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博客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11）

编写：爱德华

目录

概述

彭宇案有太多的疑问

彭宇案四部曲及实质

好撒马利亚人法

彭宇案让国人的道德倒退了50年吗？

概述

中共建政后，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和灌输斗争邪说，人们的道德水准一日千里的下滑，但中共还嫌下滑的不够快，彭宇案就是中共邪灵精心策划的加速中国人道德下滑的手段之一。

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彭宇自称上前搀扶、联系其家人并送其至医院诊治、属见义勇为，并非肇事者。随后，老太太认定彭宇将其撞倒并向其索赔。

双方对簿公堂，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老太太损失的40%，官方公开表示二审和解结案，但惊动全社会的案子的和解结果并未对媒体公布，相关细节不得而知。

彭宇案后，彭宇从南京某通讯公司辞职，去向不明。主审法官王浩调职，徐寿兰从原住址搬走，去向不明并于2010年9月初病逝。

彭宇撞没撞徐老太？这件事永远扯不清了。一向沉默的官方，一反过去的作法，2012年1月16日，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接受《了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他说，事实真相是：徐寿兰经过一辆公交车后门时，彭宇正从这辆车后门第一个下车，双方在不经意间发生相撞。南京市政法委书记此时才公布“真相”目的何在？公众当年对法官一片谴责，既然当时已搞清楚事实“真相”，为何官方却一直沉默不语，司法机关为何为不作解释。司法机关为何不依法公布案情，为何宁愿司法机关声誉受损而不作为？为何在“彭宇案”持续发酵过程中，司法机关不对案件进行审查，给公众一个完整的真相，却任凭事件持续发酵，逐步演化为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致使老人摔倒，路人围观，无人伸手，老人死亡，成了经常发生的社会新闻。

彭宇案有太多的疑问

如果彭宇确实撞了老太太，为了逃避责任说自已是学雷锋做好事反而被老太讹，则彭宇的行为极端恶劣。中共对媒体舆论的导向极其重视，可是在此次事件中，为何媒体的炒作，将污水泼向老太，同时宣扬什么老人跌倒不能扶，扶了会被讹的荒谬说法。反而对彭宇这种做了坏事为了逃避责任，有意欺骗社会大众的行为没有给予谴责和揭露。

如果彭宇没有撞了老太太，即做好事却被老太讹，但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主审法官王浩对彭宇案于2007年9月5日做出了一审判决，不是以证据为依据，却大量的使用并不符合道德价值观的“常理”。比如，“如果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并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判断“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对事发当日彭宇主动为原告付出200多元医药费，一直未要求返还的事实，法官认为，这个钱付得不合情理，应为彭宇撞人的“赔偿款”，判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被告彭宇在此判决生效的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45876元；1870元的诉讼费由老太太承担1170元，彭宇承担700元，并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10日内给付。”不管事实真相如何，该判决书明确告诉世人，作好事是要付代价的。

彭宇案四部曲及实质

彭宇案至今有太多的疑问，但了解中共邪灵策划的实质后，则一切疑问均迎刃而解。彭宇案经过四步：

1. 彭宇案发生后，经媒体喧嚷，此案引起强烈反响，引发民众对跌倒老人是否可以搀扶的激烈讨论，经过中共有意引导，公众已造成“老人倒地不能扶”，“作好事要挨告”的结论。
2. 一审判决书大量使用主观推论，公众自然得出“判决不公”、“彭宇是做好事反遭诬陷赔偿”、强化“老人倒地不能扶”，“好人做不得”的共识。
3. 此后类似彭宇案的各种版本在各地出现，天津许云鹤案，再到南通殷红彬，从杭州高一学生帮扶倒地老人却遭家长训斥，到武汉老人倒地无人扶而窒息死亡，再到镇江老人扶醉汉被误解并被打成重伤，再度强化“老人倒地不能扶”，“帮人有风险”的认知。

五年中，极为重视舆论导向的官方却宁愿司法机构信誉受损而一直诡异地沉默不语，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任凭事件持续发酵，致使许多倒地老人无人敢扶，导致伤亡，当彭宇案造成的“道德滑坡”的负面效应已达到并不可逆转时，彭宇案真相如何已不重要，官方却在五年后诡异的说出“真相”，为官方及判决书开脱。

其实，这一切正是中共有意诱导的结果，都在中共设定的轨道中进行着，故中共就沉默不语，还需要再导向吗？

春秋战国时期，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对极为重视舆论导向的中共却在彭宇案中的行为诡异，不难得出，中共不仅法律不保护人们的正常权益，还有意引导人们的冷漠和突破道德底线，最终必然导致人人自危！人们去关注层出不穷的“彭宇案”时，就对中共的贪腐视而不见了。

好撒马利亚人法

西方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为自愿向伤者、病人救助的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目的是使见义勇为者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追究，从而鼓励旁观者对伤、病人士施以帮助。该法律的名称来源于《圣经》中耶稣所说的好撒马利亚人的著名比喻。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意大利、日本、法国、西班牙，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好撒马利亚人法要求公民有义务帮助遭遇困难的人（如联络有关部门），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德国有法律规定“无视提供协助的责任”是违法的，在必要情况下，公民有义务提供急救，如果善意救助造成损害，则提供救助者可以免责。在德国，必须有紧急救助知识，才能获取証明文件。

台湾目前有类似的法规（刑法、民法、紧急医疗救护法）。

从2006 年彭宇案至今，中国大陆尚无全国性法律为自愿向伤者、病人提供救助的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中共有意不颁布这一部根本就不复杂的法律。

彭宇案让国人的道德倒退了50年吗？

彭宇案目的达到后，中共又放出“彭宇案让国人的道德倒退了50年”的谬论，往自己脸上贴金，那意思是，中共窃政之初，中国人的道德是低的，中共把中国人的道德提升了，现在天下的怪象只能怪彭宇案。事实是，中共建政后，以“恨”为根，以“斗”为手段，世风日下，但中共还嫌道德下滑的不够快，彭宇案就是中共邪灵策划的加速中国人道德下滑的手段之一。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南京彭宇案，維基百科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6）

编写：爱德华

五四时期，知识界提出了许多激进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等，几乎全部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更荒谬的是废除汉字的建议。

中共首任最高领袖陈独秀在《答书》中说道:“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中共第二任最高领袖瞿秋白则提出“汉字落后论”，痛骂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鲁迅更是危言耸听的疾呼“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钱玄同1918年4月给陈独秀的信中说 “……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可见它们之所以要灭汉字，就是要人们触不到传统文化和消灭传统文化。

那国外的汉学家是怎么看汉字的呢？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认为，汉语是自亚里斯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汉字形声、象形、会意的方法，使汉字本身蕴藏了大量的信息，通过汉字的组合，可以轻易地表达复杂的事物。目前的英语单词包括各种生物名称及专利发明的新术语已经超过数百万，考虑到英语中有一些可以推导和联想的成分，它所需要记忆的基本单词也有100万个。而所有这些单词在汉语中都可以用4000个汉字来表达，极大方便了记忆。

在联合国的文件中，中文是最简洁的，这也证明中华神传文化中的汉字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汉语文献浩如烟海，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根。丢了汉字，不仅埋葬了一座宝库，而且也相当于断根去势，没有人去给中国文化传宗接代了，一个彻底否定自己历史和文化的民族与一群行尸走肉无异。

中共早在假抗日、真发展的延安时代，就设立了专门机构，设计“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取代传统汉字，在“解放区”的部分学校中推行，还印刷了新文字书刊，向社会推行。中共以为有了新文字，就可以废除旧汉字。但是这种西方拼音式的新文字，声音雷同，词不达意，无法准确表达中国语言，错误百出，难于推广，更因为忙于内战夺权，无暇顾及，只得暂时搁置。

中共窃政后不久，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改革传统汉字，专设文字改革机构。毛泽东还武断的宣称：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此毛泽东很明确的说出要废除传统汉字，改用拼音化新文字的最终目标。

在毛泽东的命令下，一些御用学者闭门造车设计出汉语拼音文字，出版文字改革刊物，编写拉丁化新文字教材，用以取代汉字。但汉语和汉字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有着相互依存关系，和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语文体系。用简单的拼音字无法正确表达丰富多彩，有大量同音异意词汇的汉语。用拼音字写出来的文章， 谁也看不懂，拼音文字实际上行不通。显然要想用拼音文字取代传统汉字，还必须同时把语言也改掉才行，这是中共短期内无法做到的。

语言学家赵元任曾用同音字写成的故事《施氏食狮史》说明汉字拼音化不可能，《施氏食狮史》全文如下：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全文共90多个字，发音都是“shi”。拼音化后，则是90多个“shi”,谁能看的懂。

中共既然无法立即全面推行拼音字，只有先采用过渡办法：先从破坏正体汉字着手，将其简化变形，使人民不能再学习传统文化，割断人民与中华历史的历史联系，以便利灌输马列主义，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

