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1）

编写：爱德华

目录

道德来源

共产主义之邪恶本质在于征服人性善

从道德上彻底摧毁中国人

1  道德来源

道德是人的一种意识形态，那么道德是从何而来的呢？

人除了天生有善良本性的一面外，人天生也有恶的一面。在社会群体的关系中，在良心和神的启迪下，所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弃恶扬善，应该怎样做人，逐渐形成了道德规范。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释、道”三教为中国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内涵，规范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在中国古代，人们从小就熟读圣贤之书，尊道重德，所以中国古人的思想道德观念是经过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孟子等觉者、圣人的教化而形成的，其根本是守住人的善，抑制人的恶。

2. 共产主义之邪恶本质在于征服人性善

一百多年来，为祸人世间的共产主义，以共产党的形式在众多国家出现，世界许多国家的首脑们、中国国民党早期的领袖们，有些投身共产革命的共产党领袖及大批普通党员，都被共产邪说所欺骗，未能看清共产邪灵的本质。他们以人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共产党这个恶魔，对于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都采取了纵容和推波助澜的态度。导致人类承受了近百年的共产灾难，其延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深，空前绝后。人类社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蒋介石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深刻、最全面认清共产党本质的伟人！

蒋介石预见了中共对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共产党“要把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崇高优秀的历史文化，摧毁无遗；要把我们中国以仁爱和平为本位的伦理，转变为冷酷残忍的斗争，参加国际的残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二《书告》）

蒋介石认清了共产主义是反人性的。“共产主义之邪恶本质，原以征服人性，为其存在的前提。任何共产极权，无不是建立在一项庞大而残酷的‘人性改造工作’（洗脑交心）的基础之上，亦无不陷入于一场与人性对抗永无终止的战争之中。”“中共必须面对另一强大挑战，就是中华文化坚韧不屈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代表人文主义最高光辉，历五千年而道益光，业益盛，即赖此一文化生命力为涵濡蕴蓄；此一源自人性，基于伦理的优美文化，构成了每个中国人精神深处无可改变的价值信仰。与共产主义崇尚仇恨暴力的邪恶本质绝不兼容。”（蒋介石，《针对世变匪乱贯彻我们革命复国的决心和行动——对十届四中全会的 指示》）

蒋介石谈到物质和精神：“今日共产匪徒所最惧怕的，亦是其所最仇恨的，乃不是看得见的科学物质，而是看不见的道德精神。……只是道德精神力量，特别是宗教精神力量方面，可以说它们一无所有，而且它们永远亦不会有这样不可见而又无可限量的精神力量！”（一九六零年）

3、从道德上彻底摧毁中国人

一个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都会形成一套独特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念、民风民俗、道德观念等，这些东西通过经典、文字、史诗、传说、戏曲、民歌、宗教等方式得以保护、传承、发展下来。

人除了有善良本性外，还有人性恶的一面。所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应该怎样做人，人在后天还必须要学习和认识，那么一个社会的道德文化理念也就是一代一代人流传下来的。

作为二十世纪三大恶魔之一的希特勒说过“要毁灭一个民族，首先毁灭它的文化”，“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让一个民族毁灭很容易，两代人不读这个民族的传统的书即可”,“欲灭其国，先灭其史”。中共夺取政权之后，首先处心积虑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毁灭中华的传统文化。有时表面上是在保护、传承传统，实则悄悄改变其内涵，以附体的形式改变传统文化，以党文化取代传统文化。

既然传统文化通过文字、经典、戏曲、史诗、宗教、传说、神话、民风民俗等方式传承，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通过切断传统文化的传承手段（方法）改造和割裂传承的载体和工具（如经典、知识分子、宗教神职人员等）、批判改造和控制宗教、破四旧和移风易俗等来迫使人们不敢读经典、不读经典、读不懂经典，进而乘人们思想空虚之际，中共及时地灌输党文化及中共的一套思想体系，从而在思想观念上彻底地控制人们的思想，最终达到彻底毁灭中华文化的目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共建政前后（以来）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破坏。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九评共产党》

《解体党文化》

【千古英雄】抗撒旦复华夏 五千文明守护神,大纪元, 2016-12-02

编写：爱德华

目录

大地震它救了49人 却被无情绞杀！

猪坚强的命运

中国“泰坦尼克号”的救人者三年后被枪毙！

唐山地震救灾中的惊人的一幕

2008年四川地震已过去九年多，然而地震给人们带来的物质的损失和精神上的创伤远未平复，可是人们却很少或从未从更深层面去思考地震的成因，地震后救灾的种种怪象，及震后动物们的命运的巨大差别，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刻原因是什么，让我们先看一看义犬小花和坚强猪的感人故事及它们各自的命运。

大地震它英勇救了49人 却被无情绞杀！

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海光村村民邓加林有只小狗叫“小花”。2008年“5·12”地震时，小狗挽救了四十九个村民的生命。然而，这个村民们崇敬的小生灵，却被中共绞杀！尽管多年过去，每当谈及他的爱犬小花，邓加林依旧唉声不已、热泪涟涟。此事2009年5月6日《沈阳日报》曾完整报道，后被收入《动物记》。

地震前小花拼命把主人往外拉

2008年5月12日中午，邓加林回家吃午饭。刚进门他就发现，一向温驯的小狗小花，却十分反常，焦躁不安地在屋里来回乱窜，还不时地将头伏在地上低声吼叫。邓加林妻子蔡红英，以为小花要吃的，便扔给小花一块骨头。可是，小花却置之不理，仍旧乱抓乱撞、上蹿下跳。

下午一时四十分左右，全家人开始午睡。小花一反常态，不像以往那样也趴在床下午睡，而是一直狂叫不已，吵得全家人无法入睡。邓加林将小花撵出门外，它依然狂叫、用前爪扒门。妻子蔡红英觉得有些诧异，便开门查看。不想小花竟发疯地冲进屋来，一边狂叫，一边用嘴叼邓加林和他八岁儿子邓胜国的衣角、裤腿，拼命地往屋外拉扯。当时，小花的叫声十分凄厉，令人发瘆。

小花的狂叫声，引来邻居们，询问他家出了什么事，邓加林向大家述说了小花的反常举动。乡亲们一时间议论纷纷。小花突然停止狂叫，耷拉着脑袋、伏在地上，双眼中涌出了泪水！

狗哭了！这个天大奇闻这时，一位老大爷神色严肃地对大家说道：“这种事儿，我小时候听我爸说过。看来，要有天灾降临啊！”一句话，在场的乡亲们全都慌了神儿。

突然，狗狗小花又开始狂叫起来。小花的叫声，引得全村所有的狗一齐狂叫起来。

邓加林突然意识到：动物的异常行为，很有可能是地震前兆！于是，邓加林对大家喊道：“赶快挨家通知乡亲们迅速从屋里出来，恐怕马上就要地震了！”

霎时，海光村内脚步声、叫喊声响作一团。结果，全村在家的七十六名村民中，除了根本不相信他的话还反唇相讥的人外，有四十二人撤到了屋子外面。

地震前后小花救了49人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大地突然颠簸、颤抖，地震降临，全村的房屋一瞬间统统倒塌了！转瞬间，海光村变成一片废墟。顿时，哭喊声、呼救声笼罩着整个村落。

地震过后约十分钟，撤出屋外的乡邻，庆幸幸免于难之余，面对这夷为平地的家园，都不禁捶胸顿足、失声痛哭。

邓加林急忙召集大家，赶紧搜救被废墟掩埋的乡亲！

但对一堆一堆的瓦砾、砖头、碎石块，大声呼喊，废墟下竟无人回应，救援无从下手。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焦急万分时，在某处废墟上，小花“汪、汪、汪”地叫。大家急忙赶过去，听到了废墟下微弱的呼救声。大家救出受重伤的村民刘强夫妇。狗狗小花，又在另一处废墟上，一边叫，一边刨土。此刻，大家对小花早已感激涕零、五体投地，见到小花刨土，大家便一齐开挖，四十多分钟后，一条小孩的小腿裸露出来；一个一岁多的孩子被抢救出来。

第二天下午1点，小花再次叫着冲向废墟外面。这次，正在进行搜救的乡亲们没有犹豫，紧跟着小花跑出了废墟。瞬间，强烈的余震再次袭来……

当一支救援队小分队，来到了海光村时。海光村的“自救队”在小花的帮助下，大家已从废墟中抢救出了7名乡亲。

义犬小花救出的潜在救人数目实际上远不止这49名村民，这些村民（42人）没有被埋和受伤，不仅可去救别的人，而且外来的救援队队就可去救其它更多的人。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救人的义犬小花竟被中共无情绞杀

义犬小花与被它救出的49名村民被安置在绵阳市九州体育馆安置点。然而，躲过地震并且救人的义犬，没能躲过中共的毒手，2008年5月16日，抗震救灾指挥部以防疫为由 ， 对从重灾区进入灾民安置点的犬只，要集中捕杀。

5月19日上午，小花被警察带走。邓妻蔡红英万般无奈只好向警察下跪，诉说小花救人的事迹，请求留下有恩于人类的义犬小花的性命。

然而中共的警察在中共的洗脑下，不知天理和将枪口抬高一寸的道理，否则，六四屠城就不会那么惨烈，他们只知道上边的“捕杀令”必须执行。蔡红英的跪求怎能触动中共的人，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警察将小花带走。2008年5月20日义犬小花被执行绞刑。乡亲们含泪向小花告别。小花也眼含泪水，呜呜咽咽地叫着，冲着大家甩尾巴致意，绳索越来越紧……顿时，现场响起一片痛哭声！

