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假抗日、真卖国（14）
编写：爱德华
袁殊又名袁学艺、袁军光，曾化名曾达斋，他是“五方特务”(中共、共产国际、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寇)，但归根结底是共产党情报人员，是中共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重要人物之一。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大功。
1931年10月，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中共情报系统的工作。
1932年春，袁殊通过关系，打入了中统局，军统局，后成为日本的情报人员，又加入了青洪帮。上海沦陷后，通过与日本合作，搜集情报。
1.袁殊帮助日寇镇压抗日报人
据知情的老报人顾雪雍回忆：抗战开始后江浙等省沦陷，上海的外国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坚持留守上海的国共两党抗日报人，为抵制日寇新闻检查的要求，纷纷聘请外国人当挂名老板，出现了10多家“洋商报”。国民党方面有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正言报、大中通讯社等，民办的文汇报，中共方面的导报、译报，它们大量刊登抗日新闻和言论，大大鼓舞了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意志。
气急败坏的汪伪日寇决定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抗日报刊和报人，于是派出大批特务身挂手枪手榴弹，公然白日行凶，暗杀和绑架抗日报人，爆炸抗日报社，枪声炸弹声几乎天天不绝于耳，先后有近40位报纸总编辑、经理、主笔、记者、编辑遭到杀害和绑架，大多数报社遭炸弹袭击，恐怖气氛弥漫上海。后来人们发现，遭难的报人全是国民党报纸的人，被炸的报社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报社，而中共的报社和报人却都安然无恙，此事据说是袁殊所为，作为中共党员的袁殊，为实现党性而不惜泯灭人性，残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们，这充分反映了中共的党性要求是多么残忍和恶毒!同时也说明，尽管毛泽东这时在高唱抗日论调，他却已在指使潘汉年和袁殊等在暗中进行破坏抗战的勾当了。
2 袁殊参与中共与日寇的和平谈判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难以实现推翻国民政府而统治天下的梦想，制定了“联日反蒋”的谋略。1941年他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滙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地盘，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3 袁殊主持“岩井公馆”内幕
以岩井英一的姓氏命名的“岩井公馆”，是上海最大的公开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有四幢独立的小楼，令人奇怪的是，却让中共党员袁殊、恽逸群、翁从六(周恩来，李克农点名安排的)当领导，它有几百个工作人员也全是中国人，没有一个日本人，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岩井公馆”实际是中共与日寇合作创办的机构，是中共设在日占区的代表处办事处和特务机构（中共出人及管理，日本及汪伪出钱）。经中共研究批准，成立亲日的“兴亚建国运动”组织，地点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938号的“岩井公馆”，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经中共同意幕后选派：主任陈孚木是潘通过何香凝出面请来的统战人士，副主任由袁殊（化名严军光）担任，协助袁殊总揽人事、财务大权的翁从六（化名翁永清）、负责新闻出版编译工作的恽逸群（化名恽介生）、鲁风（化名刘祖澄）、秘书周静（化名唐埙）、电台负责人刘人寿（化名杨静远）等均是中共地下党员）。
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经常往来于延安、淮南和上海，通过秘密电台或直接指挥袁殊。日寇明知袁、恽、翁三人是中共党员，为什么还会如此重用? 原因是毛泽东既然“联日反蒋”，中共打击国民党抗日情报人员又准又狠，日本人更把袁作为取代汪精卫的备胎。日寇的意图是，先与中共联合消灭坚决抗日的国民党政府，然后再作图谋，再来收拾实力较弱的中共，因此才把中共人员当作自己人，支持他们积极开展卖国活动。
