上游下游的企业进行协商，签订合同），行政干预成本（政府出台的各种法律法规对于企业生产的限制）等。而资本家正是承担这些制度成本的人。即需要他们付出劳动，才使企业能够运作下去。

经济学说大都是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为目的。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常被归为非正统的或异端的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在经济学领域，剩余价值学说从来没有进入学术核心地位的地带。其实这并不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而是学术领域各种理论相互竞争的结果，如果这一学说在经济学学术领域里已经被淘汰了，至少说明这一学说不再被接受了，没有生命力了。

否定宗教和神

即使经过马克思主义这一蛊惑，认为自己的钱财确被资本家占去了，可有些人还是不愿意去革资本家的命。因为很多人都信仰神，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因果报应，天主教有十戒（不可杀人，不可偷窃抢劫，不可图谋他人财物等），佛教也不能谋财杀人害命啊！。

于是马克思列宁等人采用两种方法：从理论上去否认神的存在和打压宗教。

如能否定神的存在，还守什么戒条啊！于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就派上用场了。它是怎么来的呢？

马克思在上大学时便加入了撒旦教，成为魔鬼教的一员。西方宗教认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因此变成了魔鬼，故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嫉。而撒旦教正是宣扬对上帝和对人类的仇恨（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身为撒旦教信徒的马克思曾在诗中透露：“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

马克思用他的特有的方法否定神的存在，从1843年到1848年，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的形成时期，也是马克思的宗教观的形成时期：它认为世界的基本组成为物质，物质形式与过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持着“只有事实上的物质才是真实存在的实体”。通俗的说：“就是看的见的才存在，才相信，看不见的就不存在，神看不见，所以神是不存在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的。

而神却是不会轻易向人显现的，谁见过神？所以认为神是不存在的。马克思“辩证唯物论”的目的就是要破除人们对神的信仰，不信神了，就不受宗教的约束了，放纵人性中的邪恶,作恶就无所顾忌了。革命起来，杀人谋财害命都不会有后顾之忧了，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和负担了，以达到他们颠覆人类正常秩序的罪恶目的。

为了否定神创论，马克思唯物论中以空想的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人是由猿变来的，是劳动创造了人，这是马克思对人类起源的一种荒唐臆想，却被共产党当成了真理拿来大肆骗人。

唯物论就是要把人变成物质至上、唯利是图、没有人性、没有道德原则的人。

马克思对宗教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大肆诽谤和污蔑。比如：说什么“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有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统治阶级用来压迫劳动阶级的工具，他扬言:“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到：马克思写到：“宗教是人民大众的鸦片。废除作为人们幻想当中幸福的宗教，就是实现他们真正的幸福。要扬弃与这处境相关的幻想，就是要扬弃产生这种幻想的处境”

列宁对宗教的论述

列宁在他的《宗教》一书中对宗教持高度否定：“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关于工人对宗教的态度》中，他写道：“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在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上理论的总根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有的现代宗教及其教会和各种宗教组织都无一例外地是资本家进行反动活动的工具，用于掩饰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对他们进行麻痹。”

尼古拉·布哈林和叶甫盖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宗教的论述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The ABC of Communism）中，他们强烈地反对宗教。他们写道：共产主义与宗教信仰水火不容。

打压宗教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推动国家无神论的同时无不例外地使用暴力手段批判宗教，抵制宗教，消灭宗教，或改造成它们认可的假宗教。

马克思主义学说把传统宗教否定了，把神否定了，自称“我们是无神论者“，叫嚣“上帝死了”，表面上不立神，实则把马克思等首领奉为神，所以有“死后去见马克思”，“它是人民大救星”之说。

在没有上帝下生活的尝试造就了政治偶像，并产生了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恶魔，并引发出红色恐怖和灾难。

共产主义学说否定天堂地狱，却以创建“人间天堂”蛊惑人心，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为天堂，还称它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马克思学说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为打家劫舍提供完备的理论支撑和指导，有了此理论指导，苏联把它付诸实践。自从1917年苏俄共产党窃政后，共产党政权在多国相继建立，它们发动暴力革命，在各地制造了连续不断的冲突和动荡，共产主义企图在人类自相残杀、蹂躏辉煌文明之后，最终将把全人类引向绝路。

一百多年来，共产红潮所到之处，伴随着战乱、饥荒、屠杀和恐怖。其祸害大大超过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共产运动重创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造成超过一亿人的非正常死亡，更多人遭受肉体与精神的苦难。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人间天堂”的邪说，将十几亿人带入了“人间地狱”。其对信仰的迫害、对道德价值的摧毁、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了恶劣而深远的影响，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范围的社会秩序。此邪恶理论和实践是造成20世纪的灾难的主要原因。

世界最有害十本书

几年前评出的1800-1999期间〝世界最有害十本书〞（Ten Most Harmful Books）。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得了最高分74，成为上两个世纪〝最有害的一本书〞。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得分41，排名第二；毛泽东的《毛主席语录》得分38，排名第三。

世界书籍之多，只选10本最有害的，能入选前三是害中之害，毒中之剧毒。可是，中国大陆的几代人，至少读过其中两种，可悲的是中毒之深而却不自知。食物中毒，肉体可能死亡，而精神中毒，则导致良知死亡，幸运的是，《九评共产党》则是最有效的解毒剂。

中国人从小只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违反人性、制造邪恶的邪理的教育，缺乏普世的人性价值观教育，造成大多数中国人连基本的善恶、是非都缺乏判断能力。在正常国家，人们判断事物的标准，不是以阶级来区别，而是以是非对错，以正义还是邪恶来划分，不管来自哪个阶级，对的，善的，正义的，就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错的，恶的，非正义的就会被大多数人抵制。社会的进步应该是真善美战胜假恶丑，正义战胜不正义，而不应该是穷人战胜富人，或富人战胜穷人。

经过近百年的实践，已证明共产主义是最有害的邪说，很多国家都抛弃共产主义，可仍有不少人对它抱有幻想，甚至有人抵制它的消亡，共产主义思潮在自由社会中仍以不同方式出现。因此，明辨共产学说的来由目的，杜绝共产思潮之祸害，对所有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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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要毁灭全人类篇（1）

编写：爱德华

马克思是魔鬼撒旦教的信徒

马克思对他人他国的态度

支持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

否认神的唯物论

为毁灭世界，写下污秽之书

毁灭人类，针对人类和正统观念发起战争

毁灭传统道德

中共邪灵死前拉人作垫背

出路何在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律师家庭。当马克思六岁时，他的家庭皈依了基督教，他早年是一名基督徒，信仰上帝。他父母对他寄予厚望。

