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16）

编写：爱德华

六四源起

六四屠城到底死了多少人?

各地抗暴

中共当局玩文字游戏

秋后算账

中共对杀戮百姓者奖

对军人洗脑欺骗

避免中共屠城重演的方法

源起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出于忧患意识、历史责任感和对体制内改良的期望，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悼念胡耀邦活动,并提出了七条呼吁，其中包括：

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

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等

该活动迅速演变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当年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是出于对未来的希望，甚至是对当局的信任。即便如此，中共还是怕威胁到其统治，邓小平放狠话“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于是，持续近2个月的全国性民主诉求运动遭到血淋淋的镇压。

1989年6月3号深夜到6月4日凌晨，荷枪实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分多个路线冲入北京市中心，对天安门广场强行清场。沿途路上，军队向拦阻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射击，开枪屠杀赤手空拳的学生和北京市民，用坦克车辗压民众。

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造成了严重的死伤。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屠城”事件。

六部口发生的惨案最能反映六四镇压的残暴，中共军队的坦克突击队经过新华门西侧不远处的六部口时，正遇上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出来的学生队伍。数千名学生打着校旗，从六部口东边的新华北街拐上西长安街，有秩序、和平地在自行车道上往西行进，准备返回各自校园。坦克突击队不走宽阔的机动车道，沿着自行车道快速追轧学生队伍。学生们万万想不到坦克会从背后追轧，不少人躲避不及，或死或伤。造成11人遇难，多人伤重致残，现场触目惊心，痛哭声震天动地。

在天安门广场，一字排开的坦克和装甲车从天安门金水桥向广场驶进驱赶学生，装甲车一路撞倒、碾碎广场上的学生帐篷。

因死亡的人太多，医院的单车棚都用来堆放尸体，伤员根本抢救不过来，被子弹击中四肢的在这里都属于轻伤，连子弹都来不及从身体里取出来，包扎一下就不管了，伤势太重没有太大把握抢救过来的也顾不上了，只有伤势很重，但很有希望的才抢救。

那么，六四屠城到底死了多少人?

对于“六四屠城”的伤亡人数，中共政府在六四镇压后公布了这样一个数字：“241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约7千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5千余人，市民约2千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

但是，西方媒体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估计则高于这个数字，从数千人到上万人不等。海外报道死亡人数最高的，是13,362人。

一些外国驻北京的外交人士估计，1989年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凌晨，北京大约有两千人遇难。

之所以“六四事件”的伤亡人数差异很大，是由于统计的时间点及区域范围的不同，因为大屠杀并没有止於6月4日，事实上从3日晚到9 日都不断地有人被打死。

先看下列报道的时间顺序和伤亡人数的关系：

香港《文汇报》称，据国际红十字会4日凌晨2∶00的一个统计，被射杀死的市民、学生已经有2,000多人；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个大学生匆匆从六个综合医院拿到的死亡数字已超过了1,000。

据《六四档案》记载：

北京某医院发言人6月4日发布的消息称，死2,600人，其中1,000人为大学生；

中国红十字会人员6月4日发布的消息称，死2,700人伤3万人；

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6月7日发布的消息称，死4,000多人、伤3万余人；

美国总统首席助理6月9日发布的消息称，死逾4,000人；

台湾《联合报》从法新社得到的消息，北约情报人员6月9称，死难人数可能多达7,000人。

香港《争鸣》月刊6月30日报道，市民和学生死亡10,440人，受伤28,790人。六四凌晨1时到7时，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和前门，死亡人数8,720多人。军警数十人死，6,000多伤。

这些数字都随着时间的推后而增加，也证明了这些数字基本可靠。

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2017年底，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文件显示，有中国国务院的成员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

这应是可靠的数字，理由如下：

首先，外国的情报部们搞到的是中方线人提供的中共官方内部文件，这数字是准确的。

其次，因为中国的医院都是红十字会的成员单位，那么中国红十字会人1989.6.4日发布的消息称，死2700人伤3万人，只是统计了到四日早上当时北京的几个医院的死亡数字。另外还有被打死后没有送到医院直接送到火葬场的，和就地埋掉的，此外还有从4日到9日被打死和被戒严部队抓去刑讯打死的。所以死亡人数超过一万是合理的推断。

虽然中国红十字会发布死伤消息后，又收回这一说法，显然受到中共政府的压力，因为中国红十字会也是中共领导下的。

再次，中共政府说戒严部队指战员5千余人受伤，也间接佐证中共军队打死人数过万，戒严部队是全副武装，大开杀戒后，手无寸铁的民众只能远远地丢石块和砖头还击，这得有多大的愤怒和代价才能伤到5000多如狼似虎的军人。而这愤怒来自于亲眼目睹中共军队毫无人性的屠杀行为。

死亡人员中，有大学教师、科技人员、机关干部、工人、个体户，还有退休职工、中学生甚至于小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9岁。（据说有7岁女孩被打死，待考证）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北京顺城根小学三年级学生、9岁的吕鹏胸部中弹，当场死亡。在民族宫附近，清华大学化工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被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杀！在西单，国贸中心外事服务专业学校毕业生张瑾于6月4日淩晨零点10分头部中弹，命丧黄泉。在六部口，待业青年赵龙左胸连中三枪，倒地身亡。在南长街南口，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头部中弹，因戒严部队不准救护队抢救而夭亡。

从死亡人员的职业和年龄分布的情况看，他们都是无辜的。

如铁道部值班调度在办公室被打死，军博对面一家单位院子里面有三人被打死，或在家里，或在院内离大门100多米处被射杀。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并没有止於6月4日。6月5日淩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採编专业应届毕业生钱辉在学校门外突遭坦克机枪扫射，身中两弹，很快死去。6月5日早上6点40分左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彭军在朝阳区东大桥附近身中两弹，送朝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6月5日上午，北京某厂31岁女职工下夜班，在五棵松附近被装甲车活活撞死。

6月6日深夜，复兴门外大街南礼士路路口，中国建筑技术研究中心《村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身中两弹，其中一弹从后背斜穿胸部，於6月7日淩晨4点左右死於儿童医院；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杨子平胸部中弹，送复兴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华北物资站职工王争胜中弹后被送往复兴医院，6月7日晨停止呼吸；杨子平的哥哥杨子明左腿连中两弹，送复兴医院做第一次手术，同年10月在北大医院做第二次手术，落下终身残疾。王争胜的哥哥王争强腹部中弹，送复兴医院抢救保住了生命。

各地抗暴

中共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消息后的消息传开后，中国内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等城市都在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持续数天。都被中共镇压并有死人的。

以成都为例：6月4日上午，成都市民冒着危险又一次走上街头，打出横幅声讨“六四屠杀”。

成都天府广场上，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并用警棍殴打示威者，抗议者们投掷铺路的石块回击。大批抗议者被打伤，被抓捕的示威者被用铁棒打死，并污蔑为暴徒。美国外交官员当时对《纽约时报》称，当天有多达100名重伤者被抬出天府广场。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6月5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

中共当局玩文字游戏

中共政府在89年6月6日召开的新闻发表会上，军事发言人张工坚持表示并无民众于天安门广场上遭到枪杀，军队亦没有使用坦克辗压在广场的民众。戒严部队副指挥迟浩田，在1996年访问美国时坚持强调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人死亡。

这不过是中共当局玩文字游戏。中共把焦点集中在天安门广场本身，对没有看到现场和对北京街道不熟悉的中国人中散布质疑西方报道六四屠杀真实性。

首先，就算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那么离广场几百米远的六部口，中共军队的坦克突击队快速追着碾轧学生队伍。造成11人遇难，多人伤重致残。

中共党卫军队从西边公主坟沿长安街杀过来，一直杀到广场，一路上都有人被杀死。

故即使天安门没有发生屠杀，但北京发生了大屠杀。

其次，对天安门广场上是否发生血案还是不够确定。柴玲表示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后辗压帐篷，并杀害坚持不肯离去的学生；一些从广场撤离的学生表示：装甲车碾碎广场上的学生帐篷时从帐篷里传出一片骇人的惨叫声……，还有群众因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而遭到杀害。

再次，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后，一度停过一段时间电，又火光冲天，军方出动直升机往来天安门广场，它们焚烧的是什么，运走的又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帐篷？还是毁尸灭迹。六四后的CCTV台播报的新闻中可清楚地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还有的血迹。数年后，环卫工人在广场掏下水道时，还发现有人焚化过人的骨头。

最后，中共试图掩盖广场发生的真相，为了消灭罪证，六四之后一年多天安门广场都由军人把守，禁止入内。一年多之后，共产党相信罪证已消灭干净了，才开放天安门广场。开放后，在纪念碑的基座上，仍能辨认出被堵上的枪眼。

秋后算账

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中共政府开始对参与89民运的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领导者的逮捕镇压。大搜捕行动中，大批的民众被捕，由中共戒严部队主导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滥用暴力的情况，滥捕、毒打事件层出不穷，对被捕者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枪托、木棒予以毒打，导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伤残。

全国约有两万人被捕，并被当成“暴徒”草草审判、处以重刑甚至极刑。其中1.5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70多人被判死刑和死缓，在北京市至少有10名市民被以“反革命暴徒”罪名公开执行枪决。

部分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被投入监狱。更多的学生领袖和参与民运的著名知识分子则在有良知的中国老百姓的掩护和“黄雀行动”等海外民运人士的策应下，辗转逃离中国大陆，流亡海外。