每年“清明节”期间，海光村的乡亲们，在祭奠死难亲人之余，不忘祭奠狗狗小花，不忘义犬的救命大恩。

救了49条人命的义犬小花，仅仅是一个“可能会传播疫情”的理由，就被无情的绞杀了！为何人类对待生命的态度如此冷酷，为什么这些“命令执行者”们不明白生命本身远比一个冰冷的命令更值得尊崇和敬畏？我们到底丧失了什么？我们的祖先都曾结草衔环知恩图报，中共却把中国人推向一条冷血无情，恩将仇报的不归路。

猪坚强的命运

2008年汶川地震时，四川彭州市龙门山镇团山村村民万兴明家的一头重达150公斤的大肥猪被埋在废墟下，靠凭借自身能量与吃黑木炭、饮雨水，36天后，被挖出来时，尚生存。其体重只有50多公斤，减了三分之二，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

6月22日，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将这头猪买下，并给它取了小名“36娃儿”，大名“猪坚强”。樊建川打算将它一直养到自然死亡。

在博物馆西南角的隐秘一隅，猪坚强住在有一个百余平方米的独立院子。并为猪坚强的聘请专职“保姆”，负责它的饮食起居。并且每天都享受清洁毛发、按摩的待遇。最初“猪坚强”每天要吃七顿饭，为了补充营养还吃鱼肝油。“猪坚强”生活很规律，吃饭、睡觉、洗澡，散步。

半年后，猪坚强的体重又回复，并增长到200公斤。

成都草根剧组举办了以弘扬草根“猪坚强”精神的“草根猪坚强”春晚，并由腾讯网进行了直播，还为“猪坚强”颁发感动中国十大动物冠军奖牌，和“猪坚强大破金融危机”的活动。

可是250 里外，猪坚强的 7 旬原主人万兴明夫妇，至今靠打工为生，每月收入 1400 元。老人说，前几年还去看它，而“猪坚强”也会表现得很兴奋。

看到猪坚强现在专人伺候，养的很好，老人直言 ” 猪坚强好福气，有人伺候有医生看病，我活了 70 岁，从没有体检过。它比我们活得好，有点羡慕它。”

老人回忆，当猪坚强刚救出来3 天后，猪就被送走了。后来有人捐了一万元给他，靠着这笔钱，他安葬了老父亲，剩下的补贴生活，给老伴治病。言语中，老人对猪坚强有着感激。” 要不是猪坚强，没有这一万块，我们日子会很艰难。”

博物馆喂养猪坚强的饲养员也直言猪坚强好福气。

饲养员说，现在喂猪的工资是 800 元 / 月，从 2015 年起为了照顾猪坚强，除夕没有回过家。” 猪坚强由专人伺候，突然换人它不习惯 “。

善良的人们本会设想小狗小花应得到很好的照顾，颐养天年，以报答其救命之恩，猪坚强亦可以送到动物园之类以免以被宰杀，以纪念其在天灾面前的坚强的求生意志和能力，为何结局竟与我们设想的完全不同和出乎善良人们的意料，这个问题曾困扰我，但一旦将共产党建立以来对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的所作所为有一个清醒的了解这后，就不难得出结论，小狗小花和猪坚强在地震中的表现已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因为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中国人（甚至全人类）。小狗小花如此救人，那还了得，所以等待的是被吊死、被棒杀、再被下酒的命运。而中共希望中国人像小猪一样，只要不反抗、不抱怨，就给点吃的，正如原中共外长李肇兴所说：“你饿过肚子吗？你没饿过肚子没有资格和我说人权”。

有人可能会说，在地震后的非常时期，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疫情，宰杀小狗是对的，但这一点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猪就不会传播疫情吗？现实中就有从动物传播到人的猪流感之类的病例发生，为何不杀猪却只杀狗，为何不对小狗小花注射疫苗或者隔离圈养一段时间，何况当时并无任何疫情发生。

看完义犬小花和猪坚强的故事，有人可能觉得笔者上纲上线，毕竟在中共教育体制下教育出来的人，对动物并没有太多的保护意识和报恩意识，即使义犬小花救了49人，它毕竟是动物，何必上升到如何对待中国人及知恩图报等道德高度，那么我们来看一则中国式“泰坦尼克”号沉没时，救人船长的故事。

中国的“泰坦尼克号”，救人者三年后被枪毙！

1948年12月3日晚，号称“世界第一大海难”发生，约3000名乘客葬身冰凉的海底，另有811人获救。救人英雄是民国浙江省议员张翰庭。而1950年1月，救人英雄张翰庭被中共枪毙了！

1948年12月3日傍晚，由上海开往宁波的江亚轮突然在吴淞口外触雷爆炸。约4000名乘客恐万状，水域附近的“金利源”机帆船闻声来救。船主张翰庭率领船员，冒险抢救遇难者，为了多救人，张翰庭命令将自己所载货物抛海。

巨轮沉没，会形成巨大的漩涡，小船靠近沉没大船营救的风险可想而知。在江亚轮沉没的最后一刻，张翰庭才下令斩缆，金利源开足马力逃离沉没的江亚轮。该船共搭救543人，加上茂利轮和几只帆船救起的遇难者，获救总人数为811人。

浙江省议员、船主张翰庭因此获得上海市第一名“荣誉市民”的称号。

1949年前后，张翰庭有船，去台湾太方便了！但张翰庭相信共产党颁布的“关于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除战争罪犯外一律不逮捕”布告。手上没有血债，问心无愧，轻信共产党的谎言。他没走，而且张翰庭宰猪担酒，慰劳中共大军，共筹措军粮4万斤、草料10万斤，还将家中用来防盗的枪支弹药全部上缴，以明心迹。

然而，没过多久，张翰庭被中共以五条莫须有罪名逮捕，六七十位老人顶香喊冤；曾亲自参与过“江亚轮”海难处理工作的上海宁波同乡会，上书陈毅市长，要求放人；浙江籍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也为此事而震惊，请示中共高层如何处理。刘少奇对此作出的批示全文如下：

对华东局拟处决恶霸张翰庭请示的批语（1950年1月9日 ）“请吴溉之与沈老商量拟复，交我批发。此等罪大恶极分子，应经过正式法庭审判，证实罪状，可以判处死刑。”

于是，张翰庭被判处死刑。中共用开花弹瞄准头部近距离射击实施枪决。

与地主不同，1950代初对资本家一般不抓不杀，目的是为了让资本家稳定生产后再掠夺其资产。跑到香港的还被诱骗劝回大陆。为何要杀张翰庭？是因为他作了中共认为是“罪大恶极”的事——救了八百多个中国人。

2008年12月2日，《宁波日报》组织幸存者与张翰庭后代出席纪念会。92岁幸存者的陆雪芳说：“老板（指张翰庭）这样冒险地把我们救起来还烧姜汤热粥侍候，这样的好人哪里找？他一点没有罪，政府为什么要杀了他啊？”说到此，激动的陆雪芳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全身颤抖。

为重大灾难及死难者立碑是国际惯例。江亚轮失事是世界海难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大海难。

江亚海难遇难者多为宁波人，宁波人立碑的愿望十分强烈。建纪念碑，根本不存在资金问题，就是海难幸存者及其后代也完全有能力筹集这笔资金。

但建碑这类有政治意义的建筑，需要得到相当级别部门的批准。

有关领导说：“国民党没有人性，没为江亚海难死难者建碑。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当时没建，现在就没有必要再建了。”建碑的计划胎死腹中。

1948年末发生海难，民国政府飘摇欲坠，开始大规模撤退至台湾。上海被中共占领是1949年4月下旬，也就是说国民党还有4个月的时间建纪念碑，国民党真是太没有人性了！还是不建纪念碑的共产党有“人性”哪！

唐山地震救灾中的惊人的一幕

我们再来看一则唐山大地震的事例。唐山地震后，有一个信用社被震塌了，钱和帐本都被埋在废墟下，当时十多名去救灾的战士将废墟挖开，终于找回大部分钱和帐本，但还差5分钱找不到，当时信用社主任说不用找了，去救人吧，5分钱他自己愿意垫上，但是这些解放军战士愣是没同意，他们再花上好几个小时把废墟又翻一遍，直到找回了这个5分钱才罢休。在震后的救灾的非常时期，分分秒秒对于救人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些战士可在这几个小时中救援多少人？难道说中国人的性命就是这么不值钱么，因为在中共的思想意识中，中国人就是该死的，就是不值钱的。

中共近百年来对中国人犯下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本系列文章节选部分中共的所作所为，中共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得出自己的结论，为何共产党仇视中国人，仇视人类。读一读真正的历史，了解事实的真相，不要被中共的谎言、假的历史所迷惑和欺骗。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义犬小花挽救四十九条性命” ， 沈阳日报，2009年5月6日

朱春亭：“1948年中国的“泰坦尼克号”救人英雄三年后被枪毙”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谋财害命篇（8）

编写：爱德华

目录

抄家缘起

抄家战果

民间反抗

珠宝与珍贵文物都成为抄家对象和战果

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遗落金条

中共怎么处理文革抄家物品

三十年后抢劫方式方法变了

抄家缘起

中共土改时共了的地主财产，中共怀疑家境富裕者可能还私藏银元金条之类的，心里都掂记着呢。

1953年到 1956年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私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十年过去了，1966年9月30日，定息停止发放，中共将这些企业全部据为“国有”。但这还远远不够！公私合营虽共了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商店，但资本家的家底比地主殷实得多，还藏有美金金条文物古玩之类的。