• 让人看不懂古籍，斩断中华传统文化。
• 与使用正体字的港澳台地区的交流出现障碍，使人们无法获得正确信息。
• 在人们无法获得正确信息下，便于灌输党文化，为独尊马列扫清道路，从而把中华儿女变成“马列子孙”，并达到消灭中华民族的目的。

五十年代初，中共国务院先后公布两批简化字，在全国推行，把相应汉字称作繁体字，强令废除，剥夺大陆人民使用正体字的自由和权力。因为中共设计简化字并非为了发展完善传统汉字，只是最终消灭汉字的过渡措施，所以要求笔划越简单越好，不管汉字结构原则，更不顾及传统汉字系统的完整性，因而把汉字改的不像样子，给教学、印刷和出版各方面都造成极大混乱和困难。特别是第二批简体字，更为离谱，把许多同音字词合而为一，词意含混，用在文章中，往往词不达意，文理不通，不知所云，引起了广大人民和学者的普遍不满。中共为了平息众怒，不得不把第二批简化字收回，但是却保留了第一批简化字，强制推行。

推行简化字，只是中共消灭中华文化总计划的一部分，接着便在教育界开展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运动。在教学中删除古典文学，把中华历代先贤的著作统统丢入垃圾堆，学生只能学习中共钦定的马列毛教条及御用文人炮制的图解党政策的宣传品，致使广大大陆民众不认识正体字，只知马列毛语录，只知共产党，不知中国历代还有许多至圣先贤，不知中华文化的精髓为何物。让人民不认识正体字，看不懂49年以前的出版物及港澳台的出版物，更不能阅读古籍经典了，人民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路被堵塞，中华儿女就只能变成“马列子孙”了。

对中共废除正体字，造成了汉字体系的混乱。曾引起学术界和热爱中华文化的广大民众的反对，发生了多次汉字的繁简体争论。当政者为了扫除简化汉字的阻力，对敢于提出异议的学者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大帽子，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汉字的繁简之争，在强权政治的扭曲下，大陆只能听到拥护文字改革的声音，对简体字的一片叫好声，形成一言堂局面，并给世人造成似乎只有简体字才是大势所趋的错觉。

大陆媒体鼓吹简体字打败了繁体字，就是这种共产党极权意识形态的反映。党文化到了哪里，哪里的中华文化就要变质。当前，由于中共用权力强行向世界推行简体字，排斥正体字，使真正代表中华文化的正体汉字反而日渐萎缩，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事实上，近年来许多大陆学者也发现，文字过于简化易造成语意混淆，使得汉字原本含意发生巨大。

有一则顺口溜形容汉字简化的后果：

“汉字简化之后，亲（親）不见，爱（愛）无心，产（產）不生，厂（廠）空空，面（麵）无麦，运（ 運）无车，导（導）无道，儿（兒）无首，飞（ 飛）单翼，涌（湧）无力，……有云（雲）无雨，开关（開關）无门，乡（鄉）里无郎，圣（聖）不能听也不能说，买（買）成钩刀下有人头，轮（ 輪）成人下有匕首，进（進）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可巧的是：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贪还是贪，毒还是毒，黑还是黑，赌还是赌。”

正体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维护汉字体系的完整性，确保正体汉字的正统地位，才能使中华文化得到系统完整的传承。希特勒的曾说过：“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因此有必要揭露中共“文字改革”的真实目的和险恶用心，正本清源，唤起广大民众起来保护和推广正体汉字。

天佑中华。在港澳台和海外自由地区还有未受极权控制的华人，能够起而反对这种胡乱设计的简化字，坚持使用正体字，为中华文化保留了一席之地。台湾 是保存中华文化最多最好的地方，理所当然的担负著推广正体汉字、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海内外广大华人要守住中华文化的最后阵地， 把中华文化的精髓，把正体字重新推向全中国，推向全世界。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汉字简化，维基百科

【图说】简化汉字，前后60年，我们丢掉了什么？ ，360doc个人图书馆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7）

编写：爱德华

目录

中共教育投入

民国时期教育投入

私人或者自主办学被禁止

教师成了“臭老九”

教育是立国之本，可以教化民众，启迪民智，改良社会风俗，教育投入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关系到国民素质及国家长远发展，任何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国家，都会重视教育。众所周知，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持续的高水平教育投入。

早在2000年前后，绝大部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教育经费支出占其GDP的比例就已超过5%。高水平的教育投入，极大地支撑了国家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高素质劳动力。

那些曾经举全国财力去办教育的国家，无论是现在保持世界第一的美国还是只有弹丸之地的日本，对教育的高投入，最后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财富上获得了增长，在国家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上，教育都发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中共教育投入

文革前，教育投入极少，当时公社（即后来的乡）及以下的学校校舍及教师宿舍大部分是占用农村的祠堂，教堂，庙宇，正式的教师也不多，许多为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由当地农民供养——即上课相当于和农民一样挣工分，然后每月国家再给5 元人民币的补贴，校舍也由农村自己解决，也就是教育的费用由农民分担了。县城的学校大部分也都是清末及民国的校舍，新盖的学校校舍很少。

1978年至2011年，中国教育投入一直在2%～3%上下徘徊，远远低于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平均水平为4%，

直到2012年，中国教育投入才首次达到4%，4%是什么水平？

以1994 年各国教育投入为例，当年发达国家为5.1%，世界平均水平4.9%，欠发达国家为4.1%。印度，巴西，哥伦比亚，非洲的乌刚达等国都超过4%，而我国仅为2.52%。

2007年教育经费对比，中国为3.22%，其他国家及地区如下

中共又把本来就少的教育投入集中投到少数教育机构上，   中西部、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教育投入就更少，至今还有拖欠教师微薄的工资的情况发生。

民国时期的教育投入

民国教育投入高达15%

1912年，民国一成立，即强调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明文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1946年制定的《教育宪法》更是强调对教育的投入：　　“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县、市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其贫苦者，由政府供给书籍。己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国民，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其书籍亦由政府供给。”

教授收入堪比国民政府部长

1927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还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为400-260元，讲师为260-160元，助教为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当时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元，县长一个月20块银元，而国小学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元。这就是说，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最低工资竟是县长工资的两倍。

抗战时期，财力紧张，有人主张将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对此，蒋介石说：“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并采取措施，保证学校不能停课，老师不能减薪，后方学校必须无条件接收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国破家亡，耽误啥都不能耽误娃的功课。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经费仅次于军费。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民国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

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时的两倍。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西南联大的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学生上学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达128000余人，其中就包括“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人，以及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八年抗战，在许多学校被日军炸毁的情况下，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这就是说，经过八年抗战，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被战火摧毁，而且比战前还强大；大学的整体水平非但没有下降，相反很多专业领域还有了明显的提升。与国际化接轨的程度高，并且国际上排名位于前列，这与当时政府对对教育的认识及重视有很大关系。

抗战最困难时，蒋介石说：“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为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私人或者自主办学被禁止

民国时政府办学不是唯一形式，在社会办学很普遍的民国，政府经费是少部分，主要是供给给部分高校。部分优秀的高校如山西大学，齐鲁大学都是地方军阀供给经费，燕京，圣约翰这样的大学是教会供给，协和是美国财团供给，湘雅是雅礼协会及教会供给，都不在中央预算内。并且国际上排名都很靠前。

燕京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学院等教会办的大学在1952年全国院校大调整中彻底消失。

中共窃取政权后，中共控制所有的经费了。不仅对教育投入少，且绝对禁止私人或者自主办学，教育成为中共利用来愚民的工具。现在好像是可以办一些学校了（如培训英语的学校等），那也只不过是中共想利用家长重视教育的传统来赚钱罢了，教育内容不得越雷池半步，前几年有人自费办个图书馆免费供人阅读，里面主要是正规出版社出的传统国学的书，都被中共强行关闭。

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

在中共治下，文革结束前，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各次运动都被波及。

而民国时期对学者极为敬重，比如章太炎、傅斯年多次骂蒋介石，死后民国政府仍给予国葬待遇。胡适从美国回来，看民国很不顺眼，破口大骂蒋介石，能用上的词都用上了，气的蒋介石火冒三丈，蒋介石对他可不薄，挨了骂，反而多次提拔胡适，并且唯以重任。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不仅动口当面拍桌子大骂蒋介石‘你是新军阀”，还一脚踢过去，结果仅以打架斗殴论处、只被关押了七天，照样当教授。但在中共“反右”运动中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大遭批斗，刘文典低下了在蒋介石前曾经高傲的头，自毁声誉地诋毁自己、批判自己，向整个社会低头，并承认那些莫须有罪状。即便这样，他依然没有得到中共的宽大处理，依然被当作顽固派学术权威一批再批，1958年含冤病逝于昆明。

当年在日本侵华时，全国倾尽国力抗战时，蒋介石优先保证教育经费，敬重教师。抗战时西南联大8年，办学水准和成绩令世界瞩目。更是培养了大批英才，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于敏6位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还涌现了众多的院士。