对于与日伪机关合作，中共解释说是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岩井公馆”所有办公室都挂着袁殊手书的“忠诚”两字标牌，忠诚于日寇吗?忠诚于中共吗?其实心照不宣，反正是一样的。
其中一幢小楼是“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袁殊任总干事，他用“严军光”的假名发表了“兴亚建国运动”宣言和不少文章，大肆宣传“中日和平”、“共存共荣”，还号召亚洲各国要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它的活动很受日寇赞赏，日外务省邀请袁组织代表团赴日访问，受到日方隆重接待。其实这个“兴亚建国运动”还有一个隐秘的目的，就是与汪精卫一派唱对台戏，因为日寇虽利用汪精卫，又担心汪派势力坐大，难以控制，才设立“兴亚建国运动”为其对立面，对汪派进行监视和压制、“以华制华”，必要时废掉汪精卫而扶植袁殊或别人代替之。
还有一幢小楼是几十名武装特务的驻地，他们是袁殊用来自卫和抗衡汪精卫势力的。
有一幢小楼的顶层设着秘密电台。中共派驻香港重庆的特务，把国民党和英美的情报发往延安，由延安发到“岩井公馆”再转送给日寇，并把潘汉年、袁殊、恽逸群收集的情报，发往延安和苏北新四军。这个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延安派来的党员，十分可靠。这个电台除袁、恽、翁三人外，是任何人不能进去，对外也是绝对保密的。袁通过这个电台，为中共提供了不少重要的战略情报，如：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日寇决定放弃北进攻苏联的计划，而改为南进攻英美;日伪的兵力部署、内部情况及扫荡计划……这些情报中，有一些受苏联和延安的的表扬，有的则为新四军摆脱被围剿的危局。
袁殊的种种努力，很受日寇赞赏，于是安排他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许多重要职务，如清乡政工团团长、教育厅长、宣传部长、保安司令等，他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
“岩井公馆”对中共的帮助是很大的。中共要员赴上海，上海地下党领导赴苏北，过长江封锁线时都得到袁派人保护。对中共在经济上也有很大帮助。如夏衍在桂林创办《救亡日报》面临经济困难，“岩井公馆”立即拨巨款去资助;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岩井公馆”派人出钱，把大批左翼和中共人员安全撤退到上海和新四军地区去;上海地下党经费困难，有时也得到资助……因袁恽翁对日有功，日寇极为慷慨。1945年抗战胜利，“岩井公馆”解散，袁恽翁三人把“岩井公馆”的所有土地房屋金银证券物资等价值约一亿多元(如今的几十亿)全部交给中共，用来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银行，为中共内战提供资金。所以说，“岩井公馆”又是中共的小金库和输血管!
抗战胜利，大家都知道袁殊是大汉奸，袁自知在国统区呆不下去，袁殊就带了一船枪械去苏北新四军那儿。袁殊在中共占领区成为李克农情报部门人员，从此他又改名曾达斋，在日本军人侨民中选聘专业人员为解放军服务。恽逸群和翁从六也撤往苏北，恽接替范长江任华中《新华日报》社长，他们又都变脸为中共高级干部了。
1949年，袁殊被李克农调到中央情报部门，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袁判刑12年，恽逸群判刑10年，文革中又都加刑和管制劳动，潘汉年病死在湖南劳改茶场，袁坐牢20多年才释放，与潘和袁有关系的2千人受牵连，或入狱或管制。为什么潘和袁这样的中共大功臣反成了大罪犯呢?原因不难明白：潘和袁掌握了毛泽东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卖国罪证，如果泄密，毛将作为汉奸卖国贼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毛为了维护他虚假的名声，就狠心地把他们长期关押灭口噤声，恽逸群出狱时判决书被收缴，还警告他今后不准向任何人讲案情)，这正是毛一贯杀功臣的阴险恶毒作风。
袁殊和潘汉年、恽逸群，都是为毛泽东“联日反蒋”的卖国行为充当马前卒，而成为毛的替罪羊和牺牲品的!
袁殊1980年回到北京。八十年代中共要给袁殊平反，许多人（包括原中共地下党员）上书中共中央反对，说他是真汉奸。其实这些低阶人士不了解内情，袁殊和潘汉年等人的卖国行为完全是在中共高层的指示下作的，故1982年恢复了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1987年死后“荣葬”八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