“工商改造”中毛泽东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

按照中共和毛泽东的计划，“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况且还有赎买的钱，抢掠财产也要分步走，文革的抄家的高潮为1966年8月底，9月，10月，目的是把这些付息赎买的钱及资本家的老家底都抄走，56年到66年，十年了,该抢些东西了，抄家实则是按中共既定的抢掠计划进行而已。

文革抄家时，红卫兵无不例外地会厉声喝问：“说！你们家的金条都藏哪儿了！？”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第二天北京的红卫兵开始“破四旧”和抄家，这股风迅速刮遍大江南北,只要你家是黑五类;或有历史问题;或有海外关系(有亲属在欧美、港台)，红卫兵都有权力带一群人到你家，名曰查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和不义余财，实质上是掠夺私人财产，毁坏文物和文化。

抄家战果

在破“四旧”过程中，全国总共约有1000多万户被抄家。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十几天，红卫兵抄家就达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

全国各地城乡众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远在天边的人烟稀少的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毁坏书籍无数。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

“文化大革命”中的“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人民币，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被抄走的资产据说价值达到2500亿到3000亿人民币。

当时中共领导人康生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成绩是伟大的。”

抄家中还挖出所谓“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

红卫兵抄家时，还私自批斗、抓人，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民间反抗

破四旧的实质是打砸抢，文革中，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抢掠的同义词。

“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

因为多年兵荒马乱，中国人凡家中有点积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备动乱年月衣食之需。但红卫兵看来，金子是资本家、地主或反动派的象征，许多人在抄家时因被抄出金银首饰，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没有金子，可是她母亲有一些金子，母亲误以为子女没有问题，偷偷地将金子藏在了女儿女婿的箱子里，没有告诉他们。何敏不知道箱子里有母亲偷放的金子。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金子，当场将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个坑埋了。何敏则被送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在关押了九年半之后，她在狱中悬梁自尽。

这些抢掠行为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发的反抗，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可见中共鼓励抢掠个人财物上交国家。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珠宝与珍贵文物都成为抄家对象和战果

文革期间，北京展览馆曾举办“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共分为4个展馆，第三馆为“红卫兵抄家战果”，那里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抄家物品，如珠宝、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当时在这个馆里，可以说一般金银珠宝已经不足为奇了，不少展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有的金银珠宝背后有着惊人的历史和故事。

比如，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他们在抄家中无一幸免。有一家是历史上罕见的京城显族，其祖上仅在明、清两代都有人当过兵部尚书，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高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而未受骚扰。尽管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但也难逃文革抄家这一劫。

其中，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辆解放牌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3卡车。在其家中抄出三眼顶戴花翎和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

一个能延续600年而不衰的官宦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珍贵的历史价值，可惜这个家族史料，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和有价值的文物在文革中被毁坏了。

红卫兵在文革期间随意掠夺、破坏文物，令人心痛。被抄人家的字画、古籍、古董、通通视为“四旧”，不识货的抄家者，干脆就将这些文化珍品扔到火里烧了，金银财宝，或私掖或上交，全凭抄家者的胆量和一念了。

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遗落好多金条

文革期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整个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都是红卫兵，等到那个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和和长安街都可拣回很多的金条。

哪来的金条啊？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有的胆大而私念大的私掖一些金子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挤，一欢呼的时候，金子很沉，就从兜里掉出去了。

中共怎么处理文革抄家物品

红卫兵抄家，抄出了许多东西，那些东西后来怎么处理呢？抄出的东西；少数落到胆大的红卫兵的口袋了。还有当场烧毁和破坏了，这主要是书籍、字画、古董。

中共要的是黄白物，有些红卫兵是拿了东西出了清单的，东西也都交给了他们的组织（中共），工厂、学校、单位、街道都是可以搞几个人成立所谓的抄家物质管理小组，有些小组也会随意的侵吞一些东西。

到1978年，被抄家的人有些是有海外关系的，要统战，要落实政策了，要发还还存在的有清单的抄家物质了，还有很多没清单的，或中共认为你没有利用价值，你就别奢望会还你什么了，千千万万受迫害的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没有得到补偿或者赔偿。

要发还的首先是金银财宝。红卫兵拿走的是真正的金银财宝，金银财宝早已经进入国库，落实政策只能拿人民币了。

给你多少人民币呢，按国家政策的指导价计算，一条十两的金条（49年前中国最普通的金条都是按16两为一市斤的10两，312.5克）是人民币1000元，也就是3.2元一克。你有100两黄金也就一万元人民币（现在中国黄金（300-363元/克，按是320元左右一克计，是100万，差价100倍，1万元换取100万元的东西，被落实政策的人还感恩涕零）。

白银，国家有牌价，1克7分人民币，（现在中国白银是1克17元左右，即被抄走10 斤白银，还给你350 元，现值8.5万,差价243倍）。

再看其它财宝，以钻石为例，现在中国市场上，一只3.5克拉的钻石，要100万人民币以上，抄家拿去，还你多少钱呢，是人民币1200元。至于一般首饰，给三、五元也是落实。（后来在1981年，政府要更好地落实政策了，出了二条规定，凡是3克拉以上钻石再补给你1000元，还有一条是抄走的钢琴，被卖了，能够找到的要还。）。

有些家具被抄走了。这些家具大都是抄家单位自己做主，送的送了，卖的卖了。如一堂红木家具,落实政策还你200元（现在一堂红木家具是50万以上）。

还有高档皮货，如皮大衣等，不管你是紫貂还是獭，都作为狗皮处理，最高100元（现在大陆，紫貂还是獭是有价无货，都要40万以上）。

对于字画，政府也是成立了专门部门，看得上的都进入中共政府的仓库了。当时专门到各单位去看字画的也不都是真正懂行的人，如果幸运的话,还能够留下一些好的还给主人。那单子上有的，不能还的，政府统一规定十元一幅。

三十年后抢劫方式方法变了

又过了十多年,到了1980年，又该共一次产了，该大规模抢些东西了, 可实在找不到抢掠的对象。邓公出主意，不如让部分人（我们的儿女）先富起来，当然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我们的儿女都受过马列教育，先富起来，就可以帮穷人啊！于是改革开放了。也有同党顾虑：如果将来人家也效法我们，也来抢我们的子女呢？人命关天那！陈公说话了：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女靠的住，不会来刨我们的祖坟。于是，每户高干家出一人，重点培养从政，可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样红色高干家庭，有人经商，有人从政的特色社会开始了。

其后，大部分财富集中在中共少数权贵手中，可还忘不了抢百姓的钱，不过抢钱手段和方式方法与过去完全不同，更加高妙，这时通过股市，房改，教改，医改，印钞，土地开发，城镇化等手段来抢百姓的钱。可悲的是，有时被抢了还不知情，有的人被中共卖了还替中共数钱呢！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文革抄家：共抄得428亿元 118万两黄金，新唐人 2013年12月30日

丁大华：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七期，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文革抄家物是怎么处理的，燕南飞的腾迅微博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谋财害命篇（7）

编写：爱德华

历朝历代都有土匪强盗，但很少去洗劫寺庙道观教堂，中共窃政后，竟洗劫寺庙道观教堂。

1950年起，全国各地进行了土改运动和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的运动。在运动中，拥有一定房地产的宗教寺院、教堂和会所也受到冲击。

1950年6月28日，中国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7月，倪柝声等人给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出有32782人签名请愿信，要求保留鼓岭“执事之家”的房产土地。后来，鼓岭执事之家被定为团体地主。1951年3月，全体在鼓岭执事之家的人员受到管制，达半年之久。管制结束之后，执事之家的全部土地、房屋全部没收，执事之家的人员全体被赶走。

1951年春，虚云法师拟在云门山大觉寺传戒，中共民兵百余人包围寺院，以该寺隐匿反革命分子，窝藏军械及金银为由，囚禁26名僧人，搜查全寺，逼虚云法师交出黄金白银枪械。虚云法师说没有，竟被毒打至头面血流，肋骨折断。

1958年的“献堂献庙运动”

中共出于匪徒的本性，凡是能搞到钱的地方，是不会忽略的，凡是能共到产的地方，迟早要去“共产”的，只是中共极狡滑地分步进行，中共把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剥夺了，这时把眼光瞄准各地的教堂，寺庙建筑和财产，1958年，先以“联合礼拜”的形式，将各教派信徒集中在少数教堂中，其余教堂都被“献堂献庙”献送给当地单位、集体，人民公社，“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比如，北京市区的基督教（新教）大小教堂64座，经过合并，只剩下4座：灯市口（原公理会）、珠市口（原卫理公会）、缸瓦市（原中华基督教会）、宽街（原基督徒聚会处）。上海的教堂由208所減少到23所，其余的都“献给”国家，比如上海南阳路聚会所教堂（使用还不到10年）被迫“献给”国家，后来改为静安体育馆。

之所以还剩下这几所教堂，并非中共不垂涎其产业，而是中共要用来作更大的事，中共要用它来装饰门面，在外国友人面前彰显其“信仰自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教会被彻底解散，仅剩的少数教会产业都被“革命群众”以各种方式没收强占，很多教堂成为工厂厂房、学校教室、单位食堂，不少教堂建筑和国家文物受到严重破坏、甚至被彻底摧毁。