中共对杀戮百姓者奖

对于杀戮百姓的军人，中共则论功行赏，封为共和国卫士，升官加爵，举几个例子：

制造六部口惨案的指挥官是罗刚（疯狂轧人的坦克编号是“106”）。罗刚后来升任坦克第1师副师长、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

王建平在1989年6月3日深夜带领32个军人端着冲锋枪，冲进天安门广场，并凭借着这场大屠杀的〝奇功〞而官运亨通，晋升至上将，武警司令，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建平在2016年12月29日被军纪委带走的，后在北京沙河总政看守所用筷子自杀。

还有，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 师炮兵团第9连士兵刘加林，就是因为获得“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破例提拔为少尉排长，后来转业到公安部门工作。

还有屠城立功军人，享受地区局级待遇，并在赣东北开办工厂成了大老板。

对军人洗脑欺骗

64屠城前，中共当局不许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接触民众，起行前十日他们都不准看新闻，避免在了解学生运动的真相以后产生同情，对所有进京部队实行封闭式的管理，严格规定官兵们不能私自走出驻地。

在此期间，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反覆灌输“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的说辞，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欺骗宣传，极力宣扬所谓的“暴徒”毒打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激发军人的仇恨心理。

为了突显所谓的“动乱”、“暴乱”，中共当局极力制造军民冲突，例如本来可以利用北京地下战备通道将参与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部队安全地运送到人民大会堂等地，陆军第65集团军等部队就是利用地下战备通道进入了人民大会堂，但故意让部分官兵弃地下战备通道而不用，在地面赤手空拳地向人民大会堂等地徒步开进，引诱民众予以阻拦，造成军民冲突，达到激发军人对民众的仇恨心理。

中共当局请愿行动定 性为“反革命暴乱”，将“六四屠城”说成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杀人制造了依据，同时也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提供了立功受奖 的机会。因为平息“反革命暴乱”属于战争性质，参与等同参战，凡立功受奖、受伤致残者，均享有参战军 人的优厚待遇。凡立功受奖者，国家负责优先安排工作，农村户口可以转为城镇户口。

中共当局的这些招数使用得非常成功。洗脑成功后举行出发前的誓师大会，全体官兵杀声震天。对来自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士兵而言，既能报仇雪恨，又能立功受奖、复员后留在城里工作，一举数得。

所以，在“六四”血腥镇压行动中，确实有不少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将民众当作敌人对待，杀戮毫不留情。

中共还以士兵遭学生杀害为由诱骗奉调天安门的士兵开枪，造成大量无辜百姓丧生。

据维基解密（WikiLeaks）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

38军亲身经历的六四屠杀的浙江籍士兵，1989年6月4日，与战友原本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隅朝空鸣枪示警，后来部队中传来口信说，他们有100人失踪，据推测已遭学生们杀害。该部队迅速清查人数，确认少了100多人。

该士兵与战友对此感到相当不悦，以致于接到上级的开枪命令时，他们启动机关枪朝前方的人群扫射。当此一暴行结束时，有超过1,000人死在街头，他们几乎都是一般的平民。士兵们随后以汽油焚烧尸体，后有直升机将尸块运走。

使该士兵相当痛苦的是，原来被告知已失踪的100名战友，后来全都出现了。他觉得被欺骗，才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

解体中共的方法

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终止经济改革，软禁度假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军队坦克向白宫（俄罗斯议会大厦）开进。市民却分头围住一辆辆军车讲真相。

当政变遭遇莫斯科的大规模抗议和许多军队指挥官拒绝参加攻打白宫之后，政变仅维持三天便宣告失败，苏联解体。

这期间，除了叶利钦等因素外，军人因为良心和明白真相而拒绝开枪是很关键因素之一，他们是真正的男儿。

中共每次屠杀百姓前，都会对军人封闭洗脑，因此，故平时时时刻刻都要对军人讲清中共残暴的真相尤为重要。否则，六四屠杀还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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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15）

编写：爱德华

目录

计划生育——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的政策

中共计划生育手段

灌输无神论

欺骗宣传

改变医生希波克拉底誓言

计划生育执法的工作人员

利益驱动

政绩需要

利益绑架

惩罚

暴力开始登场

各地计划生育口号

计划生育杀人知多少

“一胎化”政策的恶果

不实行“一胎化” 中国人口也不会“爆炸”

印度和台湾的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违反国际法

计划生育违反国内法律

 

计划生育——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的政策

中共的计划生育和随之的杀人不仅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是中国人生命的浩劫。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哪个组织会系统的来破坏社会的人口自然结构，从来没有哪个政府会处心积虑的用暴力来控制民众的生育，从来也没有哪个政府会疯狂的屠杀胎儿，从来也没有哪个政府会以控制生育来谋利，从来也没有哪个政府会以屠杀胎儿为国策，从来都没有哪个政党能培养出那么多毫无人性的计划生育干部、医生。无数的外来侵略者、殖民者也没干过如此邪恶的勾当——对母亲腹中的胎儿大肆挥舞屠刀。而这些罪恶在大陆却已的存在了三十六年之久，数亿的胎儿死于非命，一个个幼小的亡灵凄惨无边，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杀戮！害人一命，都得偿还，8.28亿以上胎儿婴儿的血债，那是何等规模的罪业。

用杀人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中共的一贯传统，计划生育实质上就是有计划、有组织、长期的、持续的对婴孩和胎儿的大屠杀，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斩草除根式的杀戮，是彻底的反人类行为，其凶残非正常人类之所为，是有史以来一场生命的大浩劫。

山东冠县还匪夷所思的推出了一个“百日无孩”运动，一百天内，无论是否合乎计划生育要求，一律强制流产，甚至见孕妇就踹肚子。其口号是：“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等等，诸如此类。这大概只有中共这样的邪恶政权才能能打出这些灭绝人性的标语。

“百日无孩”，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当年的纳粹、侵华日军、斯大林都没干过，中共却理直气壮对本国的民众干了，当年的希特勒、东条英机虽然邪恶，但对于本国本民族却是忠心耿耿的。而中共却对中华民族举起屠刀。据此看来，

中共根本不是中国人，从计生的血腥惨烈来看，中共根本就不是人。

可怜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只是为了再生一个孩子，就像犯罪做贼般东奔西逃，躲避中共的抓捕，他们连亡国奴的待遇都不如。有多少母亲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被那些计划生育恶人们杀死，欲哭无泪！为了得到一个男孩，有多少女婴刚出生就被抛于街头和被杀！造成了中华大地上千古未有之人伦惨剧。

中共把计划生育安上了一个事关民族发展的高帽，这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杀戮中国人。用摧残孕妇、屠杀胎儿来换取自己的发展，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理由！为了自己的发展，就可以成批杀人吗？似乎中共不如此杀人中国就不能发展了，台湾没有实施暴力的计划生育，不是发展地很好吗？

可悲的是，中共对大陆人的洗脑相当成功，因而它对中国人的每次屠杀，都会得到一些人的拥护与追随。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莫不如此，“计划生育”更是如此。许多人主动认同其计划生育的邪说，为中共的暴政推波助澜。更有人自己被弄的断子绝孙还在为其叫好，还对那些抗争的人们嘲讽、呼其愚昧封建、称其为“超生游击队”。

生存与繁衍，本是每个人活在世上的两大基本权利，剥夺一个人的生育权，不啻于是对其最大的伤害与羞辱，其人生已变的残缺。而当一个民族的繁衍权都被剥夺的时候，这个民族离灭亡还远吗？从古至今，对任何一个家族来说，香火的承传更是头等大事；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民族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断子绝孙，灭族或亡国是对一个或家庭，民族或国家的最大诅咒。中共的计划生育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是对中华民族的屠杀战争。

中共计划生育手段

为了对付这场战争，中共自上而下成立了一个庞大的计划生育系统，从人员编制到培训、从医院的配备到警察的配合、打手的招募、文宣洗脑、媒体欺骗、各种计划生育器具的生产等等，是一个完备的杀人集团，用来对付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同时还把计划生育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指标，其用心险恶、计划细致、准备充分、屠杀胎儿婴儿结果惨烈。

灌输无神论

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无神论及党文化，让人信奉无神论，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更认为人就是一块肉而已，没有灵魂，在一些人的眼里，胎儿是不算人的，这样屠杀起婴儿就无所顾忌，没有任何心里负担和压力。使那些本该来到这世上的无辜弱小生命，横遭惨死、未出世即成冤魂。

欺骗宣传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骗人的历史，从“世界大同”到“计划生育”无不如此。

贫穷与人口数量及分布没有正比关系。对于计划生育，中共很大的一个借口就是中国人太多了，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弥天大谎。从绝对数字来看，中国无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从人口与土地的比例来看，中国则排在第11位，远远低于日本（第二）、英国（第六）和德国（第七）。

说到人口分布，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集中在城市和平原地带，没有几个国家的人口分布是均衡理想的。日本的领土主要由四个大的岛屿组成，其中80%的人口却集中在细小的本州岛和九州岛上的四个大城市里，而面积广阔的北海道则人口稀少。

韩国的首尔有1000多万人口，占总人口的1/4。英国也是，70%的人口集中在伦敦周边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

