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假抗日、真卖国（28）
编写：爱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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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
中共对千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日军战犯获优待，国军战俘被强制劳动改造
中共严加监管抗日国军战俘
国民政府审判战犯
在中国，日本战犯共经历两个时期，一个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国民政府时期于1945年冬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946年2月15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主要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本战犯和其他日本战犯。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中国国民政府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经南京和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处军事法庭的分别审讯。
其中谷寿夫、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川岛芳子等149名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国民政府依法判处死刑。696名日本战犯被国民政府检察机关起诉判刑，400多名日本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中共对千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1945年日本投降，有些日本军人被中共收编，三年内战时为中共服务打国民党，中共对他们极为优待，中共不会对他们收审。
1949年中共窃国后，开始接收国民党政府所处置的日本战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于日本战犯要以“感化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因而所有被国民政府判刑的战犯竟获得中共特赦。
中共1950年7月从苏联引渡回国的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捕获的969名日本战犯，和由中共政府在内地捕获的日本战犯（共982名），被押解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加上其它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共计1062 名。
周恩来遵照毛泽东指示，很快召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司法部部长史良，指示：“我们把这一批日伪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在1062名在押日本战犯中，每人都犯有战争罪，但罪行类别杂乱。
1955年末，周恩来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侦讯工作汇报时明确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在抗战期间假抗日真卖国的中共，在1955年声称对被关押的日军战犯“进行起诉的证据不足”。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向全世界公布：
1062名日本战犯中，只对45战犯进行起诉，对其余人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周恩来决定把他们分成三批释放回国。而这45名罪行严重的分别从宽判处8—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判死刑。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罪大恶极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予以提前释放，至此在中国的日本战俘已全部释放，并且29人在刑期期满前被释放。
日军战犯获优待，国军战俘被强制劳动改造
三年内战，1949年中共窃国后，许多抗日的国军将领也进了中共监狱，抗日战争中中日交战的双方在中共监狱生活在一起。
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跟日军战犯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和内蒙古的6个“战犯管理所”。昔日战场上的仇人相见，格外眼红，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
中共对被关押的日军战犯给以高规格的优待，他们最低的待遇（注意最低两字）是每天四角多钱的伙食费，这在当时可以买一斤猪肉和一斤优质大米（中国城镇居民每人每月才四两肉的定量票），这个标准远远超过七十年代解放军战士每天0.42元（七十年代比五十年代物价高很多）的标准。日军战犯不仅吃得好，并且玩得也好，有体育场、俱乐部、阅览室、露天舞台、浴池等。住宿也十分整洁而宽敞。战犯们一日三餐全是细粮，而当时所有管教人员吃的往往都是粗粮和黑窝窝头。
这些日军战犯中，有在中国到处建立无人区的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有制造多次血腥惨案的日军59师团中将团长藤田茂，有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旅团长（后任日军14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木…… 。
还有一个看管日军战犯的战士居然在这里认出了强奸他亲姐姐并杀了他全家七口人的刽子手，他愤怒地从厨房里拎出一把菜刀追那个日军战犯，其他中共管教干部硬是拦住这位战士，把菜刀夺了下来，在场的战士们无不憋屈得流泪。
国军战俘除了病号可以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战犯却全部吃小灶，食得很好，而且不用劳动，上村等人整天整日地在胡同内的三角形地坝上打网球。上村的妻子也在中国大陆。中共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以方便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三年以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国军战俘邱行湘也同日本战犯关在一起，虽然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都吃了大亏，邱行湘却梦想狱中再来一次国共合作抗日，他好继续抗日，修理一下日本人，现实却让邱行湘困惑，他问上村：“你身为囚犯，哪有条件养活你的妻子儿女？”上村笑道：“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日本人不错。中国实行供给制，多生小孩有好处。我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就多给我一个人的供给。养家活口不靠我呵！”
中共严加监管抗日国军战俘
1955年，总共有926位国民党高级人员被中共定为“战犯”，其中军队系统736名（中将72名，少将388名，校级军官276名），政府系统46名，国民党党务系统27名，特务系统117名。
在这些人当中，国军名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张灵甫的顶头上司）曾是国军王牌军的军长，抗日功勋卓著而获得过最受推崇的青天白日勋章，也是国军在抗战胜利后戡乱剿共作战中的前线指挥官。
对于抗日国军战俘，中共就严加监管和歧视对待，强制他们洗脑和劳动改造，他们的伙食也远比日军战犯差。
例如，国民党中央常委、襄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就因为伙食差，在大食堂当众拿汤勺多捞分布在面片周围的肉末，遭到黄维等在场国军将领的斥责，也遭到在场中共监管人员讥笑，可中共监管人员对日军战犯却优待有加。
黄维怒骂共产党：“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桂系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抵制强制洗脑和思想改造，拒绝认罪和背叛三民主义信仰，埋头研究周易和风水，用中华传统文化明辨中共的邪恶。有一次，在检讨会上，张淦引用易经判定中共的邪恶，并批判其斗争哲学：“炎黄子孙历来以谦让为德行，唯有阶级斗争论者数典忘祖，变谦让为对抗，为祸一国之根本”。因此，“打了28年仗”的北伐及抗日英雄张淦1959年就不明不白地“被病死”在监狱。
黄维在中共眼里也是“拒绝改造”的典型，每当中共的管教人员给他们洗脑时，讲话刚结束，黄维总可以准点放一个响屁，故被关押了27年。1975年3月，71岁高龄的黄维跟其他293人作为最后一批 “国民党战犯”被中共特赦。而近千名日本战犯1956 年就被中共无罪释放，1964 年所有被判刑的日本战犯刑期期满前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