马克思是魔鬼撒旦教的信徒（魔鬼也叫撒旦）

然而在他上大学期间，马克思加入了由乔安纳･萨斯卡特主持的魔鬼撒旦教会，成为魔鬼撒旦教的一员。从此他的性格大变，心中充满了仇恨与狂妄自大，引起了他父母的不安和痛苦。

按照基督教的讲法 ，魔鬼撒旦本是天国的天使长，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却偏离了那个世界法的标准，他骄傲、堕落了，他开始荣耀自己、试图与上帝平等，最后反叛造他的上帝。它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因此，就往低层空间掉，它带心性变坏的1/3的天使与他一同堕落，成为魔鬼。它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嫉，在较低层的和靠近人类的那个时空中运行，掌权，表现形式是红龙。撒旦是撒谎欺骗、反叛、混乱之父，他是所有邪恶的根源。它引诱人犯罪、对抗神。

撒旦教宣传对上帝的仇恨，因上帝创造了人类，其内心也充满着对人类的仇恨，要把人类带向毁灭。

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与撒旦签了契约。其后马克思大行魔鬼所为之事：诅咒全人类下地狱，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其加入魔鬼教后诞生的。

马克思在诗作和所创作的剧本中几次写下“渴望向上帝复仇”，并多次流露出对世界，对人类与神的仇恨。例如，他在《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诗中写道：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

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

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

我剩下的只有仇恨

……

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

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

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

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

作者在诗中透露心迹：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

马克思还喜欢复述哥德写的《浮士德》中恶魔（MephistopheLES）的话： “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

马克思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说：

“带着轻蔑，我在世界的脸上，

到处投掷我的臂铠，

并看着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崩溃，

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激情。

那时，我要如神一般凯旋而行，穿梭于这世界的废墟中。

当我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时，我将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诗中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改组、或革新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马克思从世界的毁灭中获得快感，其心中的仇恨与狂妄程度可见一斑。

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那时我将如神一般，……

在雨中穿过各国，凯旋而行。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

我胸中的那一位与创世之神平起平坐。”

这个自白和“我将在上苍设立我的王座”一句，和魔鬼路西法的骄傲之言：“我要升到天上，在神的众星之上，我将设立我的王座。”（圣经•旧约•以赛亚书 14：13）几乎相同。可见他完全被魔鬼控制。

马克思在其学生时代写的一个剧本中，叫《Oulanem》。Oulanem是撒旦教的一个宗教仪式名称，要理解它，需要知道如下背景：

撒旦教有一种祭仪叫“黑色聚会”。在此仪式中，撒旦教祭师于午夜时进行念诵。黑色蜡烛被颠倒放置于烛台上，祭师反穿着长袍，照着祈祷书念诵，但念诵顺序是完全颠倒的，包括神、耶稣、玛利亚的圣名，都倒过来念。一个十字架被颠倒放置或被踩在脚下，一件从教堂偷来的圣器被刻上撒旦之名，用于仿冒的交流。在这“黑色聚会”中，一部《圣经》会被焚毁。所有在场者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不做好事。然后，他们进行纵欲狂欢。

“Oulanem”就是将圣名“Emmanuel”调乱来写。“Emmanuel”是耶稣在《圣经》里的一个名字，其希伯来文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

马克思在其写的剧本《Oulanem》中，认为死后的生命充满了最高的仇恨。作者在剧中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

要理解《Oulanem》这个剧本，我们必须依靠马克思的一个奇异自白。在《演奏者》一诗中，马克思写道：

“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

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

看见这把剑了吗？

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

它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

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

这些字句有特殊含义：在撒旦教的晋阶祭仪中，一柄施了巫术、能确保成功的剑，会被卖给晋阶者。而晋阶者付出的代价，就是用他血管里的血在恶魔契约上签字，于是，在他死后，他的灵魂将属于撒旦。

下面再引用《Oulanem》剧本中的文字：

“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

将以暴烈之势，

握住并抓碎你——人类。

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

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

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

马克思宣称，要以他年轻的充满力量的双臂暴烈地握住并抓碎人类，他自己和人类同时落入黑暗的无底坑地狱。这露骨的表白，证明马克思的使命就是毁灭全人类，让全人类堕入地狱。

圣经中说，魔鬼的结局是被一位天使扔入无底坑地狱之中（圣经•启示录20：3）。这无底地狱是预备给魔鬼和堕落天使的，马克思却想将全人类投入这地狱之中。

而他自己，则会大笑着尾随那些被无神论诱骗的人们。

在《Oulanem》剧本里，Oulanem 死时，马克思写道：

“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

时钟停止了，那微小的建筑倒塌了。

很快我将紧抱永恒，

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

撒旦教的成员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撒旦教的信徒们相信神的存在，只是信仰撒旦、仇视神，想超过神，爬在神的上面（至少要和神平起平坐）。

1854年3月，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Edgar）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的开头，竟然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我亲爱的魔鬼”（My dear devil）。而撒旦教徒正是这样称呼其所爱之人的。马克思的一个女婿爱德华（Edward Eveling）也是撒旦信徒。马克思的好友普鲁东（Proudhon，社会主义思想家），同样崇拜撒旦。德国著名诗人海因（Heinrich Heine）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也是一名撒旦崇拜者，并且在诗中公开赞美撒旦，说撒旦“是个可爱、迷人的男子”。

马克思在病重时，还采用撒旦教的仪式祈祷。他结婚时从燕妮家带来的女佣，后来成了马克思的泄欲工具并生了私生子的海伦还以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海伦不知道马克思信的是魔鬼撒旦。

马克思死后，埋于伦敦的高门墓地（Highgate cemetery），是伦敦地区撒旦崇拜的中心，许多崇拜魔鬼的神秘黑色仪式在这个墓地举行。

事实无疑地表明，马克思是魔鬼撒旦教的忠实信徒。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其实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撒旦。

马克思对他人他国的态度

马克思对自己母亲和妻子的态度。1863年12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两小时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在很多情况下，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妇人，而是其它。我必须动身去Trier接收遗产（笔者注：Trier是马克思的出生地）”马克思心中关心的只是遗产而已。另外，马克思与妻子燕妮关系不好

燕妮两次离开了他，但后来又回去了。燕妮死后，马克思连她的葬礼都不参加。

马克思和妻子生了六个孩子，马克思还严重酗酒，三个孩子因为缺少营养而死，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女儿Eleanor在恩格斯临死前说出马克思有私生子之后崩溃了，从而自杀身亡）。