对寺庙道观也是如此，寺庙均被逼献送给当地单位、人民公社，寺庙僧尼道士被迫还俗。

中共比一般的土匪水平不知高出多少，抢劫了教堂寺庙道观，还美名曰“献堂献庙”。这个“献”字背后不知有多少内涵、泪水、甚至生命。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谋财害命篇（6）

编写：爱德华

目录

“中国船王”卢作孚

人生的选择

夹心化造成经营困难

引狼入室

海损事故不断

卢作孚含冤去世

卢作孚遗嘱的目的

1000亿元（旧币，合今1000万元）贷款之迷

疑点重重奇葩事

卢作孚死后还不忘泼脏水

“中国船王”卢作孚

1926年，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938年秋，卢作孚坐镇宜昌，领导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用40天时间抢运150万余人、物资100万余吨，被历史学家评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保存和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打破日本灭亡中国美梦 ，受到国民政府嘉奖。是中国航运业先驱，名符其实的“中国船王”

1932年秋，张国焘率红军进入川北地区。红军对川北的洗劫造成了大量的难民涌向重庆等地，卢作孚也给予救济。

卢作孚还是重庆北碚的開拓者，被喻為“北碚之父”。卢作孚的成就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

人生的选择

1949年大陆变色，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香港，作为“中国船王”，成了中共和民国争夺的焦点。民国政府要他到台湾继续他的航运事业，中共则垂涎民生公司的财产而动员他北上。

另外他还可以去美国写回忆录，总结二十几年来办民生公司和建设北碚的经验，或留在香港，凭他掌握的那些轮船，“船王”恐怕就轮不到的包玉刚了。

人生就是选择，选错了路就铸成千古恨。一向精明的卢作孚在中共地下党的蛊惑和安排下，1950年6月10日，他带着他在香港的船队踏上了北上之路，他未曾想到这是他通往死亡之路。

回大陆后，他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礼遇，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返回重庆处理民生公司工作，还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夹心化造成经营困难

即使在战乱和日本侵华年代，民生公司从一条小火轮开始，逐步发展为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近万员工的大企业，独资或合资创建了70多个企业和附属设施。

但在共产大陆就不同了，中共采用“夹心化”手段，一切原材料、资金和销售渠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后，特别是企业现金一律存入中共控制的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私人企业的生死已完全操控于政府。

因此，民生公司财务逐渐陷入困境，不仅承受债务压力，还面临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的资金周转困难。

引狼入室

在民国时期，有些权贵想染指民生公司都被卢作孚断然拒绝，也没影响民生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而对“夹心化”造成的困境，为了民生公司的生存，卢作孚希望通过加入“公股”获得民生急需的资金，这也是唯一的途径。

卢作孚“赞同”公司合营，但卢作孚与中共对公私合营的理解和目标并不相同。

在合营之前的过渡时期，公股代表就已进入民生公司，“大小人事安排、清洗、降职处理，亦都由他们做主。”“调训”、“逮捕”、“管训”，风声鹤唳，随时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眼看着与他一起筚路蓝缕创造了民生奇迹的高中层干部一个个遭打击或被清洗，他却无能为力。他多年的得力助手郑璧成先被关押后被除名，民生公司业务处处务经理邓华益被“资遣”，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惨遭枪决，给他巨大的震撼，因为有经验的旧有管理人员搞完了公司就垮了。

这位把事业看得高过一切的实业家，为实业救国的理想奋斗了大半生，他把民生公司看得宝贵，把民生的一条条船看得宝贵，他更把民生的员工尤其被以往岁月证明的民生管理团队看得宝贵，当然在他心中还有他和民生同仁共同缔造的“民生精神”。目睹剧变之际，而他却无力保护他的管理层人员，那宝贵的一切一天天失去，他内心的那种挫伤、痛苦无人可以体会和倾诉。

海损事故不断

在抗战年代面对日军轰炸的情况下抢运人员、物质设备过程中，民生公司有16艘船被炸残炸沉，116人献出了生命、61人伤残。

但卢作孚回到重庆之后，政治运动不断，民生高中层干部遭打击或被清洗，和平时期公司却事故也不断，从1950年到1952年8月，民生就发生了海损事故502件，平均两天一次，死亡232人。

1952年2月，民生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触礁沉没，这件事件极为蹊跷，决不是“触礁”那么简单，其内幕可能也永沉江底。

卢作孚含冤去世

“1952年1月26日，‘五反’运动正式发动。

2月6日上午的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生平首次当众检讨，并当场落泪。

2月8日上午，卢作孚参加民生公司“坦白检举大会”，公股首席代表张祥麟作动员报告，并主动引火烧身，“揭发”与卢作孚赴北京出差时，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声称差一点中了“糖衣炮弹”。

曾在卢作孚家中吃住，受卢作孚恩惠甚多的卢的随身通讯员关怀当场配合地揭发：卢曾请公股代表吃便饭、看京戏，同去理发代付钱。

其实这些开销，都是卢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的，但都成了卢作孚的罪状。

那时“五反”运动还没有如火如荼，仅仅在动员阶段，这一年多的经历，和“五反”动员会上的气氛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绝望感，到了不能承受的限度。当晚，卢作孚在重庆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卢死后，民生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则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被处决。

与此对比，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者陈光甫1949年后先到香港观望中国政局的发展，后明确拒绝共产党的北上邀请，确定留在香港经营在香港的上海商业银行，后定居台湾，得以保全财产和善终。

卢作孚遗嘱的目的

卢作孚给妻子留下遗嘱：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临终前，卢作孚总算看明白了中共要的是什么，为保护妻子儿女性命，“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否则，中共给你安个贪污之类的罪名可把家人整死，中共就是要共你的产，所以“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今后生活依靠儿女”，靠近中共只会带来厄运，故“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1000亿元（旧币，合今1000万元）贷款之迷

中共既要共你的产，还要博个好名声，有个说法就是中共给卢作孚贷款1000亿元。

说是民生公司经营困难，忧心如焚的卢作孚不得不向北京求助，中央决定破例提供人民币1000亿元（旧币，合今1000万元）贷款，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卢逝世前两天，北京又来电确认此事，但童少生两次收到电报后均未告卢作孚。卢作孚逝世后，童少生在公司会议上一拍脑袋说：“把这事忘记了。”

这个故事编的也太离奇，公司经营困难，需贷款，同意贷款的电报来了，却放在口袋里几天象没事一样不告诉卢作孚，也不去办理。

而且在卢作孚逝世前后的档案中，至今也没有发现有这样一个1000亿贷款的文件，在中共的解密文件中也没有这个电报和文件。

事实上，1952年2月中共中央答应给民生公司1000亿贷款的可能性实在太小。

民生公司当是必须要依靠政府贷款才能渡过难关。从1950年3月起，中共控制下的国家银行便开始贷款给民生公司。第一次就是1950年3月得到100万港币贷款，偿还两季度的加拿大贷款利息；第二次是1950年5月，贷得50万港币，6月14日，在上海贷得22亿人民币（旧币，下同）。以后多次请求贷款，批的都是小额贷款，一般是一次贷款10亿人民币，而且条件极为苛刻，有的是两三个月就要还，故一直不断地贷款，有时用新的贷款还旧的贷款。

在民生公司没有被“共”掉之前，中共是不会借出大额款项的。

不过1000万元的贷款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在卢作孚死后半年后，同年9月，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营，成为毛泽东褒扬的样板，民生公司已经被“共”了，确实有了1000万元的贷款。

疑点重重奇葩事

一奇

中共答应给民生公司1000亿贷款是出自童少生之口。奇就奇在童少生两次收到电报后均未告卢作孚。卢作孚逝世后，童少生在公司会议上一拍脑袋说：“把这事忘记了”

不管这1000亿贷款存不存在都是奇葩，若不存在，谁在幕后指使编出这一谎言，目的何在？若存在，急需钱的时候，钱来了，却象没事一样忘记了！？

二奇

卢作孚夫人蒙淑仪8日晚8时左右发现卢作孚服毒后，向民生公司求救，童少生携公司医护人员赶来作了简单救治，张祥麟11时后才赶到现场，11时40分卢作孚逝世。令人不解的是，仁济医院离卢家仅200米，三个多小时内，两位实权人物竟未将卢送医院抢救。

三奇

卢作孚过世前，民生公司的管理层就已受到中共的整肃，卢作孚逝世后，立即转入“清反”，民生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则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被处决。

但也有少数人例外，如童少生等人。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逝世后，民生公司9日下午召开董事会商议卢的后事，并任命童为代总经理。

童少生后来历任四川省副省长兼交通厅厅长，长江航运管理局副局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民建副主委、工商联主委，全国工商联常委，1984年病逝。

张祥麟离休前是长江航道局党委书记。

其实，中共为了夺取政权和私有财产，一直在下很大一盘棋，不仅在民国的党、政、军布下地下党员，而且在大企业、教堂等等都布下地下人员，当然另外也有的人是“识时务”而改换门庭转投靠新主人。

以教会为例，周恩来在三四十年代，就在上海国际礼拜堂布下地下共产党员李储文（部级），五十年代初，李储文控诉“帝国主义分子”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毕范宇，毕范宇因此被驱逐出境，而该堂的另外两位副牧师孙恩三、顾政书，一位自杀身亡，另一位死在狱中，这仅是其中的一例。

