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假抗日、真卖国（22）
编写：爱德华
目录
中华国民政府拒日本议和诱降
中共抗战期间与日军、汪精卫政府紧密交流，紧密合作
中共与日本勾结罪证被发现
《延安日记》是中共与日本勾结的佐证
中华国民政府拒日本议和诱降
日本出于战略考量从1938年秋开始政治诱降，希望与中华民国政府议和；曾打着“反对共产主义”旗号，多次与国民政府接触，希望同蒋合作，分化中国士气与国际影响力，但是蒋中正与国民政府没有屈服。对日本、德国的多次劝降，严厉驳斥：“头可断、血可流、宁牺牲、决不投降！” (见1939年8月8日年宋美龄对德国劝降特使冯·戈宁的回话) 拼死坚持艰苦卓绝抗战(1937-1945年)！ 没有蒋介石的拼死抗日，中国那时可能就亡国了。
1938年底，日本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由中国分担，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借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然而在内面临战局不利外受到列强压力的困局下，蒋中正对抗战始终未有动摇，坚持抗战到底，其夫人宋美龄亦以三国时期之赤壁之战曹操劝降孙权为例子，劝告蒋切勿听信日本人，而务必坚持民族大义。1939年年底，侵华日军开战“桐工作”，试图与国民政府接触求和，国民政府仅派军统局特工予以应付。到1940年年底，和谈仍无实质性结果，日方最终中止了和谈工作。
而在另一方面，日本支持汪精卫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号召，意图拉拢国民政府。蒋严正驳斥，明令通缉汪精卫。
中共抗战期间与日军、汪精卫伪政府紧密交流，紧密合作
日本特务头子岩井出版过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披露，抗战时期，中共潘汉年，奉命代表中国共产党会见岩井，就日本、中共双方情报相互交流会谈，中共党代表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日本特务机构，专门搜集民国政府、英美情报的单位）在香港搜集情资，于是潘汉年开始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军、英美动向，和国民党地下抗日力量（如情报人员等），同时把日方情报交流原始电报传回延安。有一次，日军根据中共提供给日的情报，蒋中正差点被炸死。
首次见潘汉年之后，每次都是潘汉年主动求见、提供国民党政府和国军情报。
该书中说，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是为了达到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日本学者远藤教授，于2015年11月发表的新书《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中披露，抗战时期，毛泽东派中共特务与日军合作对抗国民政府军的秘密，从日本方面的资料得到证实。
远藤教授通过她收集的中方、台湾、日本三方面史实，论证了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时，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党。
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的两个情报机构人员接触。一个是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另一个是日本陆军参谋部特务机构设置的〝梅机关〞。
远藤的研究中，与日方接触的大特务涉及2个人，一个是袁殊（袁学易）；一个是被中共称为〝优秀忠诚的共产党员〞潘汉年。
1938年2月，岩井在上海领事馆设置了特别调查班，搜集蒋介石政府内部情报，全权委托袁殊组织〝新党〞，结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新党〞所有经费由日方支付，后来新党运动演变成〝兴亚建国运动〞，并在袁殊建议下，兴亚建国运动总部起名〝岩井公馆〞。
岩井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1万港元。日本每年向潘汉年支付的费用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60年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费，最终这笔可观的收入落入中共手中。而日本支付的费用大部分源自外务省机密费，岩井回忆说，支付的总额达30多亿日元（超过2500万美元）。
岩井《回想的上海》还披露，潘汉年通过袁殊向岩井提议，商谈共军与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停战〞的事宜，岩井因不懂军事，把该建议转手影佐，潘汉年从此开始直接与日军接触。
中共与日军取得达成和平共存的共识和取得互不侵犯的默契，对中共贡献巨大。日本每次清乡都由潘汉年，杨帆等联系“热线”转告中共新四军，新四军就避开日军的军事行动，没有损失，而国军就惨了，国民政府在上海等处的情报人员被中共和
日本人联手端掉后，情报失灵，被动挨打。
中共与日本勾结罪证被发现
1947年7月24日《时事公报》二版：“毛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八月七日，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1984年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也同样披露了中共当年卖国通敌的事实。该书揭露：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居然能够直进直入南京岗村宁次司令部，并受到礼遇。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至1945年6月，冈村甯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请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立即密电答复说，“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
于是，六月初，日军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迅速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苏北的八个县城给新四军，新四军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同时还协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
有些新四军军人回忆：认为日本人被新四军打怕了，新四军一去，他们就丢下县城望风而逃，其实就是执行上述类似的协议，因为还要作给世人看，交接仪式不是敲锣打鼓，而是朝天放几枪就走人。此类协议只有中共高层极少数人才知道，中下层官兵那里会知道，只知要去打日本了。仔细想一想，江苏那么小的地盘，日军，国军，新四军各占一部分，如果新四军真的那么厉害，如果每年打下日军占领的五个县城，到４５年日军在江苏的日军都不存在了，可是却未见日军占领的地盘减少了多少。
《延安日记》是中共与日本勾结的佐证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写的《延安日记》佐证中共与日本勾结，他在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证实了：毛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甯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的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