马克思不尽养家的义务，尽管他有能力赚钱养家，他靠恩格斯而生活。马克思一生从恩格斯那里获得了大约六百万法郎，但仍然不满足，还垂涎家族遗产。

当他妻子的一位九十岁伯父要死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那条老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那位被马克思称为“老狗”的九十岁老人去世后，马克思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知识分子，然而在他们的通信中，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除了大量的淫秽之辞之外，找不到交流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片言只语。

马克思对自己的亲人如此绝情，对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是犹太人，但他却仇视犹太人，还特地写了一本反犹太的书，叫《犹太问题》。他仇视德国人、中国人，蔑视地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是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是“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书中声称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但是却称无产阶级的人为“蠢蛋、恶棍、屁股”，称黑人为“白痴”。

马克思创造“剩余价值论”，号召穷人起来反抗剥削，自己却没付女仆海伦一文工资，还强迫海伦充当性奴，产下私生子。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声誉，恩格斯只好替马克思顶缸，临终时才捅出了这个秘密。共产邪党表里不一、欺世盗名从教父马克思就开始了。共产邪党宣扬所谓关心穷人其实只是为了欺骗人们信奉共产邪教、煽动穷人起来造反为邪党打天下。

马克思拥护北美奴隶制，说：“没有了奴隶制……你会得到混乱——现代商业和文明的彻底崩溃”

支持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

马克思于1853年6月14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其中第四自然段结尾的地方用两个词 hereditary stupidity（天生蠢货）来形容中国人，而作为马克思的徒子徒孙，中共全然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还故意在翻译上为其进行掩盖和欺骗，为其“祖师”遮掩，一直把它译成“历来的麻木状态”加以掩饰。

英国发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马克思支持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并为英国强迫中国吸毒一事辩护道：”看来，历史要先让这些人民全部染上毒瘾，然后才能让他们从世袭的愚蠢中醒来。”看到马克思这样的言论，不知道那些至今还在崇拜它的人有何感想？

否认神的唯物论

马克思与魔鬼签了契约后，马克思憎恨所有神明。

其首要目标是否认神和打击宗教。如果造物主不存在，那就没有戒律，我们也无须为神和任何人负责了。马克思的宣言“共产主义者绝不宣扬道德”确认了这一点。

为了对抗神，马克思熟练地运用了撒旦的伎俩──谎言与欺骗。马克思提出了唯物辩证法（Materialist Dialectics），其核心是无神论。否认神的存在。

马克思作为共产党的教主，用无神论、唯物论来掩盖撒旦魔教的真面目，从而达到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的。

为毁灭世界 写下污秽之书

马克思加入撒旦教后，马克思就已经为自己定下了目标，即毁灭这个世界，搞了个无神论、唯物论，创立了其以暴力斗争为核心的共产理论──《共产党宣言》，以世界的震荡、剧痛、动乱为代价，建起他的王座。

1848年2月，这部被共产党人视为圭臬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开篇第一句直言不讳，不打自招共产主义是幽灵魔鬼：“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事实上，这个幽灵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撒旦。

而这部被信奉共产党者奉为经典的《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自己却把它称为“粪——污秽之书”，他蓄意把恶魔之王——撒旦的排泄的秽物，灌输给被愚弄的工农和知识分子。

马克思压根儿没有想过要为人类、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服务。他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理念，甚至还激烈反对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只是引诱人们去实现撒旦目的的圈套而已。

毁灭人类，针对人类和正统观念发起战争

历史上有过许多革命，每个革命都有一个目标。例如，美国革命为国家独立而战，法国革命是为了民主。只有马克思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永远的革命”，为革命而实施恐怖主义和杀戮，除了癫狂突发的暴力之外，革命再无其它目标。这就是撒旦主义与普通人类罪行之间的区别。

而对于在沙俄犯了杀人罪被处决的恐怖分子，马克思称他们为“不朽的烈士”或“惊人能干的伙伴”。恩格斯也写道“我们进行的美味的复仇”。他经常使用这种措辞：“（俄国）国内的进展多么壮丽啊！谋杀变成了家常便饭”“让伦理道德问题靠边站吧……革命者为达目的，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是对的，包括暴力和表面的顺从。”

马克思还说：“我们发起战争，针对宗教、国家、家乡、爱国心的所有主流观念。”

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后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已成了撒旦的工具，切实在毁灭着人类和世界。

毁灭传统道德和消灭家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共产党宣言》宣称：“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自由、正义、真理、道德，和家庭都不要的魔教会给人类带来什么？那不是毁灭吗！

马克思主义这个魔教，带着毁灭世界、毁灭人类的邪恶目的，与人类传统社会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中共在中华神州篡政，遗祸百年，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六四屠城，中国八千万民以上众众惨遭杀戮。近年来，中共头目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血债帮所主导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的罪恶更是这个魔教邪恶而狰狞面目的暴露。

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度，全都走向极权统治，制造出无尽的苦难和杀戮。

一个信奉撒旦邪教、自私冷漠、蔑视中国、鄙视人类的制造灾难之徒“马克思”，还在大陆被中共供奉为“导师”继续吹捧和崇拜，这不仅是对中共党员的羞辱，更是对中国人的羞辱。

中共邪灵死前拉人作垫背

善恶有报是天理，杀戮上亿人的中共难逃天遣，邪魔无论多凶狂也注定会被天使投入无底坑地狱，但它绝不会因为知道其灭亡的结局而有所改变，因为邪魔的特性就是永不改变。人类可以改过自新或完善，但魔不会，它的本性是与善对立及行恶，就是它的本性和生存目的。它是要毁灭神所创造的人类和世界。如同马克思一入魔道，就要以暴烈抓碎人类、以毁灭世界为乐，这就是中共为什么绝不可能放弃独裁专制，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魔性使然。

中共邪灵知道自己的下场，表现在人世就是从中共头领到体制内官员，上上下下，都知道政权垮台是早晚的事，火山随时可爆发，无可挽救。

然而极邪恶的是，这邪灵却在灭亡前的最后时刻，以政权和国家机器劫持全国人民，将各业菁英、优秀人才和大学生等拉拢入党，成为同伙而一起成为天惩的对象，在同归于尽中得到满足──邪魔要的就是这种毁灭和血腥的满足感，就像马克思在诗中的表白：“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

可悲的是，无论是何种目的成了其一份子的同胞，当你想在“党的怀抱里”求得安稳生活、想依靠党票改变命运、甚而想为“党国”的生存鞠躬尽瘁时，却不知自己是它吞噬的对象，真让人痛心。

出路在何方

红祸横行百年，值得人们反思。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人民抛弃共产党，就是对充斥着暴力思想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否定。世界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共产主义的衰落。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共产党这个罪恶滔天的邪恶组织，必遭恶报、遭清算，天意在解体中共、灭亡中共；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其所有的党、团、队成员都必会受牵连而遭殃。神不会放过作恶多端的中共邪党和狼狈为奸的邪恶党徒，神也不会不给因善良而被共产邪教欺骗的人们一个机会。

