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爱德华
血浆经济源起
隐瞒疫情
暴利的血站
惨烈的疫情
为隐瞒疫情不许进也不许出
打压和奖赏
国内外对比
血浆经济全国规模
2014河南“艾滋病拆迁”队
平坟运动
隐瞒疫情的罪责
血浆经济源起
河南艾滋病毒大面积扩散始于1990至1998年李长春河南执政期间。当时河南省政府大力推行血浆经济，动员农民卖血，以收构血浆从中获取高额回报。采血前不做任何检测，之后除去血浆外，其它血液成分经多人混合后，又回输给卖血者，正是这种不做检测和违反常规的回输，导致严重的交叉感染，造成爱滋病毒大面积传播扩散，数百万人感染艾滋病毒、数万人死亡，完全是人祸。是河南省推行“血浆经济”的恶果，责任在政府。主政的李长春、黄晴宜、陈全国等对肇事官员刘全喜、刘学周等包庇纵容、隐瞒疫情，成为艾滋疫情持续扩大的罪魁祸首。
1992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提拔被称为“艾滋厅长”的刘全喜为省卫生厅长后，大力鼓吹“以血致富”经，说什么河南省9000万人口中，能卖血的7000万人只要有1-2%的卖血一年就可获得1亿元的收入，为此省卫生厅专门成立了 “开发办”和“改革办”等机构，刘全喜还在开封市召开现场会，提出“内靠公章、外靠血浆”创收新思路。内靠公章就是充分利用卫生厅审批办血站，外靠血浆就是大量单采血浆——采血后要血浆，把红血球分离出来回输给卖血者，把采到的血浆卖给制药公司。此后各类“合法”与非法血站在豫遍地开花，于是全省各地挂靠在各机构的合法与不合法的数百家血站成立，党政军机构也都纷纷开办血站敛财。
为节省成本，采血前不做丙肝及艾滋病毒检测。有的采血站仅有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
在“不卖血就是不爱国”的口号下，河南上百万农民加入了这场“以血致富”的运动中，连老人都把白发染黑冒充年轻人卖血。
有的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浆站，门前人山人海，多则千人。工作人员不间断地抽血，献浆员彻夜不息地排队等候。
据统计，这时期河南全省至少有一百四十万人卖过血，其中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每卖一次血就可以获得五十元人民币（当时约值六美元）。采血后除血浆之外的其他血液成分（同种血型）多人混合后，又分别回输给卖血者，回输的同时还可以少给献血员五元钱，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导致爱滋病毒大面积传播。
隐瞒爱滋疫情
1995年，河南省周口地区防疫站的王淑平首次在献血人员中发现爱滋病毒感染者。但是，河南省卫生厅不仅不承认王淑平的调查结论，王淑平还因此被迫失去工作。
暴利的血站
一个血站以一天抽血六百人来计算，每人五百ＣＣ献血量，一天可抽血三十万ＣＣ（0.3吨），九十年代，血浆收购价大约每吨二十万元，即六万元，献血者500cc献血量得四十五至七十五元不等，支付献血者2.7—4.5三万多元，一个血站一天就可以赚1.5-3.3万元，一年将近一千万元。但发给员工奖金一年每人约一千多元。
而一吨血浆变成血制品后值八十多万元，比从血站收购价高四倍多，而卖血者一个月两次卖血不过收入一百三十元左右。那时血站搞血浆比卖毒品还要赚钱。于是，有些省份当年就将“血浆经济”视为脱贫的动力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隐瞒艾滋病毒大面积传染的真相，惨烈的疫情
中共官员隐瞒艾滋病毒大面积传染的真相，打压上访的受害者。造成大批艾滋病毒感染的河南农民相继发病、死亡。
据最保守统计，至少30—50万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至少10万感染者死于非命，是上世纪全球最严重的污血案。
据河南省卫生系统内部知情人士的统计数据称：“1992-1995年间，河南全省至少有一百四十多万人卖血，其中大多数是农民。那么我们来算一算，当时河南卖血者艾滋病毒感染率高达50-70%。若以50%感染率计，至少70万人感染，通过输血传染和艾滋病患者传播的还未计入，可是河南省卫生厅上报的数字先是说二、三万，后又是三、四万人，一直是谎报和瞒报。
高耀洁教授的《血灾10000封信：揭开中国艾滋疫情真面目》（开放出版社出版），指出河南艾滋病源于“血传播”，患者数量高达六、七十万甚至更多。