而中共窃取政权后，大量地外援支持共产运动，教育投入极少。目前国家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共不仅不把经济发展的成果用到中国人的免费教育福利上，教育经费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外却大把撒钱，而且还利用中国家长的重视教育的传统把教育产业化来搜刮老白姓的钱财。

武训乞讨让农民小孩上学，蒋介石抗日非常时期优先保证教育经费，敬重教师，而作为GDP世界第二的中共国，农民工子女上学都成问题。现在中国城市中约有2亿多外来人口，其中包括约3800万儿童，这些儿童却无法得到得到良好的（或基本的）教育。中共以《城市居住证》、赞助费等等手段将这些孩子挡在校门外，这些孩子不得不去私人经营的便宜学校求学，但中共也常常以不符合教学要求等借口将这些学校随意强行关闭和赶走这些学龄儿童。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史飞翔：“民国时期的教育投入”，《羊城晚报》，2013年9月4日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8）

编写：爱德华

目录

古时教学理念——传道 授业 解惑

中共如何教育学生

钱学森之问

中共与德国对学校的控制对比

文革打死校长教师

古时教学理念——传道 授业 解惑

教育是传承传统、形成一套道德思想观念的重要手段，韩愈的【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把教师的任务说得很清楚，即：

1.传道：即传“先王之道”，宣“圣人之教’。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传做人的道理及道德，这是首位，也是根本。

2 授业是教人技能,使学生能够掌握知识。

3解惑：解答学生在传道，授业，成长等方面的疑惑。

为人师长者，位居君、亲、师之中，享有崇高的荣誉，要传授品德、学业，导人以善。

以上三方面不是有并行的，而以传道为主，在《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大学的道理，在于明了并彰显人人先天本有的“光明德性”，去除污染而自新，并不段进步，达到最完善的境界，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授业与解惑是为传道服务的。当然，只说传道，没有授业，道亦不存。如不解惑，则道不明。所以三者虽有主次，但又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教师首先是教人做人，学生首先是学习人生之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还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没什么用处。即要教育学生做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人，善良的人，真实的人。

中共如何教育学生

对于最重要的传道部分，中共把正信，传统文化，道德伦理，宗教等一概视为“四旧”和封建迷信加以毁灭，然后植入并灌输党文化。

1949年后，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控制一切，民间社会、士绅阶层遂消亡。而在学校，党组织层层设立，并设政治课，

灌输党文化，有意混同党和国家概念，没有真正的以史为鉴的历史教育了，都简化成一种革命（仇恨）教育—-阶级斗争，解放全人类、爱领袖、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

从小学开始，就不段地学习中共邪恶的斗争理论，对儿童心灵用暴力血腥来浇灌信仰。并加以实践，逼别人去学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这是极其歹毒的。表面上看也讲尊敬老师，尊敬家长，但当老师，家长是中共斗争的对象(如“地富反坏右”等)时，那就要与其划清界线，批斗，甚至打死，其目地是把人培养成“人性全无，党性丰满”的人。 当有人说几句真话时，中共党媒不是说其“党性全无，人性猖狂”吗，可见中共要培养就是毫无道德的人性全无的人。

过去大学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治校理念根深蒂固。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教育独立”，清末，章太炎提出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

“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以市场。中共的教育反其道而行，课堂都成了中共的宣传阵地，必须上中共的政治课，把斗争及欺骗灌输给学生洗脑。学生们特反感还得学。笔者上党史课时，教师大骂彭德怀，过一段时间，同一教师又赞扬彭德怀（彭德怀平反了），我们的作业答案也只能随之变，否则是零分。

再看授业部分，授业就是教会学生将来要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知识，教会学生一定的职业技能。教育就是获得运用知识的艺术。

学校除传授知识及技能外，还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学习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社会交往能力等。教育应以人为本，让每个受教育者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

中共却利用标准答案和考试的手段来扼杀独立思考能力、想象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若论考试能力，中国学生绝对世界第一，这是一种大规模的长期的采用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的渗透式的强制教育，应试当然可以拿高分。

快乐是非常重要的。快乐地学习，探索学问，追求真理，享受生活。孔子认为，治学的最高境界是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而强制的高强度的题海战术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厌学。应试教育只是获得通过考试的技术，一旦通过考试就万事大吉，再也不去考虑如何使用知识。如果知识失去运用的机能，就是块敲门砖。

商人任志强说过：“教育的可怕在于从来不是开启人的独立思考能力，而是只告诉你死死记住教科书上告诉你的答案。不需要你去探索，为什么是这个答案的结果？不需要知道原因和有其它答案的可能，并且用考分限制你只能死记这个标准答案。于是就可以用欺骗掩盖事实的真相，甚至任意编写历史，颠倒黑白。让人民生活在谎言之中。” 中共把党文化及邪党理念巧妙地植入这个标准答案中，长此以往，就成了党可以控制的没有正邪、是非、善恶观念的人。

再看解惑部分，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很重要，而心理的健康比身体的健康更重要。

不仅学业上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学生在生长期，青春期，在学校和社会，必然还会有好多问题和困惑，其实身为老师，为学生解除困惑，指点迷津极为重要，人生经验与建议，也是作为老师最大的价值，不仅在学业上要影响学生，更要在人生道路上，扮演其独特的角色。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后，人人为近敌，谁也不敢说真话了，更别提对学生的解惑了，有也是党文化的那一套了。

中共治下的社会本来就是不正常的社会，社会问题百出，困惑更多，试想，被中共引诱去举报自己的教授的学生，其内心必受良知的遣责而不安却得不到解脱，若连不安的心都没有，是否还算个真正的人呢？

如果拥有知识的人没有健康的心智（道德良知），还不如没有知识但凭良心行事的人。因为中共教育本来就是毁人不倦的。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临死前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现在的中国教育为何不能培养出一流人才。

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共的教育目的，外国（以德国为例）政府及党派和学校的关系，不难得到答案。

中共的教育目的，就是洗脑控制青年，把你培养成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以便中共可以控制，按党的要求做事的人，而不是要你去辩明善恶，承担道义责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不是一流的人才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致”是聪明，“利己”就是所有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管公平道义，‘忠诚’地配合中共体制，善于表演，成为权力的附庸，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瑞特·乍克曼博士在其一九七七年出版的着作《科技英才——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统计，从一九零一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286位科学家中，73%的获奖者是基督徒，19%是犹太教徒。

特别是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的人几乎全部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美国总统布什到清华大学演讲，其间有同学问他的宗教信仰。他说，美国有95%的人都有宗教信仰。

爱因斯坦是科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宗教”抱有极度的虔诚。他说：“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

中共与德国对学校的控制对比

教育经费虽由政府拨付，但经费是纳税人的钱，不是不种田不做工、高高在上的党派所能提供的。所以政治不能干预学校事务，这是西方乃至民国时期的作法。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中共领导一切，包揽一切，一个三人门市部，须有一名党员，十人门市部，须有一个党小组，再大一点就须有党支部了。而在学校，党组织层层设立，开设政治课，对世界观尚未完全形成的学生天天灌输中共邪恶学说。尚未步入社会即被诱导加入党团组织。

再看德国的情况

我们看看德国的情况，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德国共有一百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把移民美国、加拿大的德裔算上，获奖人数将突破200。

德国大学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诺贝尔奖摇篮，那么，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德国，看到城市中心最豪华的建筑。你不用问，那是大学而不是政府大楼。如果有人看到最漂亮的图书馆，你也不用问，那是大学图书馆。

作为出资人的政府在公立大学里却一点地位都没有，它不能决定或者影响大学内部的任何事情，包括校长和其他高级管理者的任免。校长和各学院院长由教授自己选拔，政府无权干涉，更不可能阻止自己不喜欢的人当选。他们想做什么课题研究，不需要事先报批，也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在这里，大学是真正的“教授学生联合”。党派根本不可能决定人事任免，更不可能左右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科研课题。

各个党派在大学没有任何常设组织，也没有校长兼书记或校长、书记各管一摊的现象。校长就是堂堂正正的校长，党派休想把手伸进大学。教授和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支持或反对某个党派，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信仰本是个人的事情，至于为数不多的私立大学，政府和党派更无法插手。他们要进入大学进行宣传，想都别想。

文革时学生打死教师校长

中共把传统道德的教育毁了，宣扬仇恨，对地富反坏右的仇恨，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毫无善可言，给学生和老百姓灌输狼奶，把人教成野兽，仇恨种子生根发芽，以推动血腥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灭绝。49年到66年，完完全全地用中共狼奶浇灌的一代已经长成，该看看成效如何了，文革也是中共狼奶教育成效的大检阅。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北京的校园杀戮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许多教师，校长，校工被自己的学生打死。文革中被打死的教师和其他人不计其数。以下举少数例子：