卢作孚死后还不忘泼脏水

中共官方《关于卢自杀的报告》及“内参”报道中，对卢作孚泼尽了脏水；说卢作孚“畏罪”自杀，面对员工自发的悼念，中共组织上提出要“彻底摧毁卢作孚思想的统治”。

同年9月，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营，成为毛泽东褒扬的样板。

1953年，长江航运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司资产由长江航运管理局接管。

后来的全国的公私合营基本上都是按上述民生公司公私合营手段和模式进行。没有引入“公股”的就捏造一个资方的“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行为，发动工人斗资本家。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谋财害命篇（5）

编写：爱德华

目录

公私合营（工商改造）手段

欺骗工人的“四马分肥”

公私合营后果

公私合营实质

公私合营（工商改造）手段

在共产党经济理论里，私营经济被认为是一个应该被彻底清除的部分，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份《党纲》中就明确写道：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中共夺取政权后，就开始全面实施在其党纲,并仅用7年的时间就消灭私营部门。其间，经历“夹心化”、“五反”、“边缘化”、“定息赎买”以及“绝种”五个阶段。

“夹心化”——在原材料、资金和销售渠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后，特别是企业现金一律存入中共控制的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私人工厂的利润多少其实已完全操于政府之手，丧失了博弈的能力。

苏共夺权后，对外资一概没收，引起与外国长期的外交纠纷，中共吸取教训，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当时，西方在华投资，英国有二亿英镑，美国二亿美元，法国五千万美元，中共对这些外企，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结果外企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给中共政府，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不出一分钱全部外企被中共接管了，令西方各国有苦说不出。对本国的民族企业也是用此方法。

“五反”——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进行体罚的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资本家是全家一起自杀。

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

据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统计，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总户数的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90%，即绝大多数资本家为“待罪之人”。

边缘化——在“一五”建设规划中，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参与度几乎为零，它们已经被彻底的边缘化。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及国有资本的迅猛扩张，给予它们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定息赎买——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它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公私合营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首先，企业由企业家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其次，企业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最后，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

后来国家对资本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不过，这一定息是“一刀切”的，不论企业盈利状况如何，也不考虑私股股东的意愿。实际上，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远低于一般工厂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

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绝种”——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毛泽东决心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几乎就在实行定息赎买政策的同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1955年10月4日至11日）

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

消灭私营经济的进展如此之顺利，速度如此之快，连毛泽东本人也出乎预料。之所以公私合营进展如此之顺利，不是资本家心甘情愿，而是经过“五反”，资本家已领教共产党的手段，已经不敢说不字。

毛泽东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下一次计划中的大剥夺是文革抄家（后续的“文革抄家抢了多少财宝”将谈此问题）。

自1966年9月之后不再支付定息，中共原定的向资本家支付定息的年限已满，不再支付定息，公私合营的企业就变成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一夜之间这些财产收归国有。

因此，公私合营定息赎买可简单概括为：

1.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

2.资本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

3.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

4.再把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代替“四马分肥”分配原则。

5.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不再支付定息，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有制。

中国共产党是古今中外第一等无赖，且不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在层层压缩、级级抽水，早已面目全非，是多么的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你拿走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给5%年息十年之后，就永远霸占了人家全副身家财产，还美其名曰“赎买”，这与强盗何异？即先是不公不私，再是大公小私，最后是大公无私了，完成对资本家财产的掠夺。

在公私合营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激化为敌对势力。即：一个是剥削阶级，另一个是被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公私合营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

共产党就是要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实质是归它们所有），但由于中共大部分是土包子，农耕当时没有多少技术性，故先搞土改，对地主则是夺其财，害其命，对资本家则是分步走，待熟悉工商运作后，夺其财，反抗及不满者则害其命，沉默者留一些路费，但其子女在就业，婚姻等方面同地主子女一样备受岐视。

欺骗工人的“四马分肥”

中共为了拉拢工人与资本家斗，如同土改时先分给农民土地后再收回的手法如同一辙，这就是“四马分肥”。

所谓“四马分肥”是指将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各占四分之一左右，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即从私合营企业的收益分给工人一部份，表面上工人的收入增加了，以骗取工人对公私合营的支持，但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即年息五厘所代替，“四马分肥”这骗人的中间产物也不复存在。

公私合营后果

当时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这一斫伤经济元气的举措，使得中国经济竞争处于劣势，最后经济到了“崩溃边沿”，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方面.

首先，这一运动彻底消灭了中国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产生的那批民族企业家。到 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

随着私营经济烟消云散，商人这个群体也在中国大陆土崩瓦解了。而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则仍然延续着“五反”的极端化倾向，使他们因为“历史问题”不断被当作敌人遭到斗争、迫害。就连他们的子女也要承受种种人格上的屈辱，忍受政策上的压制和周围人的欺侮……甚至连升学务工、娶妻嫁女都会受到歧视性的限制。中国商人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短暂辉煌之后，迅速坠入黑暗的深渊。由张謇、卢作孚两代精英为榜样的现代商人文明被彻底摧毁，而野蛮与邪恶的专制系统却以革命的名义全面复活了。

其次，对于企业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切有用东西，如精打细算，生产质量优良的名牌货，注意产供销信息，迅速适应市场需要等，不仅没有看作“民族遗产”加以保留，反而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否定了，以至中国至今没有驰名世界的品牌。

再次，这种做法还造成了我国地区间社会经济很不平衡，严重影响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广西由于在高潮中对不少地方，尤其是在农村初级市场的小商小贩排挤过多，而国营、合作社商业的工作跟不上，造成小商小贩经营不下去而失业，农民要卖的东西卖不出，要买的东西买不到，严重阻塞了城乡物资交流，加深了半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

最后，传承中断，公私合营令很多传统企业、品牌消失，存活至今的品牌由当局持有，失去家族传承。也有不少企业在国有化后, 产品质量越来越差,失去市场竞争力，最终被合并消失。另外还有更多大大小小的老字号，因国企经营不善、管理和销售模式陈旧、员工无积极性等各种原因，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转制前或转制中倒闭。

公私合营实质

1953年到 1956年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12万多家私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在1966年将这些企业全部据为“国有”。

所谓的赎买，公私合营私股的核定是由政府来进行的，核定的多少由政府说了算,资本家对自己的企业的价值根本没有话语权，中共说多少就是多少，同时，对于企业的无形财产，如商标、品牌、技术秘密等都忽略不计。

当时，全国的私人企业清产核资为24.2亿元人民币，这是一个被大大压缩了的数字。实际上是掠夺政策，如果硬要说有买卖的成份在里面的话，那就是强买强卖。

举例说：茅台酒厂的前身是“荣和烧房〞，〝成义烧房〞和

〝恒兴烧房〞。1952年，〝荣和烧房〞第四代经营者王秉干因所谓私藏枪械被枪毙，〝荣和烧房〞被没收，只补偿500元,说他的固定资产值500。而早在三十年代的时候，这荣和产的酒一瓶就卖两块银元。以它的产量和那种规模，怎么可能只有值500元。中共还以1.5万元拿走〝成义烧房〞；2.5万元拿走〝恒兴烧房〞，三家民企被合并成了贵州省国营茅台酒厂。

在改造运动的高潮期，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的锣鼓震天响，但民族资本家们的心却是在流血，当时有人说：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

1966年9月30日，定息停止发放，中共当然不会真正甘心付息赎买，抢掠财产按计划分步走，文革的抄家的高潮为1966年8月底，9月，10月，实则要把这些付息的钱及资本家的家底都迫不急待地“抄走”。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百年红祸】〝国酒〞茅台背后的累累白骨，新唐人电视台，2017年10月10日

1952年，商人消亡，1953年工商改造的真实一面,希望之声电台,2013-07-10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谋财害命篇（4）

编写：爱德华

目录

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的波及者

三反五反运动的成果及死亡人数

五反后经济变化

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中共政府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三反”是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无论是“三反”所反的“三害”（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还是“五反”所反的“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从字面上讲，都属于任何社会都会加以鄙视的失德和犯罪行为。

在任何时候和场合，对这样的行为进行谴责批判甚至惩处，在一般民众眼里，都具有充分的合法合理性。对此类行为加以惩处本是常态，但是中共惯用搞运动来整人并达到使人恐惧并顺从的目的。

由于运动宣传从字面上就使工商业主处在不道德及非法的位置上，不仅便于动员群众，而且使斗争对象在道义上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只能任其处置。在整个运动期间，虽然斗争对象自杀、甚至全家自杀的事件在各地都有，但没有听说有过反抗行为，也无力反抗。

中共搞“三反”的主要目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前中国国民党党员及无党派官员。“五反”运动始于1952年1月，其主要目标为国内的资本家。

中共先搞“三反”的目的主要是要从这些官员口中拿到与资本家交往的证据，然后很快转入“五反”，也就是说整资本家才是目的，既可从资本家身上搜刮钱财，使其恐惧，又可打掉其尊严，为后来工商改造（公私合营）的掠夺铺路。即“三反”是“五反”的开胃菜而已。

“三反五反”运动的波及者

“五反”运动，使当时留在大陆的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政府打着“反偷税漏税”，强制资本家补交税款,有些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缴纳，这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只好一死了之。

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着这些人“生蛋”。当时报纸连编累牍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这些“奸商”的滔天大罪，言之凿凿，闻者发指，只要五反中有油水可榨，就先送他一项重罪，再发动工人去斗争，要他自动自觉地把钱拿出来。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为维护尊严，宁可走上绝路。