2003年9月3日，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爱滋病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爱滋病毒通过中共政府经营的采血站在中国的至少7个省份中进行传播，这7个省份的总人口数达4亿，而卖血者的爱滋病毒感染率在4~40%之间。该组织认为，中国爱滋病感染者人数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所承认的100万。
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上艾滋病呢？高耀洁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由于政府全力掩盖艾滋病的实情，无人也无法去进行明确的统计。
目前，只有原河南周口地区王淑平医生对艾滋病疫情做过统计和估算。1995年，王淑平收集各地血浆采样测试，结果显示HIV抗体（艾滋病“阳性”反应率均在13%上下）。当时河南估计有400个血站，全国有10000个，一个血站的献（卖）血人以10000计，全国应达一亿人次，保守估计献血人大概5000万，以10%的感染率计算，那么通过血站感染艾滋病毒大概有500万。
现在中国艾滋病受害人估计在1000万以上。
由于艾滋病患多，形成一个个艾滋村，官方让他们自生自灭。
河南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死亡100—200的艾滋病村随处可见，死亡200—300和300—400的也屡见不鲜，柘城县有3800多口人的双庙村，1990年代90%以上的家庭都卖血，参加卖血的1200多名青壮年中，有880多人感染艾滋病毒，感染率达72%；已有600人死亡，另有30户夫妻双亡或全家死绝，还有30名感染者因病痛难忍和付不起医药费自杀。死亡率高达68%；截止到2013年，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爱滋病感染者 高达61%以上，全村有爱滋病感染者343人，出现病症者331人，死亡300人服抗病毒药者有270人。最多一天死7人，有5名感染者因病痛难忍绝望中自杀。其受伤害人数之多、境况之惨烈，是当代绝无仅有的公共卫生领域浩劫。
艾滋病的流行与蔓延，殃及无数家庭、大批青壮劳动力的死亡，造成艾滋孤儿，甚至导致一些村庄，乃至成片村庄凋敝，村口布满艾滋患者的坟包，满目疮痍。
为隐瞒疫情不许进也不许出。
中共掩盖艾滋病真相，在疫情已处于完全失控状态下，中共政府对艾滋病疫区情况捂着盖子，美名曰“艾滋病保密”，不让任何人揭发，怕影响他们的政绩和官位。
中共还打压通过民间途径前往救助的人士。凡是有进入艾滋村者，必加以阻扰，轻则赶走，重则拘留审查。村里若有陌生人进去，向中共报告可得奖金，比如向政府报告高耀洁到爱滋村走访，就可以获得500元至1,000元的奖金。
艾滋病防治专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桂希恩2001年曾带着1万多元钱的药品独自进入河南艾滋病村，当地政府闻讯后立即派警察驱逐。几位农民将他藏起来，半夜用摩托车将他送到火车站，才得以“逃离”。
2013—2015年陈秉中连续三年前往双庙村进行深度调查，由于警察在村口堵截不让进村。为隐瞒疫情也禁止本村艾滋病患者随意出村上访。每逢“全国两会”或有重大政治活动，为防止受害者上访就收缴身份证，对“危险人物”就坐在家里全天候看守着。因对曝光疫情怕得要死，中共在双庙村建立一个防疫派出所，但不搞防疫只防止外人进入。
打压和奖赏
打压
河南省1995年艾滋病毒大面积漫延后，他们为逃避追究，不是首先采取措施控制疫情，反而将最先泣泪报警的王淑平、高耀洁和万延海三位医学专家作为惩处对象进行残酷打击，并被一一撵出国门。还将本应于第一时间公示于众的疫情作为“机密”，以组织纪律形式强制全省各行各业执行。省卫生厅主管艾滋病防治的一位副处长因工作疏忽泄露了“机密”被抓进大牢。
王淑平
1995年底，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王淑平第一个发现了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在献血员中爆发流行，王淑平给区卫生局长、省卫生厅长反映，要求血站加上检查艾滋病毒检测指标，以防艾滋流传，但不被接受，理由是检测费用太贵，血站负担不起。
在逐级上报未果时，她最终通过北京曾毅院士报告到卫生部。导致暴利的血浆站关闭了。正规的血站从此要加检测艾滋病指标。增加了成本，断了官员的财路及政绩。
当时， 周口地区卫生局不仅没有对艾滋病疫情进行预防，还隐瞒、掩盖疫情，不但找人打砸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用棍子打王淑平的头，骂王淑平是艾滋病毒，肝炎病毒。逼她关掉临床检验中心。对此，他们没有退让。卫生局又派人掐断了检验中心的用电和用水，导致上千份献血员的血清样本报废。同时，他们又伙同河南省卫生厅强行解散了王淑平所在的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