以中共高干子女为主体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当然走在前面，该校副校长和教导主任—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被批斗被打。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的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 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另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被多次毒打，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学生在学校里打死了三个教员

在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陆进仁和其妻子吕静贞被“斗争”后，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杀。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划清界限、殴打、自杀。

在湖南，长沙第一中学的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归来之后（该校一名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上讲了话），立即在校中掀起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运动。被打得最严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长，她的头发被剪掉了半边。浏阳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员唐政被殴打和在学校“劳改”，她被用绳子绑到该校大礼堂的“斗争会”上，在台子上被打死，时年47岁。她死后，她的丈夫和儿子也被捆绑起来。当晚埋葬她的尸体时，还有人往土坑里吐痰扔脏东西。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洗脑,维基百科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年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9）

编写：爱德华

目录

破四旧缘起

个人文物遭毁坏

国家级文物被破坏

康生，江青等收藏“四旧”

掘墓狂潮

改名风潮席卷全国

中共为何要破四旧

破四旧缘起

中共窃取政权之后，就开始竭力破坏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道德和历史文化，从思想改造，再到反右，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破坏进入了高潮。

文化大革命名副其实，他就是要革掉传统道德、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的命，外在的表现为“破四旧”。中共高层权斗仅仅是导火索，被灌输中共邪说的一代已进初高中，或大学，又无妻小的拖累，即使没有毛刘权斗，中共也会发动其它大运动革传统道德的命，后来的文斗武斗，夺权不过是其副产品罢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破四旧”）的口号；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但如何破 “四旧”，中共没有说明。

中共把中华传统道德文化说成是“四旧”、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祸害了中国几千年。把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国外引进的好东西统统作为封、资、修予以铲除。与此相应，立四新，就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实质是以党文化代替中国传统文化。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第二天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在中共的倡导和引导下，红卫兵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石碑、牌坊，破坏文物，并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在抄家过程中还打死了很多所谓阶级敌人。

当时的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特别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的“宣战书”。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好得很》高度评价破四旧。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破四旧”狂潮迅速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大农村。

个人文物被毁坏

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当然是“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奇珍异宝、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部烧成了灰。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被誉为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撕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为官三代购买珍藏的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诸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历史学家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轼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其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却认为刻瓷艺术品也是“四旧”，把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

国家级文物被破坏

除搜掠毁坏私人文物外，中华传统文化古迹和国家级文物更被毁坏无数，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竟有4922处在1966年的八九月间全部毁掉。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在山东曲阜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曾被盗割卖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但运到国外的壁画被博物馆珍藏，保存完好。在‘破四旧’中却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太原市委书记下令砸毁庙宇。随即全市190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被保留外悉数被毁。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

广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

贵州省镇远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内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现仅余空房。

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周恩来对北京“革命师生”说：“狮子非搬掉不可……，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结果全国的石狮子都遭殃。

康生，江青等收藏“四旧”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不仅毁坏，也抢掠，被抄走的“四旧”，或入国库，或纳入高官囊中，中共高官如康生，江青，陈伯达等却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和抄家掠夺来名贵字画的大肆掠夺并收藏。

掘墓狂潮

为从根子上铲除传统文化，并用马列代替之，挖祖坟是快捷方式，破四旧中，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陵遭到永久性的毁灭。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并刨挖陵墓，内存物品抢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孔子被后世尊为孔圣人，上至帝王宰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孔圣人尊崇有加。侵华日军在曲阜孔庙处都肃静而过不敢动一毫毛。破四旧时，曲阜孔庙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孔府被封，庙碑被毁，孔庙塑像被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孔子墓被铲平挖掘，书籍化为灰烬，“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无数石碑被砸被拔，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山东冠县，千古义丐武训的墓被砸开，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南漳县，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生母的墓被掘幵，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

北京的红卫兵砸了名画家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

徐文长、吴承恩、吴敬梓等人的故居都被毁坏，蒲松龄甚至被掘墓鞭尸。

改名风潮席卷全国

从老毛暗示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改名宋要武起，改名风潮席卷全国。

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菊”，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传统文化和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成了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连万年历、家族宗谱也被视为“四旧”。仅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余册古书中，就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仅北京全市就有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

香水、化妆品、修指甲、美容、摩面、洁齿、花发卡、色泽鲜艳的花衣、尖头皮鞋、窄腿裤，养花种草均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块，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

禁止宗教信徒宗教生活，教堂被冲击。强迫僧尼还俗，不许唱传统戏曲，焚烧戏装、道具仿古工艺品。全国仅剩中共搞得八个样版戏。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在中共的迷惑和鼓动下，更让红卫兵不受传统的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约束，人的魔性被释放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禁忌，把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践，使他们崇尚暴力，把打死人（阶级敌人）当成革命行动。这样中共就可以随意驱使他们去杀害中国人。

随中共权斗的发展，红卫兵被抛弃，上山下乡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但没有像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破四旧”行动了，在意识形态上批判却还延续着，后来，虽然不再提“破四旧”，但中共一直在实施着，1990年代以来各地政府的大拆大建、盗墓及文物走私，破坏文物的程度也极为严重。

中共见直接毁坏“四旧”并用党文化代替，虽然使道德下滑，但还是无法彻底毁掉传统文化和“四旧”，因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党文化”走向破产，出于统战等等的需要，于是就改换方式，捡起“四旧”。

中共近年来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搞些假和尚，假道士，搞成旅游景点捞钱。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四旧”也成为中共极力推崇的“申遗”对象。

中共又宣传曾被中共批判并掘墓的孔子，在海外出钱搞孔子学院，在孔子学院说中塞入党文化的东西再向世人推销。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性利用，是中共利用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

中共为何要破四旧

红卫兵作为都是按中共的指引的方向走，北京故宫，由于中共的保护，并未遭到直接破坏。说明中共完全有能力保护这些文物，凡是被毁的，都是中共有意引导红卫兵破坏之，没了文物这个传统文化的载体，中共就可以任意篡改历史、灌输谎言。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10）

编写：爱德华

目录

上山下乡缘起

知青生活

回城及走后门

云南知青抗争

新疆上海知青抗争

女知青被强奸

离婚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影响

上山下乡缘起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文革十多年中，大约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打发到中国农村,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

但上山下乡并非开始于文革，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包袱甩给农村。

早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因此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在初始阶段，知青下乡还有一点自愿(骗他们去反修防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这一切实质是用共产党的骗字诀)的成分。但是从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的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开始带有强制性。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还有，把各种成分不好的人从城市遣散到偏远农村，也是中共的一贯作法。

除了经济及就业因素的考量外，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等势力的目的，精于权术的老毛则反手对付红卫兵，文革中红卫兵大部分都隶属于各个派系，文斗武斗不止，虽最后被弹压下去，但数量巨大(六六、六七、六八年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的红卫兵成为无业青年后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事件，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主要是一种遣散派系，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至此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登出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甩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失业问题。把知青甩到农村当农民也算“就业”。把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仅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知青生活

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么知青的生活又如何呢？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还有一大批“知青”到所谓“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 的准军事化生活，但却非正规军队，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

下乡青年由城镇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失去了城镇粮油定量供应，由于城市和贫困农村生活差距太大，即使出全勤也很难养活自己，还要家人接济，在一两年的激情过后，发现回城无望，有些人甚至偷鸡摸狗，打架斗殴。

插队知青一般还受到善良的村民的关照，但知青农场，生产建设兵团中的知青更惨，有些甚至遭到干部（如指导员，连长，营长等）捆绑，吊打，强奸。

回城及走后门

由于农村生活的艰辛，知青都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回城，找一个有国家工资的活计，于是招工、招生和招兵的名额就成为争夺的目标。每个家庭都开始动用自己的各种关系，托人情，走后门的歪风邪气正是从上山下乡运动之后大规模地盛行起来的。

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大批老干部复出，他们的子女即使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农林场/兵团，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一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

如新疆一师十四团某上海知青，伯父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专门派了两个秘书，花了几千元钱，带了各种证明，连本地人的妻子一同调走。五团某上海知青，父亲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只给新疆方面打了一个电话，就打通了关节， 该知青后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妻子也调到西安市。

但没门路的知青要上大学（工农兵大学生）、调回城、请假回家，甚至仅仅为免受刁难、欺侮，则要以钱物通关。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农村公社大队里等手里握有党票、团票，招工、调动、提干、病退等特权的干部，往往施以小恩小惠，或许诺升学，或答应回城等条件，威逼利诱一些女知青就范。有的女知青被奸污后，精神失常甚至自杀。

云南知青抗争

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用请愿和罢工的形式表达迫切回城的要求。

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中共上层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

当云南省委派出的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时。知青代表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问一个问题：“各位领导，……，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19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万余名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壮士们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当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见者无不为之动容。

中共对挑战其政策的活动的镇压从不手软，但当时的形势对知青有利(除这场知青抗争组织比较统一和严密，并讲究策略外，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及计划中对越南的战争，急需稳定云南边疆)，因此抗争得以和平解决。