从地形上看，很多地方确实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沙漠、戈壁、冻土等。中国的山地占2/3，但日本山地的比例更高，达3/4，而且其中很多地方都是火山地震带。山地面积达70%的瑞士，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尼等国家都比中国的人口密度大，虽然没搞计划生育，不也照样发展得很好吗？而就大陆来说，人口最稠密的东部省份却是发展最好的地区。西部虽然人口相对较少，有很多资源，恰恰是贫困落后。另外社会本身的发展，就具备对人口的调节功能，根本就无须政府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许多国家的发展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人是能创造财富的，人力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资源。而中共的计划生育歪理，恰恰是把中国人当作只会消耗财富的动物来看待。作为一个政府来说，应做的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人力资源得到最大的开发。中共自己暴政祸国，却总是拿人口当挡箭牌，其实是对中国人智商的侮辱与愚弄。

从天道的角度来看，人间的总体状况是上天的意志。在基督教看来，一朵小花一只小鸟神都会养活它，何况于人？在一些人的眼里，胎儿是不算人的，中共更是把其演绎到骇人听闻的极致，用暴力杀戮那些无辜弱小的小生命。

养儿防老，天经地义。而这些人伦常识都成了“封建思想”，大加批判、极尽诬蔑。同时把中共几十年暴政造成的贫穷、愚昧与落后纷纷扣到了人口问题上，人口众多似乎成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为中共大规模地迫害中国人找到了又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三十多年来，在神州大地上，一场反人类的血腥屠杀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了。

中共反覆的告诉中国人：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它是铁定心要消灭那些“多余”的胎儿，迫使中国人就范，不容任何质疑。即使中共的计划生育遭到抵抗，但中共的暴政系统展示了其强大的作恶能力，还可持续向人民制造恐惧感，从而在大陆对中国人实施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灭绝人口战争。

改变医生希波克拉底誓言

世界上医学界普遍采用医生希波克拉底誓言，誓词明文规定禁止堕胎。但中共治下的医生采用一套中共自己的誓词，为堕胎及活摘良心犯和囚徒的器官开道。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

中共各级计划生育办共有30万个主任，50万名的中共专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而参与计划生育执法的工作人员（含部分医生，警察等）高达9千2百万人。在计划生育这项群体灭绝国策之下，中国妇女何时怀孕、何时生育、生几个都不能自己决定。一切“违规”或“超生”的行为都有严重的后果。国际社会一直谴责这种侵犯最基本的人权、违反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的“计划生育”政策。

利益驱动，是中共推行“一胎化”的有力手段，导致中共计划生育部门如此丧心病狂的这么干的两点原因：一是利益驱动，一是政绩需要。

某“基层机关干部”爆料了中共基层计划生育官员如何瓜分计划生育罚款的内幕：其所在的乡镇计划生育办对于早婚早孕的夫妇最低处罚6,500元，超生一孩最低罚1万元，一般标准为数万元，视“关系”而定，其计划生育罚款的分成如下：告密者15%、乡计划生育办（组）20%、乡长、书记35%、县计划生育委30%。

该爆料人说：所有人都以为“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都交给国库了，其实全部进了一小部分人的口袋。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官员支持“计划生育”，因为有经济利益驱使。

政绩需要

到1990年代，执行“一胎化”政策以严厉打击超生，变成考核官员表现的“一票否决制”，即超生严重地区“一把手”及相关官员升迁将受影响。即要当官，必需有效地屠杀婴儿才可。民众称，计划生育工作队简直是魔鬼化身，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有超生嫌疑的孕妇被视为杀人放火的大盗，抓去强制堕胎，即使七八个月的胎儿也要打下来，就算是足月引产下来的孩子，活的也得弄死，同时还要家人交钱赎人，超生的更要交付高额罚款。

利益绑架

中共还把计划生育”政策和所有人的利益绑架，单位有人超生后，可能单位所有职工的奖金等都受到影响。

惩罚

自“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开始实施以后，凡违背这一“国策”者都会受到经济处罚，开除工职和（或）强行结扎等残害，甚至遭到更为血淋淋的屠杀。

2012年仅大陆24省一共收取了200亿元人民币（32亿美元）罚款（这还是官方数字，还有好多没发票被刮分掉的），但没有一个省政府能够完全说清这笔钱是如何使用的。

暴力登场

当欺骗无效时，暴力就开始登场了，恐吓、绑架、株连、拘禁、罚款、酷刑等等恐怖手段无所不用。

计划生育干部时常是带着一群打手在晚上出动，抓捕一些适龄夫妻，去做计划生育手术。对于那些抵抗者或逃匿者，它们的手段是：扒房牵牛、抢粮食财产、绑架其亲友甚至其邻居，然后非法拘禁、用刑，以达到其抓捕当事人的目的。甚至还把一些未成家的女孩拉去当替罪羊做了绝育手术，那些计划生育恶人们如狼似虎，根本不容你辩说。有些手术医生，根本就把孕妇不当人看，致使有的孕妇在草率手术后死亡。

中共的暴力计划生育，究竟造成了多少人间惨剧难以统计。其恶行“血债累累，罄竹难书”。这些草菅人命的计划生育恶棍，没有一例受到法律的惩罚，至于那些被流掉、被引产的、被毒杀的胎儿，更是无计其数、触目惊心。

中共的部分计划生育口号

“超生就扎！”

“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一人结扎，全家光荣”

“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见证怀孕，持证生育！”

“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

“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

“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

“能引就引出来，能流就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

“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这那是口号，分明是恶魔的杀人宣言。

计划生育杀人知多少

1980年9月25日，中共发出党团员带头执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命令，开始中国的暴力强制性的计划生育。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统计，1980～2009年，共有妇女上环2.86亿次，妇女输卵管结扎手术近0.99亿次，人工引流产2.75亿例，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人工流产手术至少1300万例，是世界上堕胎者数量最多的国家，而这只是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美国国务院的数据，中国每年堕胎2,300万例，平均每天有超过63,013名未出生婴儿死于堕胎，换算每小时2,625次堕胎，也就是每分钟有43次堕胎。

如果以每年1300万计算，36年来，最少有4亿6千8百万多胎儿被屠杀。如果以每年2300万计算，36年来，最少有8亿2千8百万多胎儿被屠杀。

还有许多到私人诊所人工流产的未统计在内，如果将那些未统计的、药物流产的女性也包括进来的话，这个数字还会更高出不少，但实际数字是多少很难统计完全。

三十多年来，大陆至少有8.28亿的胎儿被屠杀，与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次大屠杀相比，中共的计划生育大屠杀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残酷程度上都是天下第一。 因为它们摧残的对像的是毫无反抗能力的胎儿与孕妇，是人类社会最应该保护的弱势群体。本该是第一个迎接胎儿来到人间的白衣天使，却成了杀人害命的屠夫，手术室变成了惨绝人寰的行刑场。

计划生育致残

腾讯历史专栏刊登了一篇题为《计划生育强制结扎人流害苦了中国人》的文章说：“中国大多数的结扎手术几乎都是计划生育部门‘上门服务’或‘集中手术’，以‘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大量强制进行，根本不考虑妇女的身体状况，也无法保证手术环境，更不要说手术质量了。2007年的调查显示，当时中国15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中，有5万人不具备医学执业资质。1980-1990年代合格人数则更少，而强制结扎手术数量极大，可以肯定，那时大部分强制结扎手术是由没有行医资格的人做的。这就更导致手术后遗症大量增加。”

“一胎化”政策的恶果

计划生育暴政所其造成的长期恶劣后果，现在也开始逐渐显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人口结构呈倒金字塔式的严重畸形、社会迅速老龄化、年青一代的养老负担、传统亲情伦理消失带来的社会变异等等，中国社会道德加速崩坏。“失独”家庭猛增、屠杀女婴、贩卖儿童（还有医院贩卖婴儿）、计划生育官员充当国际人口贩子、层出不穷，无户口的“黑户孩子”在上学、工作、生活、出行都被限制。“人口红利”将很快消失、“用工荒”等问题日趋严重，由于人口发展的周期长达几十年，等到危机爆发之时，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逆转。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华民族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自然繁衍状态下，男女出生比例的正常值在:103～107:100范围之内，由于男性在各年龄段的死亡率都偏高，所以总人口中的男女比例会逐渐趋于平衡。

然而，由于中共计划生育政策的强行干预，中国男女比例失衡长期处于全球之最。2014年男女人口比例已高达115.88:100。2004年还曾出现过121:100。

据中共官方统计，从1980年到2014年，中国共出生了6.75亿人，平均男女性别比是114.7。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了2345万～3631万，即出现了3000万左右的“剩男”。由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大批“剩男”找不到媳妇，已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而低年龄段男女失衡也将持续存在，造成早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代际争夺及婚外情、性犯罪等社会现象增加。

中国当今的所有社会问题都是中共蓄意造成的，问题出现了，中共当然会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些方法无一例外地都把中国人带向毁灭。中共通过浙江财经学院教授谢作诗《“3000万光棍”是杞人忧天》放风：“称收入低的男人可以几个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他还表示，允许同志（同性）合法结婚，可能也能缓解3000万光棍问题。”

按照国际人口统计学的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2014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已达1.37亿，占总人口的10.1%，属于深度老龄化。

当人口老龄化后，计划生育造成的恶果已显现并不可逆转是，中共当甩手掌柜了：中共欺骗百姓的宣传时序如下，198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12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2013年，鼓吹，“以房养老”。