天意在叫人们认清中共、退出中共。大江东去，大浪淘沙，在浩荡历史大潮中，希望中华百姓都能顺天意而行，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后，在全世界引发了退党、退团、退队运动，已超过3.86亿中国人觉醒，认清了跟着马克思和中共走下去的危险，纷纷选择“三退”，摆脱共产魔教的控制，选择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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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从不遵守承诺篇(4)

编写：爱德华

《中英联合声明》是中英两国于1984年共同发表的一份声明，承诺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在“一国两制“下享有不同于中国内地的自由与司法独立。

该声明由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签订，当时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都在场见证。《中英联合声明》先是草签后，才正式签署，签署后又经过双方议会批准，随后交给联合国，它在联合国条约辑的第1399卷。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两个国家间的国际协议，而是一份国际条约。

除非这两个国家一致认为，这份文件已经失效，否则，它就继续有效，是一个有法律效力与约束力的文件，中共却宣称《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早就“过时的历史文件”，中方作法事实上是违背自己的承诺。 一国两制 已破产。

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人，诚信和契约精神是得到别人尊重最起码的品质，当然，流氓除外！中共把“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耻嘴脸，一览无余的展现在世界面前。“

而在美方对台军售的问题上，中共却要美方恪守于1972年、1979年、1982年分别签订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比《中英联合声明》更早，是否也是历史文件？

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破产，北京当初哄骗港人和国际社会接受香港「回归」的高度自治、终极普选，现在已无影无踪。

其实一国两制在香港，并非首次实行。一国两制，在1950年代西藏，已经实行过，结局也是全面破产。

达赖喇嘛政府与北京在1951年签订《十七条协议》后，中央接管西藏的外交国防事务，达赖喇嘛政府则继续管理西藏的内部事务。1951到1959年，西藏实行的其实就是一国两制。邓小平更曾在1981年，以北京和拉萨在50年代初的和谐关系为例子，向英国外相推销一国两制.

不过，西藏一国两制在1959年破产，责任并不在达赖喇嘛而在中共。五十年代达赖喇嘛政府内部，存在强硬派与达赖喇嘛本人为首的亲京派。达赖喇嘛曾在五十年代初，极力约束西藏政府内的强硬派，希望西藏的一国两制能够成功。

而中共对四川青海等地藏区的集体化，则激起了当地藏民的武装起义。

中共极左路线令达赖喇嘛的妥协路线失败，最后演化至1959年达赖喇嘛被解放军挟持的疑云下激发3月10日的拉萨起义。中共迅速镇压了起义，达赖喇嘛与其政府要员，即出走印度，成立流亡政府。中共派干部进藏实行高压统治，摧毁西藏的宗教体系和风俗。

由此可见，但中共的极权本性，就是要全面控制社会每个角落、无法容忍边远地区有真正自主的自治。提出一国两制只是让西藏有短暂的自治，只是让藏人放弃反抗，为中共在还无信心全面控制西藏高原时争取时间、集结力量的权宜之计。当年事事迁就中共，奉行「不要激怒中共」路线，真心相信一国两制有机会成功的达赖喇嘛，就像今天香港的泛民主派，怎样也逃不过中共的敌视与打压。

一国两制骗局发生了两次，破产了两次。如果台湾有人还相信中共的一国两制，那人不是中共的人，就是智商问题了。

中共政府的承诺根本就是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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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从不遵守承诺篇(3)

编写：爱德华

1951年西藏（图博）与中共签订「和平协议」，但是为什么藏人的自焚事件仍持续不断？而和平协议为何又牺牲了百万藏人？

中共是一个不可以信任的。任何荒谬的法令、泯灭人性的事都会在中共发生。在中共集权之下，人是牺牲品。他们会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而进行拆迁工厂、夷平房舍，杀人的人数、甚至出生的婴儿数量，都要管控。幻想斗天，斗地，斗人 ,管天，管地，管人。

事实上，西藏早在1951年就被迫和中共签订17条和平协议，保证西藏「60年不变」。但现在看来，和平协议不只无法维持西藏「和平」，还换来了中共政权于1959、1989、2008年三次大规模血腥镇压！

中共签订17条和平协议后，中共逐步毁约，中共不断蚕食和镇压西藏人民信仰，最后藏人只能全民抗暴。1959年，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被迫出逃到印度。造成：

十几万藏人流离失所

百万人在独裁中共统治下丧生

藏人只能不断透过自焚等激烈的方式发声，藏人只能用生命来控诉中共政权！

当初的「十七条和平协议」都写了些什么？

1 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2 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3 根据中共人民政府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4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固有的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5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6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权职。

7实行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8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9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10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改善人民生活。

11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12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

13 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14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15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16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17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共根本是说一套做一套！

对比协议上的承诺与中共实际在西藏的作为，是不是觉得无比讽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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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从不遵守承诺篇(2)

梁思成，梁启超之子，(1901年-1972年)，中国著名古建筑大师，清华大学教授。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而又受到西方现代文明滋养的梁思成，作为中国现代古建筑学的奠基人，他的功绩可以列举很多，而他的深邃远见更是超凡脱俗。

梁思成认为古建筑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他心中没有任何政治的气息和考量，所以，当美军轰炸日本本土时，他能建议保护古建筑构成的日本京都和奈良从而使其避免被轰炸。当解放军找到他要他画出北京的著名建筑和文物表示攻城时要避开时，对共产党从来不了解的他大受感动，非常相信任何新政府都会爱惜我国建筑文物这块瑰宝，因此而决定留在大陆而没有随着国民政府离开。

当中共政权成立要进行旧城改造时，梁思成千方百计要保护古城。他心目中的北京是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的瑰宝，是集中体现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艺术的精华，不论是北京城平面布局和空间尺度，还是皇城与胡同井然有序的安排，以及拱卫内外城的城墙与城楼，甚至小到一座牌楼，无不凝集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因而在他看来，后人的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它，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而不能轻率地改变、破坏甚至由于无知而导致毁坏。不曾料到悲剧也由此而生。

“保卫”北京古城墙

中共建政之始，就决定要拆除北京古城墙。这是梁思成始料未及的。

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说：“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

梁思成认为，“北京是五代之都，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美国首府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他提出要把北京城整个当作一个大博物院来加以保存。

现代都市建设与古城保护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梁思成一开始就预见到了，发展不当必然会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为了从根本上保护北京古城，梁思成和陈占祥(留学英国的著名城市规划专家、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提出在城外另建行政中心的方案(即梁陈方案)，结果自然遭到了否定。退而求其次，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北京古城墙和城楼，他奔走呼吁。