1979年2月，中国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云南知青请愿成功胜利返城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激励各地的知青争取回家的权利，并达到了高潮。到1979年底，七百多万知青回到了城市。云南等地知青的抗争促使中共1980年结束上山下乡运动。

新疆上海知青抗争上访

1979年初，云南农场知识青年通过请愿、上访实现返城夙愿的消息迅速传到新疆，新疆农垦系统以上海知青为主也起来为自己争取回城的权利，从 1979年初至1980年底，但一波三折，屡仆屡起，前后持续长达两年之久。

从1979年2月到1980年底，新疆在阿克苏、喀什和库尔勒的知青发起并坚持了漫长的请愿运动，并举行了几十次罢工，甚至绝食，但政府方面一直拒绝知青的回城要求。1980年1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知青有关的“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活动”，违者依法处理。

1980年11月下旬，请愿知青在总指挥欧阳琏组织下举行了100小时的绝食活动，从23日上午10时开始，提出“户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苏，坚决回上海”等口号。为显示决心，上海青年还在绝食现场摆放了三口棺材。参加绝食的知青以欧阳琏为首，从最初的近500多人逐步增至1350人。27日下午2时，绝食宣告如期结束。期间因体力不支昏迷的有200多人，被送入当地医院治疗。

12月11 ，阿克苏地委不得不发出给上海知青签发回沪准迁户口的232号文件，并紧急签发的大量上海知青回沪准迁户口。

12月12日，中央工作组抵达阿克苏。并于1980年底，邀请阿克苏的知青代表召开座谈会，半夜时分全副武装的军人架着机枪上了房顶， 12月26日凌晨两点，知青代表欧阳链等八人被逮捕，并关押了许多知青代表人物，拿到手的回沪户口作废，原来这是一场骗局。阿克苏地区宣布全面戒严（出动军队实行军事管制，封锁要道、火车站，严防上海知青拿着户口准迁证返沪），而且延伸到乌鲁木齐吐鲁番。后来欧阳琏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新疆知青请愿运动被中共镇压下去而失败。

新疆请愿运动的失败，是因为中共对挑战自己的政策的活动的镇压从不手软，并且随着高层权力的巩固，对越南战争的结束，则对新疆知青抗议活动恢复采取强硬的立场。

女知青被强奸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三十个单位，有二十三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九十九人。据当时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记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一营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二十余人，捆绑吊打知青七十余人；一师二团六营的连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五十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二百九十九人，罪犯中有现役军籍干部二百零九人。为平民愤，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死刑（但有的八十年代复查后撤销原判）。此外，各地农村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涉及奸污、残害女知青的也为数不少。

根据1973年的一内部报告，“全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 1034起，受害知知识青年1874人，2人被打死。调戏猥亵奸污女知识青年的干部286人，受害女青年430人。”

离婚潮

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与配偶离了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不允许农业户口的配偶一同进入城市)，导致家庭破裂；这离婚潮不是由第三者插足造成，完全是中共的政策所致。而约八十万永留农村的知青，虽然保全了家庭，却注定要过一辈子远离城市文明的贫寒生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影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毁掉了中国一代人的青春，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

从1951 年中共批武训，就可看出，中共惧怕百姓有知识、有文化。尽管青少年当时所受到的那点可怜的被扭曲的教育，中共还是唯恐他们学多了。文革前，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就已被剥夺了升中学或考大学的权力，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剥夺所有青年继续受教育的权力。受教育本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由国家宪法保障实施的基本人权，是关乎每个人生存、发展的关键。

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快速退化。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失去了最佳年华。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科技一落千丈，正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

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不仅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许多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农村的艰苦环境，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不可胜数。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就有富余，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把知青的生计转嫁给农民负担，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知青由于失去受教育的最佳时机，在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大批当年的知青成为企业裁减的对象，被下岗，被裁减而失业，沦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中共毁掉了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知识，不仅从未道歉,还变相歌功颂德搞什么“青春无悔”，让那些被洗脑的老知青又唱又跳，还搞什么展览。既然青春无悔，为何当年打破脑袋都要回城，为何不让子孙再到贫困的农村去当一回“青春无悔”的知青？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潘鸣啸（Michel Bonnin）：《失落的一代: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回首文革(19)：上山下乡骗局，VOA， 2017年3月9日

网络综合

云南数万知青集体跪求请愿返城的真相，多维新闻-历史 ，2015-08-19

被亵渎的青春：文革女知青的悲惨遭遇, 水煮百年网 , 2013-05-14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5）

编写：爱德华

目录

中共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

精心策划的反右运动

劳动教养制度

反右运动到底划了多少右派（矛盾的数字并不矛盾）

株连政策

鲁迅会被打成右派吗？

北京大学反右慨况

中共从未否定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的实质及恶果

1957年的反右实际上是一场中共及其党魁毛泽东领导的针对知识份子乃至全社会各阶层的全国性政治迫害运动。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呢？

毛泽东之所以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推到对立面加以政治迫害，穷根究底，缘于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及认为民主党派对他的潜在威胁。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的1925年，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发表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大部分定为“半反革命派”。此文同时在3个刊物上刊出，并出过单行本。在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此文是开篇，但文字删去近半，上述这些话全不见了，却又加上原文所没有的“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中共的理论及纲领都是暴力、独裁的，早在1945年4—6月的第七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说：“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当时的民主党派成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毛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中共夺取政权后初期，由于中共干部大部分是土包子，根本不了解如何治理国家，因此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才通过了《共同纲领》精神，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的政府部门，都有一些民主党派中的知名人士任职，尽管职务不很重要或多为副手，让中共干部有个了解政权的运作过程，这只是嗜斗、嗜杀的中共的策略而已。待熟悉政权的运作过程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泽东正是借反右，一举清除异己，让他们离开政治舞台，清除民主党派对他的潜在威胁，了却其郁结多年的宿愿。

精心策划的反右运动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整肃知识分子是中共的一贯政策，但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肃反）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中共暂时找不到切入点。而在国际上，一九五六年三月开始，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活跃起来（“裴多菲”俱乐部引发的要求民主与公开性的诉求，后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此处不表），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研讨会，讨论经济、哲学、历史、新闻等问题。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和社会名流，也有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人民军军官。发言者在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人们内心燃烧多年的要求民主与公开性的烈火“喷发”出来了。这给中共的启示很大，于是“引蚂蚁出洞” （以后改称“引蛇出洞”）的计划出笼了。

毛泽东于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双百”）方针，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

在1957年1月毛泽东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可以找到藉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思路。他说：“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毛泽东还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当时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辞，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帐。”

经毛泽东和全党组织“诚恳”的动员，并在“言者无罪”的保证下，鸣放开始了，许多人诚恳地给中共提出了许多建议,党报天天整版刊载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

等这些意见和建议发表得差不多时，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注意，毛泽东使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军事语言，可见他是把反右派斗争当做一场战争来看待的，是要把右派当敌人歼灭的。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1957年6月8日，反右斗争终于出笼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假惺惺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中共的大刀终于出鞘了，大鸣大放中提的意见都成了罪状，三百多万人被打成右派。

劳教制度

如何处置这些没有触犯刑法的众多右派，配套措施出台了—-劳教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它是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并于8月3日由国务院公布，从法律上正式生效。

劳动教养制度，不经法律程序，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无限期关押，并强迫劳动。

反右运动到底划了多少右派（矛盾的数字并不矛盾）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

但据后来的解密材料，实际上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含各个阶层，为317万多人。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317 万和55万两个数字的巨大差异，55万是平反的数字，右派人数远超过55万，否则那来“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有些右派还在本单位接受改造，没有失去下放和劳改。317 万和55万的差值就是各次运动中被中共搞死的右派、自然死亡的及农村的右派，比如：大饥荒年代，各地劳教所都有人饿死，仅1960年甘肃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2,400名右派饿死了1300人。

中共说中国农村没有反右，但《反右绝密文件》显示，中共农村“反右”整死了好多人。1957年中共在农村开展了主要针对中共强制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大辩论，还有１９５８年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等，不同意见者就被整肃。“统购统销”就是国家强迫农民交出所有“余粮”，‘统购统销’ 是大饥荒的原因之一。如同城市里的人对农村的大饥荒惨状知之甚少，农村的“右派”也就没人给他们申冤和平反，自生自灭。

在反右运动后期，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那些已划为“右派”的，改划成“地主”或“坏分子”，他们以后的遭遇比右派还要惨。他们的总人数估计约50万人。

全国年龄最小的右派是四川达县（今达州市）的小学生张克锦（画家），十二岁被划为右派（“右童分子”），在监狱里度过了7年时光。“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属于“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此外，还有“内控右派”，档案中记着，由中共书记等秘密监视其言行表现，但本人及普通群众并不知情。