王淑平因而备受打压迫害并失去工作，丈夫在持续不断的组织压力下和她离婚，这位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传染的英雄，中共怎能容得下她，最后王淑平不得不出走美国谋生。河南省卫生管理部门的所作所为导致了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在献血人群、输血群体中进一步快速传播和扩散。
高耀洁医生
河南中医学院著名妇产科教授，她是河南第二位疫情举报者。1996年高耀洁凭她对患者及实地调查得出结论，河南省1990年代爱滋病流行的原因主要是卖血导致的血传播。她本可退休怡养天年，却站出来为那些由于“血浆经济”而造成的爱滋病受害者说话。他们都是上天求告无门、到处受打压，而且很穷的农民。
由于高耀洁曝光河南爱滋病疫情蔓延的真相，令主政者脸上无光，河南地方官员甚至在政府会议上宣称：“只要堵住高耀洁和×××的嘴，河南的爱滋病问题就解决了！”河南当局采取种种手段对她打击，她被软禁在郑州的家中，她于2009年5月6日只身离家出走美国。一个83岁的患病的老人除非不得己，绝不会单身背井离乡，出走言语不通、举目无亲，生活不习惯的海外。
陈秉中
中国卫生部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不顾自己身患肝癌，出于良心和道德，近年来不断向中央写信反映河南艾滋病情况，他撰写了关于河南艾滋病经血传播途径爆发的调查报告和个案报告，探望艾滋病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底层人，艾滋病人的目前的生活状况。他站出来，要求政府官员负责，从2010年9月起开始举报和追诉 河南“血祸“的责任人，均石沉大海。并遭受了当地政府的刁难。
2013 年11月14日当他开车去艾滋病重灾村庄柘城县双庙村探望患者。他却遭到当地警察的短暂扣押和柘城县国保大队长羞辱。
转载他举报材料的网站被中共下令关闭，对他监听、监视。更被约到公安派出所谈话，接受讯问。
万延海
因为发起成立的非政府组织爱知行动，大胆向国际社会公布河南省艾滋病情况和普及爱滋病知识的活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也受到中国公安部门的注意。万延海2002年8月22日在互联网上发表了“评河南省卫生厅‘关于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的文章。警方以〝泄露国家机密〞和“为国外反华势力服务〞为罪名，先后两次拘留他。
由于他积极向社会展示艾滋病流行情况和艾滋病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并向政府呼吁公正对待艾滋病人。然而，他却不能在自己的国家正常的工作，2010年5月中旬，万延海被迫离开中国赴美。他要求中共政府允许他回国工作，但是还没有得到答复。
2000年1月，河南科技报记者张继承基于重大疫情应于第一时间公之于众的国际惯例，第一个公开发表了上蔡县文楼村《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谜》，从而揭开了不为国际社会所知的艾滋病疫情盖子，竟被河南省委宣传部下令“开除”。
2002年8月，由河南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马士文起草向省委汇报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文件不慎外传，其中有一组卖血农民感染艾滋病毒的数据，仅上蔡县卖血的3.5万农民，感染艾滋病毒就有万人，亦属于公之于众的信息。但2002年11月马士文以“泄露疫情机密罪”被逮捕，取保候审后2003年4月又被捕入狱。
河南省多家知名媒体记者，因公开报道河南艾滋病疫情被调离或除名，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被全面屏蔽。可见中共就是要把疫情隐瞒到底。
奖赏
中共河南省官员以快速致富为诱饵和以牺牲民众健康为代价的“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毒大面积扩散；又由于隐瞒疫情政策导致艾滋病大流行。对于造成这人祸的官员本应严肃查处，追究刑责，中共不仅一个都没有处理，还呵护有加，竟如加冕有功之臣一样封官加爵，一路晋升。
为什么?