在北京《新建设》中，梁思成为北京城墙做了他最后的徒劳辩护，下面几段可以使我们后人窥见当年辩论的一斑。

毁方：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

梁：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毁方：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梁：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当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毁方：城墙阻碍交通。

梁：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毁方：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梁：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以20节18□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

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起初还属于正常的学术观点的分歧，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升温，不可更改的决策，彻底淹没了他的建议和憧憬，回报他的是一场批判运动。

对梁思成建筑学的批判

有一天，梁思成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彭真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党性战胜了科学理性和人性，于是，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

50年代曾任中宣部理论教育处副处长的于光远回忆说：“对梁思成的批判，上面是彭真负责管，我做具体事……我按彭真的意见，在颐和园的畅观堂组织人写批判文章，不久30多篇批判文章就写出来了，彭真拿到这批文章后，并没有让发表，而是交给梁思成看。彭真对他说：如果你不放弃你的意见，我们就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批判文章。”梁思成原来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不管怎样还是会受些尊重，结果一下看到这么多篇上升到政治斗争高度的批评文章，非常受不了。他是见识过大批判的威力的，梁思成这时就承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

彭真见精神威慑已经凑效，梁思成不想再阻挡天安门的改建，他就没想把大批判的文章送去发表。但那时还是有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没过彭真的手就出来了，并起到了批判的先锋领军的作用，就是时任中宣部卫生处干事的何祚庥自己送到《学习》杂志的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1955年10月2日《学习》杂志)这篇文章共分5个部份，标题分别为：

1‧“梁思成颠倒了建筑学中‘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讲求美观’的原则”;

2‧“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

3‧“所谓建筑上的‘文法’、‘词汇’论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

4‧“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

5‧“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何祚麻在文章中说，“(梁思成)他并曾一再顽固地反对拆除天安门前三座门、反对拆除西四、东四的牌楼。可是，梁思成的这些错误主张，却是一再在实践中破产，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

何祚麻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多么危险啊!要是真按何院士的意思，今天哪里还有“故宫”啊?!北京城简直就是一个到处都是烟囱的破铁厂了。

何祚庥这篇文章通篇充斥着马列邪说的斗争及批判，揭开了北京建筑界阶级斗争的盖子，于是对北京古文物的破坏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梁思成一看何祚庥开炮，赶紧写了一个自我批评。自我批评见报后，彭真下令把所有已写了的文章都送梁思成参阅，但一切报刊不得再刊登有关批梁的文章!于是一场批梁的运动就此中断。“批梁”幸运地中断了。梁思成总算没有被“批臭”，但是，北京古城不幸地被拆毁了。拆除从古城墙就开始了，始于1951年，到文革初期，古城墙和几乎所有的城门被破坏殆尽，经过数千年营造和建设的古文物毁于一旦。

历史虽然已经证明了所谓英明的狂妄无知和愚蠢，但是该做的反省和悔过却很难企及。1994年6月8日，一向勇为政治急先锋而已经成为社科院院士的何祚麻对于光远的有关梁思成被批的回忆文章补充说：“梁思成教授见了刊登在《学习》杂志上这一文章后，立即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了比较认真的自我批评，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

梁思成的痛哭岁月

50年代是梁思成大声疾呼和经常痛哭的年代。为了避免北京城古建筑被拆的命运，梁思成多方奔走，费尽心思地想替代方案。在他的努力下，我们今天还能看见的北京古城最为重要，最为精华的位置——北海团城终于幸免被毁。但是大多数时候无可挽回，他只能痛哭。他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当梁思成的“左膀右臂”——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被拆，古建筑的拆除势不可挡时，梁思成当着吴晗与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作着最后的希翼：“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1953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的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他与担起解释拆除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他与自称“改革派”的吴晗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气得当场痛哭失声。(见《城记》，王军着)

梁思成的学生，当代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先生回忆说：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时，拆下的木料开始摆在后院东房里，但因为迁建地点未定，后来也不知去向了。梁先生原为保全牌楼几经争取而无果，痛哭了好几天。

当时梁思成对着北京市长彭真撂下一句话：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五十年代，梁思成听说自己曾经勘察过的河北宝坻建于辽代的三大士殿要被拆除，他立刻向河北省政府反映，希望无论如何把这座辽代的古建筑保存下来。有人反对说：辽代的建筑又怎么样，反正是个没用的破庙，不如把这些辽代的木头拿去造桥，还能为人民服务。硬是给拆了。

后来，梁思成在被批判的岁月中，常对亲人感伤地说：“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啊。”

这一时期，对梁思成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是林徽因之死。

梁思成与林徽因可谓世间少有的金玉良缘。父辈梁启超和林长民两家是世交，二人两小无猜。长大后，梁思成深爱着林徽因，于是两家约定婚事。在林徽因的建议下，梁思成开始确立学习建筑学。此后二人一起留学海外，归国后一起教书，一起考察中国古建筑，共同研究古建筑艺术。他们的思想和见地相得益彰，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失去了林徽因，失去了臂膀，失去了千古知音，梁思成的痛苦可想而知。

林徽因最初是在东北时得了肺病，后来时好时坏，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对她的身体尤为重要。在50年代，她抱着病躯为保护北京古城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在1951年北京开始要拆古城墙时，身为清华建筑系教授的林徽因，曾经代表梁思成发言，提出不拆除古城墙，为了交通方便，可以在城墙上多开几个口等等。1953年，林徽因肺病已经几乎说不出话，但是为了保住永定门城楼不被拆，她也是据理力争。她曾经直斥主张拆迁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林徽因说中了，2004年8月18日，“假古董”重建的永定门城楼竣工。

1955年，建筑界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林徽因自然脱不了干系。她在忧愤中病情加剧，不肯吃药医治，去世时年五十一岁。

梁思成之死

保护北京古城的呼吁已经上升到阻碍首都建设、维护封建老古董的高度，因此梁思成在后来不再发声阻止北京城的建设，历史的车轮是他阻挡不了的。虽然，他仍然被挂着中央级别的头衔，却丝毫改变不了被批判侮辱的命运。

现在的国防部、友谊宾馆等建筑均是按照梁思成的营造法式建成的，融会贯通了中西建筑风格。但当时这也是受到批判的。何祚庥就曾经批判梁思成的建筑风格是“中国人的脑袋，外国人的身子”，是“阶级调和的变种”。

在他不懂的政治环境中，他越来越沉默，性格由开朗幽默变得忧郁胆怯。后来“脑子不听使唤”，去世以前，他到了连一篇完整像样的检查也写不出来的地步。

梁思成于1972年1月6日去世，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回忆：“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一箱林先生(指梁思成的第一位夫人林徽因)生前与思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被扯得乱七八糟，还踏上很多脚印。我正准备整理，思成说，算了吧!于是让我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他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的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结婚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哭，但是这时，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很快，梁思成先生便像沉默且沉重的墓碑一样倒下了。

这是梁思成最后一次哭，是因为那张跟林徽因一起设计的草图而想起了往昔的时光吗?爱人远逝，梦想已灭。华夏被毁，血脉断绝。情何以堪?