计划生育可导致亡种灭族

TFR指的是所有妇女终其一生育婴数的总平均。

2011-201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平均值为1.2；到2016年，数字跌到全球最低的1.05，刚巧是维持总人口平稳即零增长所需的长期基准数2.1的一半。TFR低至1.05而持续一代人的话，下一代的人口就只有这一代的一半。湖北宜昌的是 0.81；黑龙江佳木斯的0.4，整个东北的TFR也不过是0.75。以这种“雪崩速度”衰减，中华民族无异于走上自绝之路。

由于计划生育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措施，“少数民族”的许可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都稍高，其TFR一般在1.5-1.8之间，

但如果只算汉族，2016年汉族的有效生育率其实仅为0.92。

因此，当中国城市化和女子受教育不断变高的时候，中国特别是汉族的总和生育率肯定还会再下降，若以0.75计，不出三代，汉族的人口便会缩小到现时的6%左右，甚或更低。沦为“少数民族”。

不实行“一胎化”，中国人口也不会“爆炸”

中共强制实施“一胎化”的一个最大借口就是如果不严格控制生育，到201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20亿甚至更多。但事实真会如此吗？

 

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曾毅和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T. Paul Schultz对中国三个省的农村地区做了一次调查，测算当地“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即使不搞计划生育，一个农村家庭也只会多生0.25个孩子。如果将农村80年代的“计划生育”提早到70年代，每个家庭也就少生约0.2个。

 

得出相似结论的还有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Marjorie McElroy和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Dennis Tao Yang。2000年，他们在联合撰写的文章《中国人口控制与政策选择对生育能力的影响》（Fertility Effects of China’s Population Controls and Policy Choices）中，评估了中国十个省的农村地区超生罚款对出生率的影响。其结论是，即便没有超生罚款，每个农村家庭平均多生的孩子也就0.33个。

 

对此，有文章分析说，以2012年中国育龄女性约为2.6亿人为基数，如果没有“一胎化”政策，这些女性即使每人多生约0.3个孩子，那么中国的人口将增加8000万左右。相比于放松一胎化政策会使中国多生几亿人”的论断，8000万并不是一个令人“恐慌”的数字。单凭老龄化这一点，所谓的“计划生育”好处就不可能实现。

 

印度和台湾的计划生育

印度是世界上首个正式提倡“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早在1952年，印度政府就提出要节制生育。

1976年，印度总理甘地夫人曾采取强硬措施推行节育，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她在之后一年的大选中落败。其后上台执政的印度人民党随即抛弃了甘地夫人的强制节育计划，并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主要内容是节育以自愿为原则。在此后的历次大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敢再提出强制节育的口号。

2000年2月，印度政府出台了新的人口政策，提出多项措施鼓励节育，包括独生子女在职人员家庭，可在住房上得到较好待遇，做绝育最多的村子可优先获得饮水、灌溉和更多的福利保障，对“晚”生“稀”生的妇女给予现金奖励，向做绝育的国民赠送自行车，为绝育的男子办理持枪执照等。尽管这是印度历史上首个控制生育的纲要性文件，但仍未就一对夫妇到底可以生育几个孩子作出具体规定，更没有将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不具有强制性，只是大致规划了到2045年实现人口零增长。文件同时决定成立国家人口委员会，由印度总理担任负责人。随着经济发展，印度的生育率稳步下降，到2012年已经降至2.4。

 

台湾

1947年，台湾的新生儿只有24万人，但随着战后婴儿潮的开始，至1955年时，新生儿人口便已突破40万。

1954年-1964年间，农复会与中国家庭计划协会合作，开始推行家庭计划。为减缓人口压力，台湾政府于1964年七月开始推行第一个五年“家庭计划”（计划生育），其口号为“两个孩子恰恰好，一个孩子不嫌少”，希望一对夫妇最多生育两个小孩，台湾的计划生育没有强制，只有倡导，并发展经济和提高教育水平，经过十余年的推广，成功地控制了出生率。台湾每年出生人口数不再继续攀升，避免战后婴儿潮世代成年后可能带来的更大婴儿潮。

台湾后来和发达国家一样开始出现生育率过低的问题，1998年首度低于30万，更于短短四年后的2002年跌破25万，台湾人口结构进入了少子化趋势。

 

中共计划生育违反国际法

国际法

国际公约和决议明确规定，计划生育必须以自愿为前提。1968年联合国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提出，“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之基本人权”。196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社会进步及发展宣言》重申，“父母有自由并负责决定其子女人数及生育间距之专有权利”。中国1980年批准加入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定，男女“有相同的权利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指出，计划生育“不应采用任何形式的强迫形式。……不应以指标或配额方式强迫推行计划生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对计划生育都有规定，但多处违反上述国际条约和决议。

 

计划生育违反国内法律

1978年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现行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计划生育有多项规定：

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2001年12月29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条规定“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第十八条规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指出“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对公民来说不是强制性义务，是倡导性义务”，法律规定只规定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对公民来来说不是强制性义务，是倡导性义务，中国没有任何现行法律规定每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而且2002年前没有任何具体的计划生育法律条款（除宪法外）。因此，计划生育变成一胎政策强制性政策，缺乏严格的法律依据。

也就是说，一胎政策完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中共的屠杀中国人的行为。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各地计划生育宣传口号！，360doc个人图书馆

计划生育，维基百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维基百科

计划生育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知乎,2015-12-5

中國未來有3千萬剩男 專家：是社會重大隱患，大紀元，2017年02月14日訊

【禁闻】美媒：中国堕胎数量惊人 每分钟43次 ,新唐人2017年03月16日讯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14）

编写：爱德华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呢？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有人说是高层权斗，有人说是整人。它是中共制造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把人性中的恶最大规模的激发出来，在党性的鼓动下，父子、夫妻、母子、兄弟和姐妹这些人伦被扫荡殆尽，中华传统文化的文物、礼仪和道德也被破坏殆尽。

中共窃政后，把传统道德的教育毁了，灌输党文化，宣扬仇恨，对地富反坏右的仇恨，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毫无善可言，给学生和老百姓灌输狼奶，把人教成野兽，仇恨种子生根发芽，以推动血腥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灭绝。49年到66年，新一代完完全全用狼奶教育的小孩已长成，可以用了，文革也是中共狼奶教育成效的大检阅，文革的杀戮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许多教师，校长，校工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然后再杀向社会。

大陆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那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种研究数字与中共官方数字均表明文革中至少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r. J. Rummel)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

中共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前总编杨继绳的题为《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刊载于2013年11月30日出版的第104期《记忆》。杨继绳在文章称，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中共官方数字：文革中超过2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 余家庭整个被毁”。

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胡耀邦曾经说过，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中共从未否定文革，文革深层的东西也不让探索，它否定的仅仅是中共要员被整肃的那一部分，中共官方数字都认为文革中超过200万人非正常死亡，按中共一惯的掩盖作法，乘以3-5的结果都是保守的，因此文革丧生人数为773万人应是较准确的数字。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谢天奇：文革究竟死多少人？邓小平：那是天文数字，大纪元，2017年02月06日

金 鐘： 最新版文革死亡人數，开放网，2012-10-07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13）
编写：爱德华

“一打三反”打击对象
残酷的“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的冤案及杀人数

文革中有几次杀人高潮，就像“红八月”学生杀人，“清阶”杀人，“一打三反”也是杀人高潮之一。

“一打三反”打击对象
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那个“三反”，只是象征性的。
“红八月”杀的是“出身不好”的人，“清阶”打击的重点是中共传统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分子、知识分子以及所谓的敌特分子。而“一打三反”是主要是要消灭有“反动思想”的人（不管你出身如何），而且是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判刑处决。

“一打三反”的“现行反革命”是什么呢？就是中共认为有“反动思想”，或“反动言论”的人，与建国之初毛泽东起草的《镇压反革命条例》一样，“一打三反”文件也鼓励处决，规定言论可以作为判处死刑的依据，即使你灵魂最深处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判处你死刑的理由。

按照“一打三反”文件要求，各地当局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公审大会，每次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随意罪名处决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
被镇压的所谓反革命犯绝大多数是暴政中的抗争者，运动镇压的所谓反革命集团主要是读书会、讨论会、思想者沙龙、联谊会，这些团体的所谓反革命罪行主要是谴责新中国以来的土改、镇反、肃反至文革的历次迫害运动，谴责人民公社带给农民饥荒。这些抗争者之外，还有大批的无辜被害者是当局为完成中央下达的镇压指标而凑数的无辜冤魂。

“一打三反”被处决者中的大多数是文革黑暗年代的殉道义士，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周恩来亲自批准处决的遇罗克和王佩英就是为正义献身的代表人物。青年工人遇罗克因为发表了反对以“出身”、“成分”迫害人的《出身论》等文章而获罪。
王佩英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大饥荒灾难后，中共高层领导联手掩盖毛泽东的罪恶，掀起崇毛热潮。王佩英拒绝这样的掩盖和崇拜，在1964年散发标语传单发出了在那个年代石破天惊的呼吁，要求“让毛泽东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全国性灾难”。
后王佩英被关进了北京安定精神病院，“一打三反”中被判死刑，王佩英被押赴刑场途中，刽子手们为防王佩英呼喊，用细绳紧勒其喉，将她勒死在赴刑场途中。当局没有留下对遇罗克、王佩英等政治犯的死刑判决文件，审判记录，这是周恩来按照共产国际的作法。共产党有销毁政治犯记录的传统。
黄立众（又名黄美琦），原北大哲学系学生，讲述农民生活困苦，被北大开除团籍。1960年，黄因坚持观点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安徽无为县家乡(无为县大饥荒时死了三十多万人）。目睹农村饿殍遍野的景象，他拒绝沉默，组织农民上访、外逃，因道路被封锁外逃失败后，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纲领，油印了《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武装抗暴，事败被捕判处死缓，在“一打三反”中被中共杀害。
一九七○年二月，宁夏省会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一个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吴述樟（银川二中一九六八年毕业生）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他们还书写的论政文章。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一九七○届毕业生）撰写的《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是一篇讨伐中共法西斯暴政的檄文：
“（中共当局）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 ”
“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份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打倒法西斯！”