自2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病者，即不下万人。医院是最忙碌的单位，内科、外科抢救自杀者的工作量最大，接诊中风、神经病人成了急诊大夫们最大的任务。

自杀方式，以跳楼、投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售卖，故欲求安卧而死，也不可能。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死亡，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跳江的死者更倒霉，不见尸首就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会继续遭到逼迫，所以只好选择其他死亡方式，让中共看见尸体也好死了心。

当地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也时时爆满。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特点，为了死后不给家庭找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人民政府的“德政”。

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资本家是全家数口一起自杀。

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今天又有多少商人、资本家跳楼自杀。

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被“运动”后，于2月8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于1952年4月被围困在办公室里两天后，跳楼自杀。

与此对比，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者陈光甫1949年后先到香港观望中国政局的发展，后明确拒绝共产党的北上邀请，确定留在香港经营在香港的上海商业银行，后定居台湾，得以保全财产和善终。

三反五反的成果及死亡人数
据统计，到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查补的“五毒帐”达30多亿元，而朝鲜战争（“抗美援朝”）就花费了战费62亿元，也欠下了苏联30亿的军火债。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万余人被判死刑，280余人自杀或失踪——中共的数据本来就有很大的选择性，上海自杀的资本家都比这多得多。

有人认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死亡人数在25万以上，但从官方查不到具体的死亡数字。

根据后来有些学者的统计，“三反五反”运动中，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南方都市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但是真实数字远远不止这些。

所谓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

“五反”后经济变化

1952年发动的“五反”运动，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信心，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毛泽东决心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在天津，自“三反五反”以来，商业批发减少一半，运输减少四成，银根紧，市场交易不畅，粮食成交下降达一半，生产下降，税收减少三、四成。天津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诉苦道：“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重庆一些工厂商店歇业停工，钢铁、机器、建筑、卷烟、针织等业目前均极度困难，生产停顿，累计有两万工人失业。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发去措辞严厉的电报，指出重庆很多市民已陷入无粮缺食之境地，开始对“三反五反”运动表示不满。而上海“三反五反”以来，失业工人增至十三万人，比1950年初经济形势最糟时还严重。事实上，直到1952年底，因运动导致的经济形势恶化尚未好转。中共喜欢搞杀鸡取卵，三反打贪污得到退赔和“五反”得到的退补，还不够堵运动造成的窟窿。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高耀洁：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出现高峰,阿波罗新闻网 2015-05-23

三反五反运动,维基百科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谋财害命篇（3）

编写：爱德华

目录

粮食统购统销概述

统购统销实质

统购统销饿死人、逼死人

粮食统购统销与大饥荒

粮食统购统销概述

如果说土改是中共对土地所有者的抢劫，那么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对农民的农副产品的变相洗劫——至少是强买强卖。“统购统销”就是国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强迫农民交出所谓的‘余粮’及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等等。

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1949 后中共为了省钱，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而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却在增加，从而造成粮食紧张，当时全国农户有一亿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嫌困难和麻烦，中共为了控制粮食资源，强迫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农业集体化、生产队化、公社化。

所谓“统购统销”其实就是国家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农民交出所有‘余粮’，再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给城镇居民定量口粮，农民除上交“公粮”（相当于地租）外，中共定义的“余粮”全部上交后，剩下的粮食才是自己的口粮，种子及饲料，问题是“余粮多少”由中共政府说了算，除城镇居民外，中共政府还出口粮食搞钱 、外援，就从农民口中夺食，定下高额“余粮”指标，收成时，生产大队先把“公粮”，“余粮”等等全部上交后，才分配社员的口粮。这些口粮根本不够吃，到来年春天就食光了，当时连原本富庶的浙江，都有农民在春荒时到江西等地讨饭，到八十年代就没有这种现象。

统购统销实质

统购统销，从1953年开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

中共不仅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等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对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计是4481亿元(徐从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裂，拉大了城乡差距。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贡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和“两弹一星”。

统购统销饿死人、逼死人

开始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造成了农村粮食十分紧张。国家收购的本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中共把余粮的指标定的很高很离谱，先完成征购，再安排生活，粮食收下来一律就地征购，甚至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都收走。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页)，

毛泽东说：“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从毛刘的这段话，你就可以推测为何农民会饿死了。

可见毛和中共领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对农民的口粮剥夺其实并非“仁政”；但在他们看来，必须服从于他们坚信的打赢“世界大战”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因此，为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必须施以政治压力。

中共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有些地方，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遂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1954年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对农民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抗拒，中共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因抗拒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到，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杭县开扩大干部会时，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

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中共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 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

但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中共都当成是农民中的反对社会主义的的呼叫声，当做反革命煽动的结果。

中共不仅无视农民的饥饿状况，而且加大统购和出口粮食，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反抗。在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湖南常德地委做出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2页)。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页)。

反右时期，中共在农村以“统购统销”的名义逼死好多人，比城市里的反右更狠。

1957年在农村与反右同时开展的叫“社会主义大辩论”，主要针对1953年强制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优劣展开的辩论。名为辩论，实际上是必须服从。如果你说‘统购统销’不好就批斗你，直到整死你。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资料：1957年9月份在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8省农村大辩论中自杀身亡的农民的统计数字显示：仅仅一个月湖南死400多人，四川217， 山东93，河南77，河北58，贵州181，广西276，青海11。

粮食统购统销与大饥荒

统购统销强行把农村的粮食征购一空，是造成1958-1962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表，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 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决不会饿死人!

粮食库存本是国家应付灾年需要，但却成了中共饿死中国人的手段。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统购统销,维基百科

赵宗礼:粮食统购统销中的极端做法, 炎黄春秋杂志,2016年第5期

宋永毅:粮食战争：中国大饥荒的起源 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粮食战争：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30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谋财害命篇（2）

编写：爱德华

中共有着“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九大基因，土改是中共邪恶基因的实践和强化。

邪——共产党以《共产党宣言》为行动准则，最推崇暴力，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共一直宣传：土改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得到土地不是中共土改的目的，因为农民得到土地两年后就被中共收回，划分阶级才是土改的关键，有了阶级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则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明确了。几千年来，统治者在取得政权后，都希望老百姓和睦相处，唯有中共要老白姓互相斗，共产党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使用暴力夺取钱和权为斗争的目的，讲究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所以共产主义就处于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这就是中共所到之处，必先破坏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的原因。

而划分阶级是为了斗争和杀人立威，故地主的划分也不完全依据财富而定，广东清远某村，村民都属于自给自足那种，划不出地主来，为达到“户户斗争，村村流血”的目的，就把一户家里有一口井的村民划为地主。

过去土匪强盗抢劫财物，被抢者不会被污名化和累及家人，别人对被抢者充满同情，土匪强盗抢了东西都不敢声张，而中共劫财害命，被抢者还会累及家人和被污名化，中共还要大众为中共的抢掠叫好。

中共土改用邪恶的马列理论作指导，〝土改〞是一场不折不扣摧毁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和文化传统的邪恶的杀人害命，劫取钱财物的运动。

骗——中共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真的是这样吗？

为摧毁传统道德伦理，把人的“不劳而获”等魔性释放出来，骗农民斗地主，把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中共又冒充主人般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

出于“骗”的基因，中共极其讲究策略，土改分步走，早在土改运动的前期，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也就是说，中共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使农民沦为其上耕种的雇工。

在农民拥有土地一两年后，就开始合作化运动，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

中共说你们种自己的土地太辛苦了，不如几户人家合作一起耕种，互相帮忙，这样好处多多，就强迫农民几户几户的成立互助组，然后再扩大规模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直到农民完全丧失土地。

农民先被欺骗去分地主田地；然后又被骗收回地；最后变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都是中共欺骗农民的中间产物，现在都不存在了。土地名义上变成是国家的，其实完全被中共所据有。中共早就计划要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一开始就进入生产队、人民公社这种模式，就无法把人性中的不劳而获的魔性激发出来，分地主田地也就无法得到人们的支持了。结果呢，印证了中国的古话“贪小便易吃大亏”，人们当初去咬中共“分田地”的这个饵时，结果最后失去所有的土地，真正变成了无土地的无产者了。

煽——中共不仅土改中欺骗，煽动农民斗地主，为了长期斗争下去，更煽动下一代对地主的仇恨。如果请中国大陆不曾见识过真正地主的人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就是其典型代表。之所以如此，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受中共的欺骗宣传所致，中共用泥塑《收租院》，《白毛女》，《半夜鸡叫》，《红色娘子军》来塑造地主的形像。某次在延安演出《白毛女》，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中共军人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陈佩斯的父亲）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中共“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他们四人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人们的心灵。

不过，从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假典型。这四人中，除刘文彩外，三人均是文学形象，但他们的原型都没有作恶。

现实中刘文彩慷慨兴学、济困扶危，泥塑《收租院》都是中共编出来，与刘文彩无关。《半夜鸡叫》更是子虚乌有。

《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大意是讲，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却被中共改编成恶搞地主的剧本。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的原型张鸿猷是个善人，出自教师世家，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只有几个请来帮他四姨太带小孩的小姑娘。

斗——煽动农民斗地主，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极其残暴，斗争中毫无人性，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中共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中共土改不仅抢夺地主的房屋，钱财；还要通过斗地主剥夺人的尊严；更要夺取地主的性命！