悲剧的延续

梁思成的学生、两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的文章说：“解放以后，梁先生在新中国生活工作了22年……总起来，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最多一半左右，特别是最后带着困惑和痛苦去世，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城记》)

悲剧何止于梁思成这个古建筑保护神的死?梁思成的学生、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不久前所言：“为了尽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份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目前，北京城似乎还保存有一些‘古都风貌’，因为目前尚有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和国子监等支撑着旧城的基本格局;事实上，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风貌’已然仅仅是暂时的存在，因为一些取而代之的方案正在陆续得到批准，并非‘危房’的‘危房改造’在继续进行之中，如不采取断然措施，旧城保护工作将愈发不可收拾，今后就再难有回天之术了。”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也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如今，胡同仍在加速消失，白灰粉刷的“拆”字时时扑入眼帘……

正如50年代破旧立新派所说的，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牌坊、宫门都成了鸡笼、鸟舍，没什么文物鉴赏价值，那这些胡同更算不了什么了。以梁思成的远见卓识，恐怕早就预料到古城被拆之后的可怕后果了。即使他现在地下有知，也只能是欲哭无泪了。

一生才情筑华夏，满腔热望湮碎尘。生不逢时空悲切，泪溅古城无回音。

学者简历：梁思成教授19l5年~1923年就学于北京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不久转学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7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1927、1928年在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1928年回国，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1931年。1931~1946年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法式部主任。l94l年还担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6年为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到1972年。在这期间，还曾于1946年ll月、1947年6月，应美国耶鲁大学之聘为访问教授。l947年1月~1947年6月，作为中国代表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顾问。1948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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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梁思成力保北京古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
—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之死

——中共从不遵守承诺篇（1）

编写：爱德华

要求民主

愚民政策

喉舌

爱国

释放全国政治犯

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

一个主义，一党专政

搞民主就乱?

军队

希特勒的民意

歌颂民主的美国

中共对美国国庆日的社论

中共在窃取政权的过程中，把“骗”用到了极致，中共曾经吹捧美国，和西方民主与制度，承诺给中国人以民主、自由，但窃国后，即刻翻脸，而且怕自己曾经的承诺曝光。这里先介绍一本书：

《历史的先声——中国共产党曾经的承诺》（初版名《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编者为笑蜀）。

《历史的先声》主要收集整理了1941至1946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共在其喉舌《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党史通讯》、《人民日报》等的短评、讲话、社论、文件等，文章原作者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潘梓年（潘汉年的堂兄）、章汉夫、夏衍等一些中共和某些民主人士的言论。涉及论点包括民主的重要性、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呼吁普选、要求自由民主宪政的谈话，对美国制度的赞赏、提倡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反一党独裁反专制政府等诸多方面。

这些几十年前中共自已的“喉舌”及领导人所发表的谈话﹑评论和社论。几十年后，中共竟怕它见光。数年间竟无出版社敢出版，后该书由1999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初版，一九九九年在大陆出版后不久，即被中宣部封杀，不但被列为禁书，出版方汕头大学出版社被停业整顿，还处分了相关人员，出版负责人被调出汕头大学，所有库存书被搜走化为纸浆。北京出动公安，三进三出万圣书园查抄此书。香港再版此书，仍遭中共穷追猛打，下令香港中共资本的书店和发行商，不得发行及零售此书。在香港这个还有部分自由的地方仍采取这种打压手段，更彰显中共的专横强暴，根本不想兑现曾经许下的承诺。

现在重温一下该书中搜集的中共当时的喉舌及领导人的言论，对比现在的情形，听其言，观其行。

要求民主

中国是有缺陷，而且是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问，《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页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愚民政策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国民党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面前。所以他们用种种卑劣无耻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塞闭人民的耳朵，封锁人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自由。——《新华日报》1946.09

喉舌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爱国

张群（国民党宣传部长）说，中国人民要爱国，对蒋总裁效忠。是的，人民是要爱国，但爱的是属于人民的国家，而不是属于一小摄反动派的国家。反动派没路走了，就会煽动极端的仇外情绪，来转移视线，缓和统治危机。——周恩来 1946年

释放全国政治犯

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一个主义，一党专政

法西斯有一条独断的教条，叫做“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他们拼命把这种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西斯主义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谓文化。——《解放日报》1946年5月4日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解放日报）

搞民主就乱?

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这是反动派为巩固统治而说的谎言。按中国人民的素质，实行民主后，中国不但不会乱，最终会富强起来，超出英美等老牌民主国家。——《新华日报》1945年

蒋介石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使中国走向稳定，只有稳定了，中国才能走向富强。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啊！以稳定为由，拒绝民主，充分暴露了蒋介石这个独裁者的本质。谁搞独裁，这就不得人心，谁就会被热爱民主的人民打倒。——周恩来 1946年

军队

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人民的军队。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那就会就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周恩来(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

希特勒的“民意”

希特勒是个法西斯大独裁者，但是，他还是安排了一个国会。一切事情都是希特勒独裁，有的时候，他开次把国会。议长是戈林，议员都是纳粹党员。开会也很简单。希特勒去咆哮一阵，戈林去重复一阵，不待讨论，也用不着讨论。纳粹党魁的话，纳粹党员组成的国会，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议员的责任，是在他们两位唱过双簧后喝一声采，“哪”的一叫之后，什么都通过了，国会的责任尽了。希特勒还是希特勒。但是，有一点很不同。走进国会后再走出来，已经得到了“民意”的拥护。这戏法早已戳穿，希特勒却常常要玩玩的。大独裁者是总要玩这套把戏的。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末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短评

歌颂民主的美国

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毛泽东《1944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的讲话》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中共对美国国庆日的社论

（注：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世界还有希望。——《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今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日子。它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新大陆和旧大陆，而且照耀着几个世纪，直到今天，美国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向上的国家之一。……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窃取政权前中共如此赞美美国，可是窃取政权后，中共立马翻脸，就骂起美国来了，毛泽东写了一篇“别了，斯徒雷登”，把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斯徒雷登大骂一通，还到朝鲜与美国打战，变化之快，令人膛目。民国时期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中共治下民主是有与无的问题。民国时中共还可以有自己的报纸（如新华日报等），中共还可以在报纸上骂国民党是反动派搞独裁。而取得政权的中共自己取代当年的国民党走上了一党独裁的道路，而且其独裁的程度远远地超过国民党。