株连政策

由于共产党的株连政策，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右派分子们的全家和所有亲属都连带遭殃。父母、妻子、儿女乃至兄弟姐妹，无一不受到人格侮辱、精神折磨、肉体摧残、举家被驱赶到农村等等一连串令人发指的株连……。中共灭绝人性，惨无人道，许多夫妻被迫离异，许多子女被迫与右派父母断绝关系……。著名翻译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双双上吊自杀；著名化学家曾昭抡的妻子俞大絪教授被剥去上衣，用皮带抽打，不堪其辱，当夜服毒自尽；著名学者彭文应妻子邓世容被活活吓死，年仅19岁的儿子彭志平吞食碎玻璃、钢针、安眠药自杀；章伯钧女儿章诒和为父申辩被判刑20年；北京大学新闻系女生林昭被枪决后，其母被索要5分钱子弹费而气疯，后来在街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此类事例数不胜数。每个右派分子的家史，都是一部凄风苦雨，惊心动魄的血泪史！由此看来，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少是317万的五倍。

鲁迅会被打成右派吗？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沉醉于反右运动的胜利，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壮着胆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个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勇敢的棋手”的鲁迅，在1957年必然也会成为右派，并且还要坐牢！

北京大学反右慨况

现在看看极具高度代表性的北大的“反右派运动”的大概情况：

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１９５８年１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反右派时划了７１６个右派份子（５８９名学生，１１０名教职员，和后来又“补划”了１７人），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了各种处分的人８４２名。

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８９８３人，教职员人数是１３９９人。北大总人数的７％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１０％。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收集毛泽东于１９５７年７月９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在北大反右实情，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规模的“划右派”的行动，是按毛泽东的具体指示并制订百分比划取右派分子，按预先设定的指标抓出一些人作为“阶级敌人”打击。

北京大学反右划了７１６名右派分子中，有八名在文革中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文革中造成北大６３人死亡。其他高校也相仿，清华大学反右划了５７１名“右派分子”，清华文革中造成了５８人死亡（至少有二人是“右派分子”)。北京农业大学反右划了１４３名右派分子，全校有１３.４％的教授、副教授，４.７％的大学生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北农大有３０人被害死。

各大学受迫害人数呈现明显的均匀现象，是因为反右都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中共多次发出内部文件或者通过公开报刊，把北大的做法介绍给全国效仿，因此北大反右极具代表性。

前几年，北大反右受难者校友维权上书上访北大党政领导，要求校方〝赔礼道歉，推翻冤案，发还蒙难22年间被扣押的工资并索赔。〞还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均无回复，有的被打压，甚至被打。

中共未否定反右运动

中共从未正视和反思历史，不肯赔偿与道歉也是中共的方针，与其它后来被中共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本身并未被中共视为错误，官方最终仍然保留了极少的右派分子。还有，“右派”分子在受迫害期间遭受的经济和财产损失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赔偿。中共仅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在具体执行中，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性为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

反右运动的实质及恶果

反右后，各级政府“肥水不流外人田”，再也没有民主党派人士的办公桌椅。他们被收容进了各级政协，夹着尾巴做人，虽不当家，只要百依百顺，唱唱颂歌，可保锦衣玉食，富贵尊荣。

反右运动扭曲了人性，运动中，在中共的怂恿和威逼利诱下，背信弃义成为时尚，吹毛求疵的检举揭发，使得人人自危，惶惶终日；运动后，仍互相防范戒备，摧毁了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伦理道德准则，败坏了彰善瘅恶的社会风尚，埋葬了诚实博爱的传统美德。中共政治及其运动的特点就是用小人约束好人，从而社会风气日下，道德沦丧。

对于难改造之人，抓起来劳动改造，杀鸡儆猴，谁敢再对共产党的政治说三道四，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中共思想改造运动打垮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尊严，而反右则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从此中国人只能跪着说话，人们汲取“祸从口出”的血泪教训，从此或守口如瓶，或言不由衷，歌功颂德、假大空盛行，说假话受奖，说真话遭罪。整个社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良心被鄙弃，人性遭践踏，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精神浩劫。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反右绝密文件》

维基百科 ：反右运动

丁抒：千方百计引蛇出洞,《阳谋》第七章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4）

编写：爱德华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五十年代的“文字狱”之一，是中共制度化暴力的产物，虽然针对文艺界，但和1951年对《武训传》的批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年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及后来的“肃反运动”等一样，都是为后来的反右运动及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热身，是中共窃政后一场文艺界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被周扬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因此胡风于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三十万言书”。1955年2月，对胡风思想大规模的批判在全国展开，胡周文艺争论被升级为政治批判。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共高层介入文艺争论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同年5月16日，胡风被捕入狱。政治定性后的整个批判运动波及甚广，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认定78人为“胡风分子”，其中骨干23人。假设一个正式涉及此案的人的家庭以每家5人计算，则共触及10500人，其实，受株连的远远超过上述数字。据有关材料揭露，和胡风或其他胡风分子素昧平生，只因为他们之间有过一次平平常常的通信；曾表示过对某一胡风分子作品的喜爱；一首小诗曾获胡风推荐而发表过；听过胡风主讲的一个专题；或者是胡风的妻妹；或者是某胡风分子的内弟……以上这些都是受株连的罪名。当年在胡风家乡湖北蕲春县，曾把全县的所有语文教师都停职反省一年，要他们交代和胡风的关系，实际上，除了胡风的侄儿张恩，胡风对他们无一相识。

中共整人和平反的效率

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提出“三十万言书”。1955年2月，对胡风思想大规模的批判在全国展开。

93天后，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1979年初，被释出狱。1985年6月去世。胡风在世上活了83载，其中24年，是在牢狱中度过的。人生有几个24年！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从1980年9月到1988年6月经过三次不同程度（1980年，1986年，1988年）的平反，历时整整7年9个月。

根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报告》，经过复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23个骨干分子中，只有1人当过汉奸，其他人都不能定为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

1988年6月，中共为胡风的文艺问题与文艺活动问题平了反，撤销加在胡风身上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宗派主义等罪名。

从1955年胡风被捕到1988年胡风彻底平反，历时共33年！可见中共整人是何等的高效率，而平反是何其难！！

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对胡适、俞平伯等人的批判，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和清理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带有民国身份的诸多知识分子“心惊胆颤”，“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文艺界受批判后的萧条表现的尤为明显。此后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界的紧张气氛。19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笔，前解放区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刻板印象、公式化现象严重。而对胡风案和此后的整肃运动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

胡风案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也被视为文革的“热身”：报纸完全成为政治宣传机器，用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凭空捏造、舆论动员、全国声讨，从行动到大批判语言都惊人的类似。由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的倡导，此后打小报告、作窃听告密者群起，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溃，假大空盛行。

在整肃胡风的同时，毛泽东考虑扩大战果，并发动“肃清反革命的运动”。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维基百科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3）

编写：爱德华

目录

思想改造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

建政前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完全不同

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

思想改造运动方式和手段

思想改造运动影响深远

思想改造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

要了解中共的思想改造运动，先要知道：毛泽东及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及其既定方针。

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份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 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份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建政前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完全不同

建政前，在毛泽东眼里，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

1947 年底，毛泽东筹划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他极为关切民主党派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毛泽东说：“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所以，建政前，中共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示好、关怀、利用，都是按照其“骗”字诀的剧本走。

建政后，对知识分子则是改造，使其臣服，甚至从肉体上消灭。

利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一起推翻国民党的工作已完成，

这时中共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了，思想改造就是迫使这些政党和知识分子退出政治舞台的手段之一，让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不仅要其臣服，还要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合拍，不臣服与合拍的，就给予人格污辱，或以“反革命”等罪名从肉体上消灭。以至在接受“改造”之后无休止地自我践踏、自我奴役和人格污辱中，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本性， 顺理成章地变成中共的驯服臣民。把他们变成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之后，那么， 民主党派自然就成为中共政治中的花瓶摆设了，无法对中共造成威胁了。

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

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改朝换代后，不管是少数民族政权还是汉族政权，统治者均以儒释道家学说为主并提倡恢复传统，唯有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因马列学说的邪恶暴力性质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 中庸，宽恕， 忠孝等格格不入，唯恐怕知识分子把这些传统传承下来，因此建政之后，即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最后迫使知识份子完全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灭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把人改造成适应于中共的“假   恶，斗”，以适合于中共的邪恶思想体系和党文化， 成为依附于中共的工具。

中共夺取政权后即开始几大运动，即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可见其重要及中共对它的重视程度。

思想改造运动方式和手段

1951年11月30日，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随即，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

中共思想改造运动，以集中过关的方式，采用强制学习、坦白、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等手段，重演中共延安整风运动模式，至1952年9月，中共对全国90%左右的高等学校教职员和70%左右的中等学校教职员完成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

1951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祖国的责任》，社论中说：“这是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须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长期 的。”