为什么抗击艾滋病活动人士备受打压而不能在中国正常的工作。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正确的对待因为血浆经济而导致的艾滋病和丙型肝炎流行问题。为什么导致艾滋病大流行的官员一路晋升。中共的目地是什么不是不言而喻吗！
国内外对比
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1980年代曾发生通过因用血渠道感染艾滋病毒和乙肝病毒严重事件，但均已查处。
以法国为例，4位责任人分别被判2至4年徒刑并罚款，卫生部长引咎辞职；法国家政府先为每位感染者提供5298至30088美元的抚恤，后又为每位额外提供一笔高达417377美元的赔偿金。
到1985年底，法国有万余人因输血感染爱滋病毒。1991年，法国《世界报》揭露了这起因输血感染爱滋病毒的重大案件，引起了国际社会震惊。1999年法国法院对前国家输血中心主任被判处４年监禁和１０万美元的罚金。
前国家输血中心输血研究部负责人亦被判刑，二人共同向受害人支付１５８万美元的赔款。法国政府对受害者也给予了赔偿。当年任职的法国总理和卫生部长均坐在庭审的被告席上，卫生部长因此引咎辞职。法国舆论抨击道，输血暴露的种种弊端，对这个事件应该负责的是法国政府。
日本在〝二战〞后推行的幼童全面接种疫苗计画过程中，因重复使用针筒，导致43万国民感染病毒性乙型肝炎，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医疗事故。在经过长达10多年的诉讼后，日本最高法院于2006年作出终审判决，认定5名原告确是因接种疫苗感染乙肝。
判决生效后，厚生劳动省却声称不准备全面救助感染患者，这导致630名受害者先后组成原告团，从2008年3月起向全国10个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日本政府终于承诺向所有感染者进行赔偿，受害人同意接纳法庭提出的和解方案，结束了这宗多年的争议。日本政府为此每人赔偿1250万至 3600万日元，赔偿总额约为3.2万亿日元。
台湾台大医院误植艾滋器官令5名器官移植者及数十位相关医务人员处于感染爱滋病毒风险中的重大医疗事故发生后，台湾各有关方面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不遮掩，不护短，公开透明，直面现实，做出了查处这一重大医疗事故的多项决定，包括要求追究事故责任者直至刑事责任，对有责任的医疗机构进行罚款，并及时采取措施抢救和对受害者给予赔偿等各项事宜。
唯有河南污血案不仅不查处，反而将上访者以“寻衅滋事罪”打入监牢。
血浆经济全国规模
提起血祸导致艾滋病，一般外界都想到的是河南，其实那时候，血浆经济是全国性的，但河南是重灾区。
90年代开始，“血浆经济”在利益的驱动下突飞猛进。多个省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浆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业。
当时血浆除了内需还出口血浆，每年出口的血浆可赚“十八个亿”，于是，有些省份早年一开始就将“血浆经济”视为带领农民贫困人口脱贫的动力产业。
中共一言堂及只认钱的独裁助长了违反卫生的行为。从1992—2006年，像广西、河南、四川、贵州那几个地区，就是献血浆的大省。事实上，中国艾滋病的高发区就是在这几个省。
2014河南“艾滋病拆迁”队
2014年河南南阳出现一支由十多名艾滋病感染者组成的拆迁队，12月初进驻南阳市三厂小区,他们手拿病例卡，证明自己患有艾滋病,并在许多墙上喷涂“艾滋病拆迁队”等字样，见到居民就恐吓说不搬走就感染他们。
在传统道德被中共毁灭的大陆，有些无辜感染爱滋病毒的受害人，在走投无路、上访无门的情况下，竟被中共利诱，用来威胁访民。有访民曾披露，在被关押期间，遭到当局利用爱滋病患者咬人的恐吓。
利用一派打击另一派是中共的拿手好戏。中共建政后压迫农民成为二等公民，又榨取极其贫困的农民的血浆生财，把这些贫困的农民变成爱滋病人后，中共还要利用他们做坏事，这只有在共产党的邪恶统治下才会发生。爱滋病人本是等待救助的弱势群体，共产党不帮助这些人，反而逼迫这一群人去威胁另一群弱势群体，如拆迁户，共产党制造罪恶是无止境，无道德的底线的。
中共现在是把自己的统治危机，和应负的责任，转嫁到另一批弱势群体身上，故意离间民众关系，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平坟运动
河南省于2012年开展的以增加耕地面积、均衡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理由的平坟行动。“平坟运动”背后的隐秘的动机到底是什麽呢？一个是政府要“卖地”，中共政府连赶带抢农民的土地还不够，竟挖空心思盘算，办法都想到了死人头上，“平坟复耕”实为“平坟卖地”，仅周口地区：政府可从拍卖中获利数百亿，其次高耀洁认为是要消灭血祸造成爱滋病疫情的证据，因为许多村头都是成片的爱滋病死者的坟茔。
隐瞒疫情的罪责
根据国际惯例，绝不能把传染病重大疫情当成内政或国家机密进行封锁，对公众蓄意隐瞒疫情必然导致疫情的失控和延误防治时机，是不可宽恕的犯罪行为，必然受到严厉谴责。从血污案发生至今，中共一直在隐瞒疫情，推卸责任，消毁证据和打压抗爱滋病活动人士。
在外界压力下，中共2004年开始登记艾滋病人资料，发病了每一个月给200元，没有发病的人每一个月给150元，但是有一个条件，传染原因那栏得填‘性传播’或是‘商业传播’，上级要求表上不能写血液传播。
中共当局为推卸罪责，一贯声称爱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行为和吸毒，但是已有很多民间爱滋病工作者通过调查都认为，爱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其实是采血、献血和输血等血液途径传播。
其实，中共的谎言不用调查都可戳穿，如果爱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行为和吸毒，那么作为重灾区的河南，也就是性乱和吸毒的重灾区，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共从上到下都清楚
是“血浆经济”到爱滋病毒大面积传播，除要保全面子—中共是伟光正—升官发财外，还怕承认了触动国家赔偿。中共从上到下都不同程度卷入对防爱滋病良知人士的打压（默认或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