究竟谁为夺取政权谎话连篇？究竟谁说一套做一套，大权在手后便翻脸。究竟谁在搞独裁，为何如此惧怕几十年前自己说过的话见光？

背弃承诺就是不诚实，背信弃义更是无耻，使本来就不具有合法性的中共政权更缺乏公信力，中共隐瞒历史真相、纂改历史、伪造历史，目的是要愚弄人民、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以巩固中共的统治和中共权贵集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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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嗜血恶魔篇（4）

编写：爱德华

几年前在俄国的解密档案中，有一份毛泽东和斯大林秘密签订的条约，这个条约完全是彻头彻尾出卖中国主权扼杀中国人民生命的卖国条约。

这份秘密文件签订于一九五○年二月十二日，它的全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中蘇友好同盟特別協定》（详见：中共的卖国密约）。

《特别协定》的中国方面的主持人，以毛泽东为首、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而签约。苏联方面的主持人，以斯大林为首、维辛斯基出面签订。

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赤裸裸地卖国杀人。它比那份《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早了两天。《中苏友好条约》是表面上给世人看的，是用来打个幌子公示于全世界的。由于特别协定是一份灭宗灭族灭一亿人的卖国协定，所以对外保密。因此，中共在反苏时期亦不敢透露协定一个字。中共就这样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保密保了几十年。

在这份条约中竟堂而皇之地把消灭中国一亿人口也写进了条款之中。当然，“消灭”二字是不会写上去的，因为中共是玩文字游戏的老手，所以《特别协定》第七條写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

原来中国因为资源缺乏，就得减少一亿人口，怎样减少法呢？由中国自行定之，斯大林把消灭中国一亿人口的权力交给了中共。

在和平年代主动地消灭一亿人，这不是魔，是什么？

如何减少呢？除战争外，无非是瘟疫、疾病、屠杀、饥荒、累死等等，消灭中国人的总方略由苏俄决定，详细的消灭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以后开展的“土改杀人”，“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无疑都受这个协定的影响。抗美援朝及1979年对越战争中不惜中国人性命以人海战术来打战，用身体滚地排雷，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叫嚣打大仗，打核大战，牺牲中国一半以上人口来实现共产主义，都表现了毛泽东想用战争来减少人口的思路。

只要对1959-1962年大饥荒前和大饥荒期间中共的政策进行研究，不难得出结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大屠杀，被饿杀的人口超过四千五百万，三十年代苏联也曾用大饥荒的手段屠杀乌克兰人。

经过连续不断的斗争和运动，中国人被毛泽东和共产党消灭了一亿多人，苏俄该给中共这“卢布党”和“第五纵队”发奖章了，毛泽东和中共超额完成了杀害中国人的任务。

这还不包括计划生育，从1979年开始的计划生育中国每年堕胎2,300万例，平均每天有超过63,013名未出生婴儿死于堕胎，换算每小时2,625次堕胎，也就是每分钟有43次堕胎。36年来，最少有8亿2千8百万多胎儿被屠杀。

在中外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出卖国家利益的政权，也出现过很多丧权辱国的卖国贼，没有一个政权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倾全国之力甚至民众的生命去为别的国家和什么主义作牺牲，和外国签定消灭本国人的条约。即使在战败的情况下，也只是赔钱割土，也没有和外国签定消灭本国人的条约的，中共也创下了历史之最。

研究许多杀人案例就会知道，很多杀人案犯是不会住手的，他们一直会按其惯用的杀人手段和杀人习惯杀下去，直到被抓为止，中共屠杀中国人也是不会停止的，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和活摘器官、杀害维族人、藏族人不是还在进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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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嗜血恶魔篇（3）

编写：爱德华

1949年前中共杀人知多少

1949年后中共杀人知多少

中共建政以来 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逾8千万

1949年中共篡政以前

1930年代中共整肃AB团和肃反，杀了几十万的中共自己人。

中共不仅屠杀党外人士，在内部整肃时，杀人的规模和手段也极其惊人。其中，1930年代中共整肃AB团，杀了10万以上自己人。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肃反运动在短短2、3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

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中共自己人之手。

富田事变之后，肃反运动扩大到了中共的各地苏区。杀人数目无法计量。

因中共造成的1946-1949年的“国共三年内战”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2000余万人(包括共军和国军的伤亡)。

1949年中共篡政以后

1949年中共篡政以来，西来马列邪说肆虐神州大地，摧毁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贪腐猖獗、黄赌毒盛行、道德每况愈下，民怨沸腾；短短几十年，共产党发动了七十多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六四到镇压法轮功和维权上访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人的杀戮，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行为。据估计，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曾受到过中共的迫害，在和平时期致使8000万以上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从文盲到科学家，从婴儿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难以幸免，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由于死亡人数巨大，且中共垄断国家资源，篡改并掩盖历史，很多数据难于挖掘，下面仅以几次较大规模运动为例，并将各方面统计数据罗列对比，并在简要数据之后列出一些更详细的文献报道，供读者参考研究。

土改运动（1950-1952）

50年代初期，中国有二千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

非正常死亡100万～200万之间（《康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非正常死亡就是被中共处死，活埋，整死，自杀等）

非正常死亡100万～400万之间（《华盛顿邮报》记者萨泽蓝的调查报告《毛时代的大衆死亡》）

非正常死亡近450万人（美国学者）

毛泽东估计有200-300万人

镇压反革命（1950-1952）

判死刑78万，实际处决100万～200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

杀掉了100万（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发言）

到1952年底，中共官方公布的消灭“反革命分子”达240余万人，实际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有500万人以上

中共篡政后，“镇反”屠杀与暴力“土改”、武装“剿匪”同步展开。各方资料显示，1950年代初实际遇害人数至少超500万。

三反五反（1951-1952）

非正常及致残达133760人（《南方都市报》）

2万余人被判死刑，4千余人自杀或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

肃反运动（1955-1957)

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反右运动（1957-1958）

有7000余人被逮捕，有200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

据解密档案，全国317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估计被整死，死于劳改，还有农村的自生自灭。

“大饥荒”（1959-1962）

非正常死亡4300万～4600万（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 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着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纪中国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 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

根据2005 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 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 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 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麽，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还有一个说法声称，中共元老杨尚昆通过公安部统计得出一个更加惊人的数字：9600万人。