吴述森、吴述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还有厦门书写“反动标语”的侨生洪沧海；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海南白沙县某团女医生官明华；上海静安区“破坏样板戏”的谈元泉；兰州甘肃师范大学反对阶级斗争历史观的老教授张师亮；南昌反对个人迷信的青年吴晓飞……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一打三反”运动中，成千上万遇罗克、王佩英、黄立众、吴述樟和鲁志立那样的有独立思想的先驱被以反革命罪名杀害。
他们都是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在信息封锁的条件下，从中共的所作所为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在“红色恐怖”中，在很多人明哲保身而沉默的情况下，挑战恶魔。他们的那个时代勇士，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驱，是殉道者。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一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被枪毙。
芒果是一种热带水果，现在北方超市都有卖，但在六七十年代北方见不到。文革中巴基斯坦外宾访问中国大陆时送给毛泽东芒果，毛泽东不吃了，把它送给清华大学工宣队，人们热烈欢呼，纵情歌唱，传诵这一特大“喜讯”。工宣队队员们舍不得吃，把它分送给其他单位的工宣队，芒果容易变坏，于是用蜡制芒果代替。有了复制品，转赠就方便多了。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了一阵接送芒果、感恩戴德的旋风。
复制的假芒果传到四川瓮安，汉源县富林镇有个叫韩光第的老牙医，看见玻璃罩里的金黄色芒果，顺口说了句：“芒果像一条红薯，没什么看头，有什么稀罕的。”这是大实话，公安机关以“恶毒攻击”的罪名逮捕之，一年多后（70年）竟被判处死刑。
韩光第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全部被赶下乡去，他的老伴受不了这种突然的打击，也去世了，一个好端端的家被中共搞得家破人亡。

“一打三反”也对文革中对立派的进行镇压。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

残酷的“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之残酷，可以“清队”比肩。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零七人非正常死亡”。
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江苏泰兴县，“一千四百余名干部群众被关押、批斗，严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
如同土改、镇反运动一样，中共在“一打三反”运动也是将杀人权下放基层以鼓励杀人。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运动中，全国受迫害人数两百多万，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了杀人场。

“一打三反”运动也导致了自杀潮。例如，青海贵德县，14人自杀，宝山县41自杀，河南西平县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刑讯逼供，残酷斗争，被批斗的180人中4人自杀，广西钦州地区发生自杀事件238起，死亡188人，河池地区169人自杀，山东沂水县将公办学校的教师集中，被批斗的173人中3人自杀。
“满门抄斩”曾随着满清王朝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但1949年中共窃政后之后，这种“灭门处决”竟然在中国大陆上又复活了。如南京的李立荣和他六十岁的母亲林舜英、北京25中教师王守亮、杨淑辰夫妇、北京通县的侯坤、侯建民父子两人，都在“一打三反”中被处决。

“一打三反”的冤案及杀人数
与镇反运动一样，“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各县军管会也必须杀人以向上级交差，很多地方抓不到思想言论犯，为完成杀人指标，当局就抓一些农民处决向上级交差。
陕西户县搞出“反革命案件”６６２起，“定案”处理４８３人。河南安阳市郊区揪斗２３９２人。河北邢台县“挖出”１２２名反革命分子。
湖南黔阳县高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心搞出点成绩升官，打死自家的狗后，向公社报告说狗被人毒死。公社书记正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马上批评大队支部书记右倾，并责成副书记主持“专案组”破案。副书记马上在大队部架起一挺机枪，将社员抓去过堂。他声称揪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反革命集团”，枪杀了一人，打残二人，将二人逼得自缢身亡。受株连者多达一百一十五人。
七〇年三月，山东安丘县弄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杀人案”，“凭所谓检举材料，对县运输公司马金城等三十四人非法关押，造成自杀未遂五人，含冤身亡三人，致残一人。”
中共官方没有发表该运动总共镇压了多少人，发表的唯一数字是前10个月（到1970年11月）揭发了“反革命份子”184万多名，抓捕了284,800多名，杀了数千人。(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周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中共掩盖真相，说仅杀了数千人，全国两千多个县，每个县杀三人，加上城市，都已上万，当年经常处决“现行反革命”，每个县根本不止杀三个人。

丁抒博士认为，“一打三反”中至少有二百万人受迫害；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

“一打三反”有如83年的严打，极其恐怖，“一打三反”中说错话就关就杀，83年的严打是行为上有些错失就关就杀，笔者推算被杀人数要比十万高得多，推算如下：
宁夏省银川市由十三名青年学生组成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中，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余者分别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死刑占23%，若按此比例计算，284800X23%=65723,加上“一打三反”前抓但在七〇年被杀的的人，轻易就达十万以上，前文说的遇罗克和王佩英，说“芒果像个红薯”的韩光第都是“一打三反”前被抓但在“一打三反”中被杀。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丁抒），2016-5-24
王锐：中共建政后 惨绝人寰的多起灭门处决惨案
——“文革”中的几件“灭门处决”案例，阿波罗新闻网 2017-12-11 讯
，革命的真相, “一打三反运动”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12）

编写：爱德华

一九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 （简称“清阶”或“清队”）则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周恩来协助进行的。清阶更甚于六六年八九月份的红八月“红色恐怖”，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之一。

“清阶”对象

文化革命的初期重点是揪“走资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务”，走资派却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按毛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这表明打击的重点实际还是中共传统的“阶级敌人”。

遍布全国的“红色恐怖”

按照毛泽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采用的 “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贡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乡宁“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计逼供，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如黑龙江省大庆油田于一九六八年五月成立革命委员会，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在“清队”运动中，“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

“清阶”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类人”。被归于“××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

譬如云南思茅县，从1968年开始的“清阶”历时两年，全县干部一半被划为各类“分子”：叛徒72人、特务24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16人、地主86人、富农3人、坏分子72人、右派31人、历史反革命82人、现行反革命145人。

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清队”中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如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队”时“全社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只有一百一十户人家的桦田生产大队竟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一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是全国“清队”运动的样板。军宣队领导下，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九百多人被“审查”，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挖出一个“反共救国军”，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或政委）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严刑逼供。无端受株连却多达五百多人，含冤自杀的有八人。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一场大血案。“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队”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粗略估计，死于 “清队”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人以上。

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康生诬叛徒及国民党特务案，全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

中共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胡抓乱捕，就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 人（另一说法：“被迫害致死者竟达十多万人”）。总之，清阶造成的冤案数不胜数。

“清阶”死人最多的文革阶段，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如黑龙江省宾县，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残三十二人。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譬如上海宝山县“清队”，“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对象一千七百零二人……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

在清阶中，全国三千万人被批斗，五十万人死于清阶。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丁抒），天易综合网，2016-5-24

68年清理階級隊伍的血腥 被殺者近十萬，阿波羅新聞網，2012-06-18
文化大革命，维基百科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11）

编写：爱德华

1967年6月18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琪、北京外语学院刘令凯等人组织一个红卫兵组织，全称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组建时不到100人。其宗旨是炮打周恩来，认为周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由于炮打的是忠实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周恩来，该组织的活动立即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注，该组织很小而且影响甚微，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加了一段话：说“……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 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该组织被取缔并逮捕张建琪、刘令凯等人，押送至天津劳改农场改造（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张建琪在劳改农场高喊反毛口号，张被再次逮捕，加判15年徒刑），问题基本上解决。可中共为整人不断地找借口，极力夸大这个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范围。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进一步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该文件并未明确规定‘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和界限。当时，中共指示，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所谓的‘三指向’其实是可以做出多种解释的，这使清查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而‘三指向’与以往的‘反革命’罪不同的是，它很容易被延伸到‘文革’ 中最活跃的‘造反派’身上。因此，很自然地‘清查’运动的矛头就指向了在校大学生里‘文革’初期的积极分子。从吴德的话也可证实这一点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文化大革命初期，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人曾经被称为学生造反派“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中共利用红卫兵造反达到目的后，就丢弃，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从1970年初至197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全国约有300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连同受牵连的家人超过千万。

在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总共只有120多名教职工，其中108人被打为“五·一六”分子，该校数名师生被整死。

外交部3000名职工，竟有15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许世友在南京抓了20多万名“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其速度之迅猛、打击之面广、斗争之残酷，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他运动所罕见。在深挖中，毛泽东不断发指示：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革命的学生要联合，打倒反革命“五·一六”；林彪则发指示:抓“五·一六”一个都不能放过;在这“一个都不能放过”的指令下，宁可错抓百万，不可放走一人，许多甚至没有听说过“五·一六”组织的人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具有讽刺性的是有些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的领导和骨干，如陈伯达后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9.13”事件后，林彪被名列操纵者的首位，深挖“五·一六”的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迟明堂，后来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李震也自杀身亡。“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文革中的大冤案之一，利用运动杀人本就是中共的一贯作法。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维基百科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龙去脉 ，360doc个人图书馆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10）