抢——土改杀人劫财是中共发动的一场〝国家行为〞，因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实质上是用国家发布政令的办法，用枪杆子逼着，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历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土改不仅抢夺地主的房屋，钱财，对有多房太太的地主，还抢地主的老婆，小老婆，刮而分之。

土改不仅抢地主富农的土地，更是抢全国所有民众的土地，49年前，大部分农民都或多或少拥有一些土地——是该土地真正的主人，从这个角度看，是真“地主”，虽然土地不多，划分成“中农”，“贫农”，看来中共土改确确实实消灭了真“地主”，试看今日之大陆，谁还真正拥有自己的土地。

痞——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通过组织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血腥斗争夺取土地，流氓地痞都成了先锋及模范，还可把人的魔性激发出来，把善良的本性灭掉。中共就可以随意驱使干任何坏事。川东土改中，某地主乡绅美貌女儿（年轻女教师梁文华）就惨遭中共的10多个民兵轮奸致死。

土改中斗争某个女地主，她家里也没有其他人。她的田地早已被没收，房屋（在村里算中上等级的房屋）也被没收了。虽然已经一贫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怀疑她有金饰没有交齐。参加斗争的人采取“挤牙膏”方式对她施加各种毒刑，她始终还是说没有。后来一个流氓地痞想出了一个“妙招”：从山上采来黑蚁巢，把它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脚绑紧。因为她的手被反绑着，她只能哇哇叫喊着在地上打滚。当天晚上，她因为被辱就上吊死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俗话说：龙生九子各不同，有个地主生了三个儿子并分了家，大儿子，勤俭持家，家产增加不少，二儿子马马虎虎，家产减少了，三儿子好吃懒作，嫖赌逍遥，把万贯家财化为乌有，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但“土改”中，三儿子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二儿子划为中农，保住了命，倒霉的大儿子，财产没了，人也被枪毙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间——由于地主没有组织，不是什么团体，是中共为斗争硬划分出来的产物。所以，“间”在土改中用的比较少。但中共建政前，中共亦利用统战和宣传手段，利用了一些地主这一阶层的人士，这样造成有些地主在土改前对中共还抱有幻想，本来他们是有机会跑掉的。土改开始，就无处可逃了，等待的是被枪毙的命运。

灭——数以百万计的传统地主，勤俭富农，以及作为传统文明基层载体的乡绅，在这场运动中被肆意侮辱、批斗、折磨、剥夺财产，并被各种难以想象的残忍方式杀戮。

杀地主，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梁羽生的父亲就是在土改时被中共枪毙的。投身中共干革命的赵紫阳的父亲也是土改时被中共自己杀掉。

在“土改”中，杀地主是无须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那时候，用“党的政策”和政策执行者的指令，代替了法律这根准绳。“党的政策”规定要杀谁，政策的执行者说要杀谁，那人就难逃厄运。杀地主，既不要问犯没犯事，也不要去寻找证据和法律依据，斗争会场上有人（多数是会前布置好的积极分子）喊杀，一呼百应，第二天就绑赴刑场，一枪了事。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区委书记（或区长）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的杀人名单。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斗争，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要流血，杀一儆百嘛！

对地主家属及子女，历次运动都是斗争对象，中共还要斩草除根。文革中，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广西等处都大肆屠杀 “黑五类”

“控”——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共就想控制一切，对其更不放心。

中共把地主杀了，地主没势力了，中共通过党员，党支部等控制农村的一切，中共还嫌不够，更透过户籍制度，农民伦为不能迁徙和流动的农奴。

中共杀地主立威，造成老白姓的恐惧心理，不敢说“不”和轻举妄动，也是为了“控”，中共就想控制一切。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连连，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中共的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从所有的中国人手中夺取所有的土地，中共成了唯一的大地主。中共不仅掠夺农民的土地，连城市居民的住宅地下的产权也一并掠夺，中共的土改让全体中国人都没有田产并为中共打工的农奴、工奴。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谭松:川东土改调查

1949之后：中共土改何以要杀人？大纪元，2007年10月27日

《九评共产党》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谋财害命篇（1）

编写：爱德华

目录

一  为何要土改

二 中共的土改方式

三 台湾的土改方式

四 中共的土改的恶果

五 台湾的土改的后果

六 中共为何要进行如此血腥的土改

七 台湾土地制度改革与大陆土改的对比

八 中共土改的目的和实质

九 结语

一  为何要土改

中国过去基本上属于农业社会，工业并不太发达，大部分人口以务农为生，并拥有一些土地，经过多年的土地兼并、流转，造成人均拥有的土地面积并不均衡。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如天灾、人祸、疾病等）失去土地，仅靠给土地拥有者打工或租用其土地耕作并交纳租金维生，因此的确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然而这些社会问题并不是拥有较多地的土地所有者造成的，这些土地所有者大部分都是省吃俭用的善良农民，经过数代人的积累而拥有土地，且多数并非像中共所宣传的那样的土豪劣绅，他们大部分是开明人士，并且乡间集资修桥补路、修建祠堂、庙宇，这些人出资更多。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应设法解决土地不均衡造成的社会问题。当初共产党打天下时，就以“打土豪、分田地”作为口号，激活人们心中“不劳而获”的魔性，并将其无限放大，而不问被分土地的来源是否合理合法，土地主是否有犯法的行为。毛泽东的《中国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要依靠农村的痞子搞运动，由于各种原因，中共竞夺得天下，那么夺取天下后，中共又如何进行土改呢？

二 中共的土改方式

中共土改的原则

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共产党宣言》，其核心是通过暴力手段利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而夺取政权，中共夺取政权及其施政过程，就是在实践其宣言的过程。

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暴力的群众运动是中共起家并扩大势力的一个好办法。中共多取政权之后，他就积极地推广这种暴力，流血的运动。

因此，通过发动群众，用暴力手段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是中共土改的基本原则。简而言之，即“谋其财”（划分阶级成份,并夺其财物），“害其命”(按比例杀地主)，并且地主子孙被岐视。

中共土改的方法手段——流血的土改

中共建政后，本来可以用法规调节贫富进行和平的土改（如台湾的土改），但中共却选择流血的土改，其根本目的是要杀害中国人。

划分阶级成份

中共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如何标记阶级敌人呢？就是划分阶级成份。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

发动群众，干部鼓励农民打人

中共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早在1947年9月24日，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刚刚结束，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就根据会议精神，发表《告农民书》，其中写道：“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财産，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麽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雇农、贫农，是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最坚决的分子。……雇农、贫农当中，有些人虽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的帽子。旧社会看不起穷人的观念应当取消。”所以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并不奇怪。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中共干部认为：“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本来中共就是要杀地主，打死地主当然不要紧，手上沾血就是给中共的投名状，中共乐着呢。

土改按比例杀地主

阶级成份划分出来了，就开始杀斗争的对象地主。甚至乡级的土改队都有杀地主的权限。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是否有犯罪事实及民愤。

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等人调到广东后，陶铸即提出 “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故每个乡都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故滥杀情况严重。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广东杀人就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地主子孙子孙被岐视

尽管土改中有几百万地主被杀，30年中也有一些人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到1979年中共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400多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数量相当可观。

阶级成份的划定不仅造成许多地主被杀，还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祸及子孙后代，地主子女及家庭成员不仅在读书、就业、婚姻等方面备受歧视，而且在每一次运动中会挨批斗，甚至被杀。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广西等地文革中都出现过屠杀地主及家人的事件，仅道县就有4193 人被杀，326 人被迫自杀，当然这些屠杀事件的对象为“地富反坏”，具体地主富农被杀多少，无人统计。

三   台湾温和的土地制度改革

台湾土地制度改革前状况

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之初，占台湾农村人口11%的地主拥有土地56%，88%的农民只占耕地22%，近40%的佃农和僱农无地，他们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一般都在收获总量的50%以上，有的高达70%。

蒋介石总结大陆失败的教训，意识到，解决土地问题，就会获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有了农民的支持，才能在台湾站住脚跟

。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蒋介石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由陈诚负责操作，于1949—1953年在台湾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

台湾土地制度改革原则

台湾土地制度改革原则——采取温和手段，实现耕者有其田。

1952年7月24日，民国政府决定下一年度的施政中心为实施耕者有其田，并提出三条土改基本原则：（1）采取温和手段；（2）在不增加农民负担基础上使其获得土地，兼顾地主利益；（3）地主所获地价需由政府引导转向工业。

台湾土地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法

台湾的土地制度改革，分三步依次推进。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第二步：实行“公地放领”，第三步：实行“耕者有其田”。

第一步：实行“三七五减租”

1949年 4月14日开始台湾实施的“三七五减租”，经过实际操作，针对出现的问题，民国政府于1951年6月颁布了《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目的是在承认地主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用法律条例限定租额，也就是“从佃农的收获量中减除肥料等实际费用的25%，其余则由地主与佃农各分37.5%的平均分配方式”，地租不得超过全年主产品收获量的37．5%，此外还规定，地主出租土地，租期不得少于六年，期满必须续租，不得随意撤租升租、保障佃农的相对稳定；农业歉收时，地主应临时减免地租。但是，佃农若欠缴地租达两年总额后，地主有权终止租约。有效地减轻农民的负担，也保障地主利益。

第二步：实行公地放领

台湾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台湾强抢、强占了大批良田，作为其移民的立足点。日本投降以后，属于日资的官方和私人产业均被国民政府接收，“公地”数量可观，约18万公顷，占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81.6万公顷的21.6％。