据称在1964年，中国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很重视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杨尚昆认为，几年前所有从下级上报的数字，即那些经过地方书记签名的官方数字，都是假的；于是他成立了一个“普查办公室”，自己兼任这个办公室主任；他又起用了公安部一个副部长兼任“普查办公室”副主任；这次普查直接由公安系统负责，经过省的公安厅，或再下面的公安局负责，完全不经过地方。具体的工作，则由公安部人口统计处的副处长赵文奇来主持；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果，“饿死的农民合共9600万人”。

据称这个数字太令人震惊，当时的公安部高层也不敢相信，两次询问赵文奇能否确认这个数字。据称当时赵文奇回复说：“这个数经过我们反复核对，是正确的，而且已经存在公安部人口统计处的档案里边了。”

自从有史以来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起死亡的中国人是2900万。仅仅四五年间，被中共饿死的中国人竟是这数目的一倍以上！！

文化大革命（1966-1976）

非正常死亡210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

非正常死亡773万（中国县志记载统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 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 余家庭整个被毁”。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 币。

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六四屠城（1989）

中共“六四”大屠杀死亡人数至今是谜，当时西方媒体几乎都说“六四”期间有几千人遇难。

死亡约400～800人，千人受伤（纪思道、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引述北京医生提供的信息）

死亡约3000人（纪思道、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

死亡约3000人（苏联情报部门）

死亡超过3700人（国际红十字会）

2014年6月，香港《壹周刊》在翻查当年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中，发现华府曾透过中方戒严部队线人，获悉了中南海内部文件，评估“六四”死伤民众多达40,000人，当中10,454人被杀害。

迫害法轮功（1999～至今）

延续至今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性迫害，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政治迫害，上亿人的信仰自由被打压，上百万万人被非法关押，非法判刑和劳教，更多的人无家可归被迫失去工作，流离失所，很多人被非法强制关进精神病院遭受折磨……，中共和江泽民迫害致死几百万法轮功学员，中共还惨无人道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数目巨大。

2016年6月22日，三位独立调查员——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美国国家记者 俱乐部联合发布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经调查，最新报告估计，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万－10万例；过去15年中，估计进行了大概为 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对西藏人的屠杀

51万人被逮捕，25万人死于狱中。（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述）

非正常死亡超过50万人（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

非正常死亡120万，达赖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死亡达120万，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万人死于饥饿，86万人死于迫害、枪杀。”

《饿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书的资料：官方人口普查显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下降到250 万，下降率达10%。该书以同期内蒙人口从140万增加到197万（尽管也有饥荒死亡）的增长比例推算说，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应为340万。但 1964年人口普查结果，西藏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到250万。这中间有90万人“失踪”。去掉1959年随达赖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万藏人，那么也有80万人“消失”。1961年班禅喇嘛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提到西藏人口时说当时有“300万”。即使按300万计算，也有50万人“失踪”，等于每6 个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于镇压或饥饿。

中共屠杀蒙古人

据旅居纽约的蒙古学者清格尔图（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写的长达20页的研究报告《中共对蒙古人的大屠杀》（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的数字，文革中，内蒙古有5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字比上述中共官方数字高出三倍多。据清格尔图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统治下，有15万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此外中共还对新疆维族人进行屠杀

对海外华人，中共向东南亚各国输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东南亚华人被杀戮，印尼被杀50万，柬埔寨红色高棉杀华人20多万，越南没有数据，我估计被杀有几十万，被剥夺财产后赶走的有上百万。

中共建政以来 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逾8千万自中共建政以来，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这还没有包括49年前被中共残杀的同胞。

另外，中共暴力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中国每年堕胎2,300万例。那么36年来，最少有8亿2千8百万多胎儿被中共屠杀。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政权像中共这样残杀自己的同胞。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可谓血债累累，罄竹难书。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这就是共产党对生命和屠杀的看法。

中共的近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对中国人的杀戮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史。作为魔鬼子孙的中共，是不会改革从善的，这是它的本性所决定的。中共不灭，中华之难不止。解体中共、抛弃中共，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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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嗜血恶魔篇（2）

编写：爱德华

计划生育杀人知多少

1980年9月25日，中共开始中国的暴力强制性的计划生育。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统计，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人工流产手术至少1300万例，而这只是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美国国务院的数据，中国每年堕胎2300万例，平均每天有超过63013名未出生婴儿死于堕胎，换算每小时2625次堕胎，也就是每分钟有43次堕胎。

如果以每年1300万计算，36年来，最少有4亿6千8百万多胎儿被屠杀。如果以每年2300万计算，36年来，最少有8亿2千8百万多胎儿被屠杀。

还有许多到私人诊所人工流产的未统计在内，如果将那些未统计的、药物流产的女性也包括进来的话，这个数字还会更高出不少，但实际数字是多少很难统计完全。

中共本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实施计划生育，并且有台湾等的经验可供借鉴，为何要大量屠杀婴儿胎儿呢？

中外都有嗜血妖怪的传说，要吃人血或童男童女来补充其能量，中共不就是这个嗜血恶魔吗？理由有五：

1. 中共土改，镇反，肃反，文革都大肆屠杀中国人，大饥荒又饿死四千万以上的中国人，这还不够，又变花样大量屠杀婴儿胎儿。

2. 五十年代马寅初提出节育却遭批判，因那时人口基数小，如果当时就实行计划生育，只能采用生两三胎和非暴力计划生育那种形式，中共屠杀婴儿胎儿的理由就不好找。

3. 五十年代，有些地方还鼓励生育，还发过英雄妈妈之类的奖状。等人口基数大了，中共就可找借口搞“一胎化”，

就可大量的屠杀胎儿婴儿，中共这个嗜血恶魔就可饱餐一顿了。

4. 就如土改一样，有台湾等的经验可供借鉴，可中共就是要反其道行之，搞暴力的一套，既可震慑百姓，让它们生活在恐惧感中，以维持其统治。

5. 一般教育程度较高，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地区，生育率都教低，中共当年满世界撒钱支持共产主义，就是不发展本国的经济及教育。也是为了多生而后中共才能多杀。等1979，1980年开始暴力计划生育了，中共不也开始搞经济了吗。

自2016年开始，中共政府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转而开放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现在提倡三胎，这并不是中共的仁慈，而是中共需要劳动力为其创造财富，另外，中共恶魔吸足了这么多婴儿胎儿的血，饱餐一顿，也该歇一会儿了。现在计划生育的恶果已显现并且短时间内难以逆转，如若需要，中共推行“暴力强迫生育”都有可能，如果没有生够指定数量的小孩，不愿生育的男性和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罚金，中共又可以以国家存亡的名义迫害民众和捞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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