编写：爱德华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五一六”的突破口

江苏省其他单位深挖“五一六”也不例外

清查“五一六”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江苏其它地市清查“五一六”也不甘落后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五一六”的营地

炮制了许多集团性的冤假错案

文革中许世友下放大批城市居民

文革初期许世友虽被造反派冲击，还一度躲到大别山去，但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领导者和参与者，而且是许多罪行的制造者。

1968年4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世友被中央任命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9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大召开，许世友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对中共感恩载德，忠心耿耿。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不但对反对他的造反派赶尽杀绝，而且乘机排除异己，整人告密，还主导江苏深挖“五一六”分子，及下放城市居民。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后， 许世友立即紧跟，全力投入,深挖“五一六”的战火迅速燃遍江苏城乡。历时三四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

许世友认为，“五一六”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五一六”的人民战争。

根据他的清查部署，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 捕、关押、审讯“五一六”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五一六”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 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 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五一六”，还列出31个问题，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五一六”帽子。

1970年4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五一六”说不过去。

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少专案组采用了捆绑、吊打、压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种酷刑，使许多受害者被 毒打致残、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在逼供讯下屈打成招, 违心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仅溧水县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中，死亡36人，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就有27人，被严刑拷打重伤100多人;滨海县死亡18 人，伤残60多人。

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写汇报说：“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 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象2000多人”，这还是在江苏抓五一六的初期。

许世友心狠手辣，身体力行,他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五一六”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五一六”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专案组有一句口号，也是经验，叫作“战斗在深夜，胜利在黎明。”，大搞逼供讯，使用十几种体罚，专案组人员轮流审讯，天天把你折磨到三更半夜，当你身心全线崩溃、感到生不如死 时，便屈打成招了，这时间多半发生在黎明时分。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五一六”，也逼出了人命。如副校长杨世杰虽然与所谓“五一六”毫无关系，“隔离审查”时被打得很利害，不堪受辱，自杀身亡。计算机数学系青年教师钱新民，批斗争，被打，他不堪迫害，逃到南京郊区跳燕子矶自杀身亡。天文系教师朱耀新在溧阳农场劳动期间，被 “隔离审查”并遭到毒打，他试图逃亡，结果跌入水塘而死。

一位吃尽苦头的受害者事后谈及当时的处境是，“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全校被打成”五一六”的多达1560人，占当时师生员工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中，被关押批斗的389人，被判刑的16人，被迫害致死的21人。

江苏省其他单位深挖“五一六”也不例外

南京市的华东电子管厂，当时有3800多名职工，在清查中被作为“五一六”分子怀疑对象的多达2700人，被正式定为“五一六”分子的达1226人，被摧残致死的7人。全厂原有的28个党支部书记，有27个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

江苏省农业局，全局64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有39人。其中原农林厅、水产局留用的31人，除2人外，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长期从事野外作业的江苏省石油指挥部第六物探大队，共有员工48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有143人，其中被摧残致死的4人，伤残多人。

观察天象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当年拥有近200名干部和科技人员，其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和叛国集团分子的多达180多人，被迫害致死的2人。

省科技局被视为“五一六”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五一六”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五一六”关押100多人，逼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五一六”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五一六”。

南京歌舞团副团长，女演员李香芝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惨遭杀害。只因她贴了一张反对找女演员为首长陪舞的大字报，并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

清查“五一六”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五一六”大本营，将清查“五一六”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到 1972年底，两万六千一百多人人打成“五一六”，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这些数字，并不包括现在已划给南京管辖的江宁、溧水、高淳、江浦、六合这5个县区）。至于一般职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

1979年3月13日，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 毁。”（《南京市志》）

江苏其它地市清查“五一六”也不甘落后

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五一六”的6人，挂上“大名单”的4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五一六”的43人，占51%。地区公检法机关500余干警，打成“五一六”的327人，占65%。

无锡市（现无锡主城区）清查“五一六”的对象，有1．1万多人，有个单位严重到百分之百的人都被打成了“五一六”。

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当时共688名教职工，有396人被打为“五一六”分子。徐州市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6242人。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五一六”的营地

吴大胜亲自掌管的江苏省五七干校，该校竟然把2300多名干部列入“五一六”的大名单，全校被关押隔离审查的有664人，在校内被迫害致死的7人，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五一六”的营地。干校虽未直接杀人，但超越司法机关的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据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统计：

江苏省在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多达26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和立案审查的13万多人)，死伤6000多人(其中被逼死打死的2540人)。而据一些参与过清查、复查工作的人士透露，实际波及数量和死亡数量至少两倍以上。各级“军管”人员借清查“五一六”运动清洗各种异己势力、维护军人专制。

搞笑的是，在南大蹲点深挖“五一六”的迟明堂，被南大一位打成“五一六”的人士对其反制式检举后，也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

炮制了许多集团性的冤假错案

江苏省还以中共中央1970年20号文件中所说的“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为由，制造了许多集团性的冤假错案。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如皋县挖出的所谓“如皋江安特务阴谋集团”，句容县挖出的所谓“茅山特务集团”，宝应县挖出的所谓“新华党”。在这些冤假错案中，被株连的干部群众都在千人以上。南京市几年间制造出反革命集团案201起，成员1614人。其中在南京雕刻厂挖出的所谓“东亚帝国”案，株连69人，占这个小厂总人数的38％。在红旗水泥厂(今江南水泥厂)挖出的所谓“中华复兴会”反革命集团，涉及107人，被迫害致死的有3人。更令人惊骇的是：有些人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写了致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书，或者在清查”五一六”中因为长时间被逼供信而精神失常，说了一些对领袖人物不敬的话，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处以极刑，其中包括因批判“文化大革命”和现代迷信而被枪杀的陆兰秀，以及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李香芝。

文革中许世友下放大批城市居民

在１９６９年 的“清队”运动中，江苏全省因所谓“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等问题受到审查和迫害的人大约有近１００万。１９７０年，全省至少又有８万多人遭到同样命运。

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号召学习甘肃会宁经验。江苏省立即强迫大批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在１９６９到１９７０年间，江苏“军管”当局曾将３５万城镇居民下放苏北农村，其中南京地区下放１３万多人。下放政策酿成不少社会问题，下放后对贫困的农村生活不习惯，连自己温饱都成问题的农村那有能力接待如此多的城市居民，所以他们生活都很艰难。直到1976年，大批下放居民返回城市，却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到处搭棚子，有的靠讨饭为生。直到八十年代，还有很多居民居住在城墙上挖的洞中，成为南京的特殊风景。

不管文革如何定性，文革就是一场中共主导的没有人类社会道德底线的魔性大爆发，曾经为中共打江山的共和国将领，后来残害起人民来一个比一个狠，到底是为什么？没有文革这样一场社会浩劫，类似许世友江苏打五一六，韦国清广西大屠杀这样的事不会发生，还是以其他形式形态发生?

像许世友、韦国清这样的横行不法、残害百姓、草菅人命、作恶多端的人，为何反而备受中共赏识，升官进爵。

——》回《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总目录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许世友暴行揭秘 残酷堪比红色高棉老祖宗，阿波罗新闻网 2015-08-03 讯

【紅朝內幕】揭秘許世友在文革中的大屠殺暴行，大纪元， 2017年01月23日

xiaoxiang007 ：评说65：许世友清查“五一六”，大纪元博客，2011-07-11

许世友文革时期不为人知的恶行，多维历史， 2014-05-28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9）

编写：爱德华

 

军队直接出面指挥的全省大屠杀

乱杀五类分子

桂林“八二○事件”

非正常死亡：近二十万人

灭绝人性的杀戮,丧尽伦常的折磨

因杀人多而官运亨通

韦国清一直担任广西自治区主席和第一书记。文革开始，他便当上了广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１９６８年又当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7年围绕着“支韦”还是“反韦”问题，形成了两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 支韦，“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四二二”）反韦。韦国清自然成了整个广西文革的焦点，两派形成后，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广西“四二二”大多由一般群众和出身不好的人组成的造反派，文革初期时曾红极一时，被中央肯定，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

当中共利用造反派打击党内某些势力的目的达到后，就开始抛弃造反派，中共对“四二二”的日益疏远和抛弃给了支韦派下手的机会。

广西的大屠杀的源起便是人称“广西王”的韦国清在1968年出任广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通过由其一手掌控的“联指”以及各级武装部队开始对反对他的造反派大肆报复，动用军队和重炮、机枪进行镇压。

当时在广西流传甚广的的说法：“韦（国清）老爷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屠杀‘四二二’群众”。

为找到名正言顺的屠杀借口，１９６８年春，韦国清利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 制造“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简称“反团”）冤案。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７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在向上谎报军情的同时，韦国清等人也下达了不惜代价制造假案的指示。

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还在破获“反团”的公告中称，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这个莫须有的“反团”案到１９８３年已彻底平反，证明是个荒谬透顶的冤假错案，但它当时给广西人民带来的灾难，惨绝人寰。