可见， 思想改造被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且不能用和平改造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是长期的，因此，思想改造不是一检讨批评就算了事。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所以有些教授虽然做了八九次检讨，以致痛 哭流涕，还是过不了关。如果涉及政治问题，那就走到镇反或其它带有镇压性的运动范围，这个人就有被逮捕法办，或劳动改造的可能。

思想改造通常要经历如下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基本上是从延安整风中照搬过来的。

一是学习。用政治学习、理论学习为名，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怀疑。

二是坦白。以会议上发言、写自传或学习心得体会等方式，要知识分子检查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的成分，揭开思想反动的一面，从而强迫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并表明诚心诚意地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三 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时进行思想改造的主要武器。借用民主评议之名，开展公开斗争，要知识分子先作自我批评，再由群众来批评（如学生控诉老师、儿女控诉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邻居等控诉），以进行反覆的斗争，以操纵群众的方式，决定其是否进步与能否过关。

四是改造。逼迫知识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企图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如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等。

五是总结。要知识分子将自己学习、改造的过程，作出总结报告，把思想上的黑点和黑线肃清，搞清楚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果发现觉悟的程度还不够，还需要再进行改造，强迫补课学习。

思想改造中， 超然物外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大会公开斗争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在镇反中镇压反革命。

中共煽动被斗争者的同事、教师及学生。指责你是肮脏、顽固、旧时代的走狗；你的旧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细菌，而你自己还恬不知耻的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满，看你的样子，简直都没有人形。这样的污辱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其人格的污辱是非常之大的，教师们如同阶下囚，学生成了审判员。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观念被思想改造一扫而空。

以清华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斗争华罗庚为例，华罗庚是国际闻名的数学家，从美国回来投奔祖国，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运动， 他坦白地清楚地交代所有，但最后因为华罗庚还保留着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此引起了对他无穷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 “留后路”的打算。华罗庚简直成了“罪人”，在斗争会上有口难辨，他看见了是非不分的世界，自己的灾难是无穷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于是进行了自杀。但被发现得早，保住了生命。因为华罗庚是民盟盟员，他的检讨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举行，才算过了关。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份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的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就被杀鸡儆猴，被镇压。

中共思想改造运动是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强制改造，并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相结合的一场完全的政治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影响深远

中共思想改造运动让中国知识分子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打垮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尊严，逐步磨灭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在失去独立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后，就成为为中共政治服务的工具。从此以后，一个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消失了，“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文革”当中，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残杀，不能说与思想改造运动的后果没有关系。

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 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思想改造运动，再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份子还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 “统战”到俯首称臣时，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份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

五千年来，改朝换代，不知几凡，即使蒙元，满清入主中原，也未见有改造思想的，中共改造思想也证明：马列邪说和知识分子承传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兼容，所以才要改造之。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思想改造运动，维基百科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2）

编写：爱德华

目录

“千古奇丐”武训的故事

武训的影响

武训被刨坟辱尸

武训遭批判

外国的武训——特蕾莎修女的故事

特蕾莎修女的故事

葬礼和遗产

特蕾莎修女的影响

最受尊重人物

特蕾莎修女的中国情结

中共为何痛恨武训

在山东省冠县柳林镇, 有座武训墓，但却是一座空坟。“文革”伊始，武训墓冢被砸毁掘开，遗骨被抬出游行、焚化街头，武训祠、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均被毁。而在这个悲剧发生的整整七十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幕：

一个不置家产,没有妻室子女的乞丐—-武训出殡当日，三座义学所在的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员士绅全体执绋相送。在没有广播，电视，电话，消息靠口耳相传的当时，各县百姓自发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当时有人互相低声地问：“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武训过世十年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训的事迹被写进《清史稿》，成为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

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钦敬，尤其到了民国，全国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等名称。据说，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中有一道题：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三百多学生中，很多人的答案都是武训。那么为什么清朝, 民国,中共对其态度是冰火两重天, 武训到底做了什么?

“千古奇丐”武训的故事

武训是清朝末年的一个乞丐。靠着乞讨等，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多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名垂青史而为后人颂扬。

武训（1838～1896），山东省冠县柳林镇武庄人，七岁丧父，武训只好与母亲以乞讨为生。稍长一点，武训多次到大户人家当佣工，经常受到欺负。

武训一次做长工三年，没有得过工钱。因为母亲生病，向主人讨要工资。没想到，财主拿出了一个假帐本，硬说早把工钱付清了，反诬武训有意讹诈，武训被打得头破血流，推出门去。他大病一场，躺在破庙里连续三天不食不语。武训悟到，过去受尽欺辱，都是因为不识字。而周围象他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如果不念书，永远没有出路。于是萌发兴办义学的念头。于是，武训决定把自己的一生都拿出来，为了一个神圣的事业：为穷人办义学！那时他二十一岁。

他的人生传奇从此开始。 从此，街头多了一个衣衫褴褛、背着褡裢，手拿铜勺的乞丐武训。 他不仅仅讨饭，还在街头杂耍，到处出卖劳动力，全是为了攒钱办义学，他为了避免再次被欺骗，对自己的劳动明码标价。

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邮差，拣收破烂，扎棉花，纺线等。武训就这样到处流浪，工作，要饭。晚上就睡在人家的磨房，灶屋，或者是破庙里。他还捡拾妇女做针线活遗弃的破布废缕，拈成线绳，或缠成线蛋卖。

武训对自己非常抠门，为了钱他可以不要尊严，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但对灾民却不同，1875年，鲁西北平原大旱，农民都种不上庄稼，饿死的人很多，甚至有人卖儿卖女。武训拿出自己的积蓄，买了四十担高粱用于救济灾民。

1886年，武训49岁，已置田230亩，积资2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在武训的感召下，柳林镇地主郭芬、穆云分别捐出1.87亩、2亩土地。加上杨树坊和当地士绅捐助，武训筹建的第一所义学终于落成，取名“崇贤义塾”。

学校建成后，武训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杨树芳做学董，主持义塾，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

1890年，武训又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

1896年，武训用资3000吊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今山东省临清“武训实验小学”）。

武训为筹措办义学款，当朝廷官员，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时，武训在大街上拦轿募款。裕德捐给他两百两银子。

武训立志兴办义学，到第一所义学终于落成，花了三十年，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产，不曾在自己身上花过一文钱。尽管有了足够的校舍，武训却不肯占用一个房间，自己仍然睡在走廊里。他依然靠乞讨生活，直至死去。他的事迹，在其家乡众口相传，感人至深。晚年声名远播，大家无不对他表示敬重欢迎。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一到吃饭的时间，大家都以请他到家里吃饭为荣。

武训不仅办学，还收集很多图书，创设读书会，专供没有钱买书的人自由借阅。有时他还携带图书到村镇的集市庙会上巡回展览，供乡亲们阅读。还大量翻印浅显劝善的学习文章和书籍，免费散发给农民。

1896年春天，临清御史巷义学正式开学。可武训已经耗尽了他最后的心血，1896年 4月23日，武训在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世，终年59岁，遵遗嘱葬于柳林崇贤义塾旁。死后也可听到学童读书声。 不过武训的这一遗愿并没有完全实现。

武训被刨坟辱尸

1966年夏天，山东冠县的红卫兵们拿着铁锤、榔头、钢钎，高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砸开了这位“义丐”的坟墓，遗骨被抬出游行、批判，尸骨用锤子细细地砸碎，连同腐朽了的棺材板一并放火烧了，再也听不到学童读书声了。

武训的影响

武训生前已获得家乡士绅的高度认同。1888年乡绅杨树坊等人的《具禀堂邑县署请奖表文》，最早表达了地方乡绅主动要求官方表彰武训的愿望。稍后，堂邑县知县郭春煦、临清知州庄洪烈等也向上级政府奏请对武训的表彰。山东巡抚张曜亦向朝廷奏请为武训建造牌坊，并得到了光绪的同意。武训去世之后，民间也开始流传其墓志铭、碑记和画像。

武训的义举在当时受到各界高度的评价。山东巡抚张曜下令免征学田钱粮和徭役，并捐银洋200两。光绪皇帝封武训为“义学学正”，赏穿黄袍马褂，又敕建“乐善好施”牌坊。

民国弘扬武训精神

民国：“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主持修撰《清史稿》，将武训事迹以“列传”形式编入，开正史为乞丐列传之先例。私史方面，梁启超也曾为武训立传，通篇以“先生”尊称之，原山东省立第三师范校长周拔夫则为武训作了年谱，详细记录了其从1845年到1896年间的主要活动事迹。

民国时期弘扬武训精神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源于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推动。1933年，山东堂邑私立武训中学创办。1934年，何思源等人发起组织了纪念武训诞辰97周年活动，期间，蒋介石等民国军政文化要人纷纷为武训题词。蒋介石亲笔题写《武训先生传赞》，其文曰：“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于戏先生！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于坚苦卓绝。世之履厚席丰，而顽鄙自利者，宁不闻风而有立。”此外，于右任题词：“人伦师表”。