1951年6月4日，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将这些国家的土地（公地）以极其低廉的地价转让给农民，地价为耕地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两点五倍。为了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以实物计算，全部地价由农民在十年内分期偿付，不用付利息。

即受领农民只要连续交纳十年地租，每年交纳的租额正好等于每年应交纳的地价，十年期满，即获得耕地所有权。

受领农民首先是承租公地的现耕农，依次为僱农、承租耕地不足的佃农、耕地不足之半自耕农、需土地耕作的原土地关系人、转业为农者等。

第三步：实行“耕者有其田”

除公地放领外，政府还购买地主的土地，再把土地以极其低廉的地价卖给贫苦农民。

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数额，超过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购转卖给尚未获得土地的农民（对于地主来说，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政府用债券和股票的形式支付给地主，以实物土地债券（占70%）和公营企业股票(30%)作为补偿。实物土地债券由台湾当局委托台湾土地银行发放，年利率为4%，在10年内分20期偿清本息；公营企业股票是将国营水泥、工矿、造纸、农林四大公司转为民营，通过发行公司股票，让地主按出让土地的数量持有这四大公司的股份。

对出卖土地者，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帮助他们用卖地获得的资金，开发企业、工商业和服务业等现代产业。由于从事现代产业的收入比地租收入要多的多，他们非常乐意将土地卖给政府，将卖地的钱转为资本发展现代企业。

根据农民的实际需要和能力，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对于启动生产资金有困难的农户，政府还给予贷款支持。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农产品，从每年的获利中逐年还给国家，经过若干年还清本利后，农民就变成了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简而言之，台湾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没有发动农民暴力斗争，没斗一个人，也没有死一个人，而是用和平的经济手段完成的。农民最后成了土地的有产权的真正主人。 地主的土地虽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企业主。政府得到政权的稳定及经济的发展，台湾土地制度改革使政府、地主、农民三方受益。

四 中共的土改的恶果

中共“土改”运动的恶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1）“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隔阂及仇恨。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 秩序井然。自从中共窃政以来，推行“土改”等恶政，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中国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

（2）“土改”严重的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农村中地主富农一般都是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的农民，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他们的农、副业产量也较高；有些还有文化，接受新生事物较快，他们是农村先进的耕作方法的示范、 带头人。但中共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3）“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过去地方领袖受传统道德观的约束，素质较高，在群众有威信，大都能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赌徒，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人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4）农民的土地被中共收为国有是大饥荒前奏

在“土改”后期，中共收回农民的土地，由生产队经营， 为随后搞大跃进、造成饿死四千多万人大饥荒埋下了祸根。如果农民有自己的土地所以权及经营权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来如此大规模的大饥荒。

（5） 农民成了最低贱的阶层

“土改” 消灭了地主，以及中共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造成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生产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更不可能完成从农业经济转轨到工业经济。加上户籍的枷锁，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苦不堪言。

• 中共的土改也是大陆房市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 台湾土地改革的影响

从1949年开始的台湾土地改革，对台湾的农业、工业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他们最终都“消灭”了贫农，使农民成了工人，地主变成了资本家，农业经济过渡到了工业经济。

台湾的土地改革，刺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当年台湾粮食产量便增产五分之一以上。同时也缓和了社会矛盾，为台湾后来的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土地制度改革稳定了社会。由于农产品的增加，特别是粮食的大幅度增产，大大减轻了突然涌入的100多万军政人员造成的供应压力。在此基础上，台湾开始实行“军公教免费供给制”，凡军人、公职人员、教员及其眷属，按人口实行免费供给柴米油盐。

再次，土地制度改革后，大量的富农和地主转变成了商人和持有股票的资本家。拥有大量资本的大地主成为企业家。例如台湾辜振甫、林犹龙、林伯寿、陈启清，控制了台湾水泥、纸业、工矿、农林等四大公司的大部份股票，当时这些股票总值折合美金3500多万元。现在，这些公司均已发展为资本上亿 美元的超级企业。

通过和平赎买的土改办法既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同时又成功地将地主的农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政府、地主、农民各得其利，皆大欢喜。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实得益于50年代初台湾进行和平的土地制度改革。

六 中共为何要进行如此血腥的土改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准备并开始进行土地改革。

因此，表面看来，这场土改运动似乎就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人—即地主的手中转到贫下中农的手中，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

其实不然，在中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上述“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取土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和平手段本来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中共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中共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可以看到，在刘少奇的这段话里，土改的成就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即通过发动群众这种形式把农民吸引过来，让农民在斗地主中手上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只得乖乖地跟中共走。当年参加过土改的中共高阶官员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一位中共官员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 ，因为共产党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中共也找不到借口杀地主，并达到使百姓恐惧的目的。

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

七  台湾土地制度改革与大陆土改的对比

措施                                          台湾                          大陆

减租                                             是                              无

公地放领                                    是                              无

购买地主土地发放给农民     是                              无

夺取地主土地发放给农民     无                              是

土地产权                                  农民                   最后是国家

国家最后又收回土地              无                              是

划分阶级                                    无                              是

被杀，自杀                               无                    杀几百万地主

农民需对政府感恩吗          不需要       需要对中共感恩戴德

简言之：台湾土改实现真正耕者有其田，中共的土改让全中国人都失去田产。

八 中共土改的目的和实质

谈起中共的暴行之时，有的人说，不要老说中共做的坏事，中共也做过一些好事，如土改使农民得到土地，由于中共宣传洗脑，许多人确实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看一看中共土改到底是什么目的，它真的要使农民得到土地吗？

1. 借机杀人立威

中共秉承“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挖”邪恶基因，在非法用暴力夺取政权之后，唯恐有人不服，动摇其统治根基，因此第一步即借土改杀人立威。

• 抢劫所有中国人（地主、农民等）的土地

中共称：土改使“农民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事实相反：土改不仅使地主失去土地，更使全中国人（地主、农民等）都失去土地、而中共（名义上为国家、人民）拥有土地，成了唯一的“大地主”。经过合作化运动的之后，得到土地的农民逐渐失去土地的拥有权和控制权，到1957年就全部丧失土地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成了土地的唯一主人（实质上是中共，因国家政权被中共附体），农民完全成为其土地上耕作的雇农。由于户籍的枷锁，甚至连流动及到外地打工都不可能，有些农村村庄是以宗族关系维系的小社会，村中土地亦较均衡，并无地主之类，但经过土改直至1957年人民公社时，所有村民全都丧失土地。当今的中国人并没有个人的土地所有权。

中共把土地收归国有之后，收归了中共党有，他们就可以任意占用和使用资源、调动资源、组织资源，以维护他们的统治。所以现在中共想搞钱时，他们可以随意地征地、拆迁，随意地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随心所欲的霸占土地进行所谓的开发，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你不能不服中共的“远见卓识”，可悲的是，农民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农民毫无办法。

• 为饿死人作先期准备

中共掌控土地之后，在农民成为其真正的雇工之后是，就开始一系列的折腾，如大炼钢铁、围湖造田等等违反自然规律的折腾，不出几年就造成全国范围的三年大饥荒（1960年、1961年、1962年），有些局部地区为五年大饥荒（1958年、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据天气预报的历史资料及笔者到过农村了解的情况，那几年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竟然饿死了四千多万人，最后实在折腾不下去了，中共在1962年推出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一包”即“包产到户”），暂时不搞生产大队这一套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得到改善，过两三年缓过来时，中共又中止了“包产到户”等做法，回到生产大队的生产方式，其间又有农业学大寨等运动，直到毛泽东死时，全国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些年每到春天，粮食吃光之时就有大量的讨饭大军从农村出来讨饭，如安徽等省份。从1980年左右开始“土地承包制”（换了一个名词），虽然表面上看好像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土地上耕种，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但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并无产权，即为承包制，还要交纳名目繁多的农业税费，与过去租种地主之地并无差别，并且负担更重。

中共为达到饿死人的目地，就折腾，饿死人到实在折腾不下去了时，才搞“三自一包”，“包产到户”等，说明中共明知道搞人民公社（及生产大队）这一套不如“包产到户”好，待缓过来之后，又回到生产大队模式，这不正说明中共明知但蓄意而为吗！

九 结语
土改的全称为“土地制度改革”，中共有意宣扬“土改”是从50-52年，即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分给农民的阶段，而中共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就用“合作化”，“集体化”等名词代替。

城市似乎没有土改，其实不然，只不过城市的土改静悄悄，过去住房底下的土地是自己的，买卖的地契就是产权证，这些产权也全部给中共夺走，即使你家祖先在那住了几百年。所以，土改不仅使地主富农失去土地，更使全体中国人都失去地产。

从字面上讲，土地改革通常是指全局范围的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变更、和调节改造，农业集体化改造也是土改。所以大陆的土改应为1950–1956年（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土改有些滞后），中共从所有的中国人手中夺取所有的土地，中共成了唯一的大地主。中共的土改让全体中国人都没有田产，都成了为中共打工的农奴、工奴。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台灣大百科全書：三七五減租

李肃：1949之后：土改何以要杀人？美国之音中文网，2007年12月2日

秦晖：土改为何搞得那么血腥？要让农民没有退路,明鏡歷史網,2012年4月25日
陈宪辉 :《革命的真相 • 二十世纪中国纪事》,中共的暴力剥夺土改
中共罪评五：土改为什么一定要流血？大纪元，2011年06月30日
王貴成：中共土改為何會死450萬人，阿波羅新聞網 2013-08-11 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