军队直接出面指挥的全省大屠杀

１９６８年７月３日，中共中央发布“七•三布告”，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韦国清、广西军区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为名，武装并指使“联指”把对立派“四二二”当作阶级敌人，在全省范围内武装剿杀,乱抓、乱斗、乱杀之风愈演愈烈，甚至不惜出动军队炮轰“四二二”；控制的南宁闹市区长达23天； 被武斗和乱打乱抓而死的人不断增多，造成骇人惊闻的大血案，甚至以泄洪为名，水淹南宁，将躲在地下人防工程里的数千名反对派及其家属活活淹死。

“阶级敌人”越来越多怎么办？杀！由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明里暗里地指示、组织，由各地驻军、 武装部、革委会具体施行，以“清理阶级队伍”和贯彻“七•三布告”，挖掘“反共救国团”，“对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等种种名义的杀戮，成批地大规模地屠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无辜百姓近十万人，并灭尸于江河。在广西境内的邕江、柳江、漓江、桂江、郁江、右江、左江、红水河等大小河流漂浮无数受难者的尸体，顺江而下，经梧州、肇庆、广州，直达下游入海口的香港，连绵不断，触目惊心，广西文革大屠杀的红色恐怖，令港人震惊！以至于1984年”处遗”工作中，中共官方都对此概叹道：”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戮之惨，历史罕见”！

其间，震惊世界的人吃人惨剧发生了。在武宣、宾阳等县，屠杀者鼓动群众把打死甚至尚且活着的“阶级敌人”肢解，挖肝﹑割肉、摘生殖器后煮食。

在中共策划组织、煽动和指挥下，由广西军区布置的清查“反团”的屠杀任务，仅钦州地区七个县市被迫害者达22100余人，致死10420人。

乱杀五类分子

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乱抓乱杀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成批地乱杀人，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

某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杀其父母，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杀孩子斩草除根。

杀完人，再杀被害者的猪鸡鸭鹅，贱价拍卖家产，买酒“庆功”，行同盗匪，无耻之尤！

最“人道”的是行刑前鉴别男女性别，杀男留女。桂北融安县便有一条“寡妇街”，一条街的男人和男婴均被屠戮殆尽，唯存女性。

对这些活下来的受害者妻女们，他们常常被干部勒令〝改嫁〞，还要交付一大笔〝改嫁费〞。

中共还鼓励年轻姑娘杀人，杀几人称几姐

博白县一个无赖趁乱欲强奸一地富女儿，女不从，便将此女杀死。又到公社革委会领导处要求表扬和入党。领导说：光我们知道还不行，得让大家都了解你的事迹……。该无赖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投篮”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围观，最后如愿：大会表扬，光荣入党……。

桂林“八二○事件”

桂林“八二○事件”行动时，部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由吴华、景伯成、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陈秉德三人组成。据这些当事人的反映，“八二○事件”是在北京预谋，经黄永胜批准，由部队参与，依靠“联指”，调动武装民兵，对“四二二”、干部、群众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血腥屠杀。

事件经过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公告，以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为名，号召“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地进攻”。当日凌晨5时，由支左部队，武装民兵、“工人纠察队”、“联指”成员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事先划分地区，手持名单，挨家挨户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仅有二千多师生员工的广西师范学院，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区所属12个县，在同一天行动，全地区抓了一万多人。“八二○事件”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枪杀、打死、逼死干部、群众达一万多人。在“八二○事件”后的一个月内，桂林市仅机关、工厂内部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机关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杀害。

临桂县打死848人，县直驻桂林单位就有293人被杀害，仅有41名职工的县医院，杀死了16人。其中，县法院院长刘锡臣是“八二○事件”时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斗时被活活打死，其妻是县医院的医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体枪杀。就连跑回河北献县老家躲避灾难的17岁的儿子刘振刚，也被抓回打死，说“铲草不除根，以后是祸害”。

非正常死亡：近二十万人

１９６８年７月以后，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为名，调动军队，共杀了近二十万人！

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多数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进行的。其中，杀人最积极的是共产党员。

但对于整个文革中广西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无数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一直语焉不详。只有1998年出版的《广西省志》透露了一点：〝大约是八万人〞。

然而，在《广西〝文革〞档案资料》中，几乎每一个县市和地区的 〝大事件〞的前言里都有非常具体的〝非正常死亡人〞。只要大约相加，便不难得出大约是十五到十六万的人死于非命。

该套档案的第十八册〈广西文革大事记〉 里还指出：仅在1968年7月中共的〝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广西的军队、保守派的武装民兵等便以〝镇压阶级敌人〞为名，在〝全区(省)共杀害和迫害致死八万五千多人〞。

在《炎黄春秋》2012年11期中，当年参加广西清查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写文章揭露了相近的数字：广西全省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由此可见，中共的内部档案中的真相比公开出版物中的〝历史〞要真实得多。当然，民间调查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还要更高一些，有近二十万之多。

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8.97万死亡人数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

这些数据表明，尽管广西的两派武斗也很激烈，但是，因为全省直接死于武斗中的不过三、四千人而已。其余的十多万人都是死于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的迫害和直接杀戮。

灭绝人性的杀戮，丧尽伦常的折磨

“文革”中，广西不仅杀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令人发指。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拖 死、砸死、逼人上吊、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数十种之多，无所不用其极。

政治迫害中的刑讯逼供的手段，也有〝吊半边猪(手指和脚趾一只，绳扎、升空中半点吊)〞，〝点天灯(纸浸透煤油置头上，点火燃烧)〞，〝煎干虾(逼人到灰砂地，让烈日蒸晒，不准戴帽，不准饮茶水)〞，〝滚水淋发(受害者被捆扎后，滚水淋发)〞，〝空中飞人 (绳扎拇指升天空，用人前后左右推动，曰〝飞人〞)〞和〝血饵引蚂蝗(受害者被打遍体鳞伤之后，推下山塘让蚂蝗叮咬吸血)〞等上百种之多。

当局还对杀人凶手进行种种嘉奖，致使不少人以杀人邀功。如钦州城郊复员军人梁卫东，为立”新功”，以安排工作，便杀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县武装部请功。又如合浦县一大队文革组长，怕人说自己立场不坚定，策划杀人时把自己的亲外甥也列入名单杀掉了。

“杀人者有功”这绝非一句空言，仅仅钦州地区杀人后入党的就有1153人，杀人后提干的有458人，杀人后被招工的有637人（不含北海市）。杀人凶手们还有不少被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在广西文革的血雨腥风里直接动手和参与杀人的主要是共产党员！〝非正常死亡〞近二十万人，全省有近五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人。

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对黑五类和反对派群众的迫害和杀戮，还大大突破了作为人类的伦常底线，强迫儿子当着他们的面杀害父亲。更发生过吃人肉——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发生过成百上千例黑五类和“四二二”派的妻女被强奸的案件。其中不少都先是中共的党员干部〝杀父奸女〞、〝杀夫奸妻〞、〝先奸后吃〞 。

广西文革中，共产党员不仅是杀人凶手，还是吃人肉的先锋。整个广西文革中，有武宣、上思、灵山、天等、贵县、横县、武鸣、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县、钦州等近20个县发生过惨无人道挖人肝吃人肉的野蛮事件。机密档案透露，文革中武宣县共有75人被挖肝吃肉。据查：参与吃人肉的有名有姓的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共有130人。其中共产党员有91人(党员干部27人;党员工人5人;党员农民59人)，非党干部18人，非党工人21人。换句话说：70%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武宣县共有75人被挖肝吃肉这是官方统计，但据民间的统计，武宣县有超过200多人被野蛮吃掉。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食人肝者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

上思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召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召腾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致“共同专政”。

文革后期，广西群众曾强烈要求“吃过人的人不能再当干部”！而韦国清、刘重桂之流则回答说：“为什么不能继续当干部？——对吃过人的人也要作具体分析嘛”！

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罪恶――法西斯主义的种族清洗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清洗。而文革中广西的大屠杀及人吃人的史实，证明共产主义的阶级清洗的血腥野蛮、残忍，较之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人吃人惨剧早已超出阶级仇恨的范畴，而是对基本人性的摧毁。

《广西〝文革〞档案资料》里的史实表明，在广西各地区支左的军队干部，从军区司令员到各公社武装部部长，绝大多数都策划直接指挥过大规模的杀人事件，双手都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驻军某6949部队副师长师长王建勋兼任宾阳县革委主任讲：“当运动起来，积极分子开始开枪杀几个问题不大，但我们要引导用拳头、石头、木棍打，这样才教育群众，教育意义较大。现在宾阳有四千多名‘四类分子’，你们对他们改造十几年，我看一个没有改造过来。群众也花了不少精力监督他们，我们有那么多精力去发展生产不好吗?这些人交给群众专政，用不到三天时间就干完了，又不花一枪一弹。这次行动，时间三天，现在告诉你们一些底：这次运动要对敌人砸死的大约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并亲自布置，召来各公社民兵、武装部干部，在县城卢墟的闹市区开“杀人现场会”。一次数十人拖上来，颈挂地富反坏右黑牌，宣布“罪状”：一阵毒打，不到十数分钟，跪作一排的“阶级敌人”全部毙命。“杀人现场会”后，布置民兵干部回各公社照此办理。而该副师长则坐镇县革委，每日催各公社电话报杀人数字。开始人们下不了手，于是将杀人数字较低的公社全县通报批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在他的电话、会议督战下，在他亲临杀人现场指导检查下，宾阳县在短短二十天内，便屠杀3883人！该首长亦深知如此乱杀下去后果严重，便一面声称要制止乱杀，一面却开干部会，公然号召抓紧时间，突击杀人：“现在还可以，到时候就不能再杀了”云云；还亲自规定：不准开枪，要用刺刀，用棍棒……。