第二次高潮与教育家陶行知有关。1930年代，在中国投身于普及教育运动的一批教育家，也将武训作为他们效法的楷模。陶行知不仅宣传武训精神，还身体力行，成为武训精神的忠实实践者。陶在各地创办民众教育学校，宣传教育救国思想。他说：“我们要想普及教育，必得学武训”；“中国要想造成一个好学的民族，需要一百万位武训先生，开办三百万所学校及读书处，平均每校每处普及一百五十人之教育，才能叫整个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家家读书，人人明理。大家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保证整个民族继续不断之进步。”

从 1942年起，陶行知所办的育才学校几乎年年举办武训纪念会。这一时期，《义丐武训传》《武训先生年谱》《武训画传》等书作也大量出版。

在台湾有一位名为王贯英的老人，以资源回收、拾荒等方式支持图书馆与教育活动，在当地与武训并称，称为“现代武训”。 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级中学之前身乃”武训中学”，创建于1959年。

武训遭批判

一九五一年夏，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有江青参加指导的十三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行前，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武训其人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歌颂还是应该反对。也就是说，不管武训其人如何，当地地群众对他有何评价，是否为人民做过好事，这些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到，武训不去发动农民起义，而走兴学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动。调查前毛泽东的这一定调，调查的结论就不难想象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阅改和加写而成的，可见，毛泽东对武训批判的重视程度。 “人民日报”也连篇累牍椟地发表批武训的系列文章。

武训被扣上“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的大帽子，说他是“一个流氓起家，尊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并指出武训“依靠封建统治的势力，剥削、敲诈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和商人办成三所学校，这种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的规律的”

一个自苦了一辈子，乞讨、被雇佣了一辈子，只为兴办义学，终生未婚，死后未留下半文遗产的乞丐，在死去50余年后，却突然成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遗骸惨遭挫骨扬灰之厄运。

我想起一个类似武训人生的人——特蕾莎修女。那么她又是什么样的人，会被遭挫骨扬灰吗？

外国的武训——特蕾莎修女的故事

1997年9月，一位满面皱纹、瘦弱文静的修女去世，印度政府为她举行国葬，全国哀悼两天。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倾盆大雨走上街头，为她的离去而流下悲伤的眼泪。她就是被誉为“活圣人”的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出殡那天，就在她的遗体被抬起来那一刻，包括印度总统在内的现场所有人全部双膝下跪。

特蕾莎修女的故事

特蕾莎修女原名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12岁便立志当修女，19岁得以进入修道院，被正式命名为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18岁就来到印度，此后就再没有离开。

特蕾莎修女创办的慈善机构“仁爱之家”的慈善机构，“照料伤残孤苦之人，并且教育流浪儿童，探望乞丐及其子女，安置被遗弃被驱逐未蒙爱之人”。主要收留一些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住所和治疗。仁爱之家在加尔各答有几个分支，分为：垂死之家；老人之家（照顾需要长期照料但未垂死的老人）；儿童之家（照料儿童）。

垂死之家成立于1954年，是使穷人得到善终的收容之家，是专供垂死者和贫病者的安息之地。特蕾莎，领着修女们几乎每天都做着同样的工作，推着小车去拣回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被遗弃的婴儿、垂死的老人，然后到处去找吃的喂他们，温柔地为他们清洗，包扎，找药给他们治病，求医生来帮助他们……。垂死病人得到修女、医生、护士、义工的细心照顾，平静安详的有尊严的离开人世，让无数被世俗社会抛弃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获得尊严的补偿。

在特蕾莎修女的感召下，数以万计人参与了她的“慈善传教士”活动，数以千万计的人从这个修道会的福利和救援工作中受益。她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但她的足迹遍布全世界，既包括欧洲、北美、澳大利亚，也包括非洲、俄罗斯和中国。

特蕾莎把一切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她从18岁起，直到去世，从来不为自己，而只为受苦受难的人活着。她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 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有时你需要做的只是握住他的手，给他一个微笑，听听他说的话，这就够了”。

葬礼和遗产

特蕾莎修女自己也是一个穷人，她的生活朴素无华，同时，她又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她拥有爱、给予爱、收获爱。

1997年9月，特蕾莎修女逝世，终年87岁。去世时，她的个人财产只有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粗布莎丽。但却留下了4000 个修会的修女，超过10万以上的义工，还有在123个国家中的610个慈善工作者。同年印度政府为她举行了只有总统和总理才有资格享有的国葬，全国哀悼两天，总统取消了官方活动，总理亲往加尔各答敬献花圈、发表吊唁演说。来自2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政府要人参加了她的葬礼，其中包括三位女王与三位总统。

特蕾莎修女的影响

1979年，特蕾莎修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是1952 年来最没有争议的获奖者。

以穷人的名义领奖，是因为她一生都以穷人的名义活着。当特蕾莎修女得知此次诺贝尔颁奖大会宴席招待要花7000美金时，她当即恳求大会主席取消宴席，她说：“你们用这些钱只宴请135人，而这笔钱够够15000人吃一天。”宴会最终被取消了，修女拿到这笔钱，同时还拿到了40万瑞币的捐款。那个令所有人仰慕的诺贝尔奖牌也被她卖掉了，她将奖金和出席颁奖典礼募集来的钱全部捐给了慈善事业。对她来说，那些奖牌如果不能变成钱为穷人服务，就一钱不值。

1991年6月，南斯拉夫内战爆发，特蕾莎修女闻讯后奔赴战场，指责指挥官：战区里的妇女儿童都逃不出来，应当马上停止战斗。指挥官无奈地回答道：“修女啊，我想停火，可是对方不停啊！”，德蕾莎修女毫不迟疑地说：“那么，我只好去了！”交战双方一听说仁慈的特蕾莎修女在战区，立刻停火，等她把战区里的妇女儿童都带出去之后，两方又打起来。消息传到联合国，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感慨万分：“这件事连我也做不到”。此前，联合国曾几度调停，始终没能阻止战火继续蔓延，可见她的人格魅力已经超乎寻常。

最受尊重人物

1999年她被美国人民投票选为二十世纪最受尊敬人物榜单之首，排在其后的是马丁路德金与肯尼迪。她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全美人民心目中的伟人。特蕾莎修女去世19年后，2016年9月4日 被封为圣人。

特蕾莎修女的中国情结

特蕾莎修女曾多次访问中国，并谦卑地请求在华开办慈善机构，照顾中国穷人，却遭到中国的拒绝。中共官员告诉她：中国没有穷人。她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世界穷人，无数国家欢迎她，只有中国拒绝她。临终时，她还有未了之愿，她痛苦地说：“我只能无数次流泪为中国穷人祷告。”

中国武训被批被焚骨辱尸，从此在中共治下再无义丐；外国的德蕾莎修女生前想到中国帮助穷人被拒，从此在中共治下只有中共的红十字会和郭美美。叶剑英的孙女九十年代第一次坐民航班机，竟然惊呀飞机可以坐这么多人，原来从小都是跟着爷爷坐专机，而上亿的生活在贫困线以来的贫民（甚至小孩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在中共官员的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当然也不是穷人了。

中共为何痛恨武训

特蕾莎修女和武训有太多的相似之：都是幼年丧父，未婚，没有子女和遗产，全部身心都献给穷人。他们都没料到，死后多年，遗骨都会成为问题。特蕾莎修女的遗骨也成为多国争夺的焦点，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会被挫骨扬灰，因为，她安葬在印度，一个非共产党国家。2010年8月27日，是特蕾莎修女诞辰100周年，特蕾莎出生地阿尔巴尼亚的政府，希望在其百岁诞辰到来之前，将其遗体运回国内重新安葬。印度方面则表示，“特蕾莎修女是印度公民，她如今在自己的国土上安息。”

而武训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个清末的义丐，甚至与共产党都不是处于同一个年代，为何中共对其如此痛恨，在建政初期，百废待兴，百姓渴望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时，花大量的时间来批武训，毛泽东亲自修改报告，甚至连尸骨都不放过，就是怕老白姓识字，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学到做人的道理，从中共建政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整肃中不难看到这一点。

武训乞讨让农民小孩上学，而作为GDP世界第二的中共国，农民工子女上学都成问题。可怕的是：中共不想让农民子女识字是一以贯之的，现在中国城市中约有2亿多外来人口，其中包括约3800万儿童，这些儿童却无法得到得到良好的（或基本的）教育。中共以《城市居住证》、赞助费等等手段将这些孩子挡在校门外，这些孩子不得不去私人经营的便宜学校，但中共也常常以不符合教学要求等借口将这些学校随意强行关闭和赶走这些小孩。

武训遭挫骨扬灰，但前几年中共又假惺惺地修复武训祠等，这不过像杀人犯伪装现场以示清白一样，中共用其来掩盖其邪恶本质。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袁晞：《武训传批判纪事》 长江文艺出版社

维基百科：武训传

维基百科：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