灌阳县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公开支持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几天内就杀害了158人。

1968年2月中旬，灵山县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会议，武装部政委单英德主持开会、副部长钟沛洪作报告，军分区司令员鲁俊德作总结都公开倡导杀人，〝会议期间，灵城公社勒死三人陈尸示众。与会人员纷纷去现场〝参观〞。至八月一日，全县乱杀、逼死共达三千二百二十人。全家遭杀绝的全县共五百二十九户〞。

为了争夺革委会的领导权，许多支左军人还直接对地方干部进行陷害和谋杀。

因杀人多而官运亨通

广西是文革的〝重灾区〞。当年两派武斗之惨厉、对黑五类〝乱抓、乱斗、乱打,乱杀风〞之血腥，位居全国前列。

宾阳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直接策划指挥该县乱打乱抓乱杀3883 人。后来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却官升为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并以此衔光荣离休，在广州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

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和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是文革中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唯一从未下过台、也未靠边站的省委第一把手。

这个“四二二”屠杀血案的主要制造者，仅是中共杀人政策的马前卒，正是因为周恩来及〝党中央〞对韦国清这个广西大屠杀头号刽子手的坚挺，才使韦无所顾忌地向反对他干部群众祭起了血淋林的屠刀。因领会并执行中共屠杀中国人意图，文革后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处罚和下台，还官升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1988年7月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死时还极备哀荣。中共主流媒体曾发文称赞韦国清称为“壮族人民的好儿子” 。看来，屠杀中国人多的，在“党”看来就是好儿子。

南京军区的许世友也因文革中屠杀江苏人多而官运亨通，“六四”凶手邓小平不是也自称为人民的儿子吗！他们其实都是党的好儿子！！！

而那些记载着血淋淋历史的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则被盖上了“机密”的戳印，在整党运动使用过后就锁进保险柜里，难见天日了。广西大屠杀及人吃人事件的真相一直被掩盖着。

20世纪反人类暴行，如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斯大林的大清洗，红色高棉的屠杀和摧毁城市，米络舍维奇的种族屠杀，都已得到相当清楚的报告，并受到道德的谴责或法律制裁，这主要是受难民族长期追讨公道的结果。而中国文革暴行没有在人权、人道层面受到清算。文革欠下的道义之债远未被触及，文革中遇难的普通人的名字和蒙难经过，长期被忽略 、掩盖，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基本事实都不能描述清楚，有可能被永远忘掉。

如果罪行不受惩罚，正义得不到伸张，只有走向集体堕落，后来发生的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以及“911”恐怖袭击却在中国民众中激发了幸灾乐祸的非人道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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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主编宋永毅：《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

【史海】广西文革吃人者84%是中共党员 女性更惨，大纪元，2013年11月02日

宋永毅：广西文革绝密档案中的大屠杀和性暴力，阿波罗新闻网 2017-05-23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

文革密档《广西文革大事记》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8）

编写：爱德华

目录

这场杀戮是如何开始的?

组织策划杀人

杀人现场会

杀人酬劳

道县大屠杀，指中共在文革期间，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在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发生的针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据统计，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 326人，有一家9口人全部被杀。

受道县事件影响，零陵地区（1995年改称永州市）其余10个县也不同程度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被杀和自杀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者78岁，最小者10天。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

这场杀戮是如何开始的?

官方提供的材料是说当地的一个武器库被抢(实为文革时派系武斗造成的，却栽赃给黑五类），由此开始了“人民”和“反革命”的血战。据《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作者谭合成调查发现，被杀的9000多人里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所谓的“反革命”活动。

组织策划杀人

中共在全县先放出“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等流言。流言扩散后，中共的造反派，发出“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斩尽杀绝黑七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等杀人公告，部署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等所谓“四类分子”（又称“黑四类”）的大屠杀。

道县事件中，多个公社及区同时组织策划杀人，区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共6个区，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共16个公社。期间,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共杀1054人，合计全区50人中就有1人被杀；该区所杀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1/4强。该区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动员，分别召开了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各种会议。通过层层压任务，杀人规模迅速扩大。例如8月22日该区小甲公社开始杀人，到了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

这么多公社及区同时组织策划此事，显然命令来自更高层，并历时66天，无人制止，黑五类差不多杀光时，才出面制止。

当时，道县大坪铺农场厕所里发现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这可是反革命的大罪，调查最后锁定在农场医生谢志向的11岁儿子身上，“革命群众”推理一定是“反革命”谢志向教唆了自己的儿子。简单潦草的“审判”之后，群众决定把谢志向一家五口处死。

杀人现场会

8月22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脚的虎子坪生产队作杀人动员报告，齐心大队、建筑大队、向阳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一千多人与会。周永记报告结束后，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将何光清判处死刑，何光清当场由民兵用马刀砍死。

‍8月24日上午，周永记又到建设大队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旁边召开大会，三千多人参加。会前，周永记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碰头会，各大队的干部总共报了6个要杀的四类分子。会上他们被用步枪枪决。

杀人酬劳

道县在大屠杀风潮中，凶手每杀一人，报酬是二、三元或十斤谷，有的经济宽裕的大队每杀1人更奖赏5元,由大队或公社开支。比如胡茂昌，一字不识，好吃懒做，手脚不干净，平时村里人就瞧不起他。杀人风起时，嚷着要去杀，为什么争着去呢？因为杀人有补贴嘛。

在杀人潮中，道县成立了数以百计的“贫下中农最高（高级）法院，其杀人手段可归纳为10种：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9、火烧（含熏死）。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1985年春，道县杀人事件调查组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该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作者问：“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的回答是：“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竟毫无愧疚之心。

在道县大屠杀中，15,050人直接参与了杀戮，包括该县一半的干部和党员。但只有54人因为他们的罪行而被判刑，另有948名党员受到纪律处分。此外，每一个被杀的人，家属只收到赔偿150元，还不如猪的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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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道县事件，维基百科

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7）

编写：爱德华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赋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由于当时国家、政治的性质，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几乎相当于管理国家的全部事务。

从8月起，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屠杀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红八月”。

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曾被汇报到毛泽东处，毛泽东反对发出制止打人的《紧急呼吁书》，并指示不要进行干涉。红卫兵此后掀起了殴打屠杀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高潮。

如果说城市打杀的还是资本家、小业主之类，那么郊县清理的则是地道的“黑五类”。因此，“红色恐怖”在郊县上了一个新台阶。从8月27日到9月初，北京郊县掀起屠杀“黑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

8月27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公安部长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为斩草除根，不仅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而且乱杀家属。仅仅十来天，昌平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连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各人民公社间展开了杀人比赛。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北京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声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4人。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并说：“现在公安局打破旧框框，群众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会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听闻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2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9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连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1966年8月26日，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支持鼓励杀人的讲话。根据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又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

北京大兴大辛庄惨案

动手最晚但杀人却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指挥该公社屠杀的是高福兴（公社主任）、胡德福（公社团委书记）。高福兴、胡德福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最新“精神”，开会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命令各大队必须于当天（8月31日）夜间将“地富”分子及其亲属全部杀害。经过精心策划，胡当场宣布：31日夜间10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 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31日夜，全公社有9个大队（黎明、中心、新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垡等等）杀了人，其中黎明大队杀人最多。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红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56人），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一夜杀了110余口人。

大辛庄的杀人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抓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的大队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也有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上电线的，人一出来就触电而亡，没任何声响，顺利地将其全家杀害。

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家属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当地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与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不同的是，道县文革杀人持续66天，昌平县和大兴县大屠杀则集中在短短几天中。后来可能顾及国际影响（靠近北京），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大规模屠杀遂停止。

笔者猜测因为该地处北京近郊，中共本想速战速决，杀光黑五类，却被不明究理的大兴县委干扰（大兴县委书记等人下去制止屠杀）。由于杀人没达到中共的指标，当时曾去制止屠杀的中共大兴县委书记王振元于1967年被揪回原籍浙江省乐清县批斗，此后失去消息，人间蒸发，下落不明。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和杀人手段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精心策划组织的屠杀行动，但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显然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组织者是县以上的领导人物。按“文革”初期的形势而言，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及“西纠”、“联动”。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分析，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大兴县大屠杀也与由文革初期由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的前身——“西纠”、“联动”有关，公安部门有些人也知道内幕，有些人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19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

后来，高福兴和胡德福被当作替罪羊被判刑。1983年邓小平指示胡耀邦给高福兴和胡德福等人平反，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因良心未泯同情这些无辜被杀的“黑五类”而向这些人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上访，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于是中共把这几个知道内情的公安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让他们出差到云南，王震监斩）。但这24名公安都按因公死亡处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还被授予了烈士称号，他们的家属还以为真的因公殉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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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大兴事件，维基百科

遇罗文：揭秘北京大兴县“831”屠杀事件—-文革是如何把人变成魔鬼的？，2012-4-30

遇罗文：大辛庄屠杀 揭开文革中血腥的一页！（上，下），看中国，2017-6-4（5）

xiaoxiang007：评说16：丙午八月红森森——血肉横飞大辛庄，大纪元博客，2011-07-03

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民间历史》

丁抒： 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