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毁坏道德篇（10）
编写：爱德华
目录
上山下乡缘起
知青生活
回城及走后门
云南知青抗争
新疆上海知青抗争
女知青被强奸
离婚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影响
上山下乡缘起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文革十多年中，大约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打发到中国农村,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
但上山下乡并非开始于文革，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包袱甩给农村。
早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因此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在初始阶段，知青下乡还有一点自愿(骗他们去反修防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这一切实质是用共产党的骗字诀)的成分。但是从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的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开始带有强制性。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还有，把各种成分不好的人从城市遣散到偏远农村，也是中共的一贯作法。
除了经济及就业因素的考量外，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等势力的目的，精于权术的老毛则反手对付红卫兵，文革中红卫兵大部分都隶属于各个派系，文斗武斗不止，虽最后被弹压下去，但数量巨大(六六、六七、六八年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的红卫兵成为无业青年后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事件，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主要是一种遣散派系，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至此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登出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甩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失业问题。把知青甩到农村当农民也算“就业”。把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仅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知青生活
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么知青的生活又如何呢？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还有一大批“知青”到所谓“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 的准军事化生活，但却非正规军队，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
下乡青年由城镇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失去了城镇粮油定量供应，由于城市和贫困农村生活差距太大，即使出全勤也很难养活自己，还要家人接济，在一两年的激情过后，发现回城无望，有些人甚至偷鸡摸狗，打架斗殴。
插队知青一般还受到善良的村民的关照，但知青农场，生产建设兵团中的知青更惨，有些甚至遭到干部（如指导员，连长，营长等）捆绑，吊打，强奸。
回城及走后门
由于农村生活的艰辛，知青都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回城，找一个有国家工资的活计，于是招工、招生和招兵的名额就成为争夺的目标。每个家庭都开始动用自己的各种关系，托人情，走后门的歪风邪气正是从上山下乡运动之后大规模地盛行起来的。
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大批老干部复出，他们的子女即使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农林场/兵团，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一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
如新疆一师十四团某上海知青，伯父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专门派了两个秘书，花了几千元钱，带了各种证明，连本地人的妻子一同调走。五团某上海知青，父亲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只给新疆方面打了一个电话，就打通了关节， 该知青后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妻子也调到西安市。
但没门路的知青要上大学（工农兵大学生）、调回城、请假回家，甚至仅仅为免受刁难、欺侮，则要以钱物通关。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农村公社大队里等手里握有党票、团票，招工、调动、提干、病退等特权的干部，往往施以小恩小惠，或许诺升学，或答应回城等条件，威逼利诱一些女知青就范。有的女知青被奸污后，精神失常甚至自杀。
云南知青抗争
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用请愿和罢工的形式表达迫切回城的要求。
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中共上层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
当云南省委派出的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时。知青代表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问一个问题：“各位领导，……，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19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万余名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壮士们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当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见者无不为之动容。
中共对挑战其政策的活动的镇压从不手软，但当时的形势对知青有利(除这场知青抗争组织比较统一和严密，并讲究策略外，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及计划中对越南的战争，急需稳定云南边疆)，因此抗争得以和平解决。
1979年2月，中国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云南知青请愿成功胜利返城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激励各地的知青争取回家的权利，并达到了高潮。到1979年底，七百多万知青回到了城市。云南等地知青的抗争促使中共1980年结束上山下乡运动。
新疆上海知青抗争上访
1979年初，云南农场知识青年通过请愿、上访实现返城夙愿的消息迅速传到新疆，新疆农垦系统以上海知青为主也起来为自己争取回城的权利，从 1979年初至1980年底，但一波三折，屡仆屡起，前后持续长达两年之久。
从1979年2月到1980年底，新疆在阿克苏、喀什和库尔勒的知青发起并坚持了漫长的请愿运动，并举行了几十次罢工，甚至绝食，但政府方面一直拒绝知青的回城要求。1980年1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知青有关的“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活动”，违者依法处理。
1980年11月下旬，请愿知青在总指挥欧阳琏组织下举行了100小时的绝食活动，从23日上午10时开始，提出“户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苏，坚决回上海”等口号。为显示决心，上海青年还在绝食现场摆放了三口棺材。参加绝食的知青以欧阳琏为首，从最初的近500多人逐步增至1350人。27日下午2时，绝食宣告如期结束。期间因体力不支昏迷的有200多人，被送入当地医院治疗。
12月11 ，阿克苏地委不得不发出给上海知青签发回沪准迁户口的232号文件，并紧急签发的大量上海知青回沪准迁户口。
12月12日，中央工作组抵达阿克苏。并于1980年底，邀请阿克苏的知青代表召开座谈会，半夜时分全副武装的军人架着机枪上了房顶， 12月26日凌晨两点，知青代表欧阳链等八人被逮捕，并关押了许多知青代表人物，拿到手的回沪户口作废，原来这是一场骗局。阿克苏地区宣布全面戒严（出动军队实行军事管制，封锁要道、火车站，严防上海知青拿着户口准迁证返沪），而且延伸到乌鲁木齐吐鲁番。后来欧阳琏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新疆知青请愿运动被中共镇压下去而失败。
新疆请愿运动的失败，是因为中共对挑战自己的政策的活动的镇压从不手软，并且随着高层权力的巩固，对越南战争的结束，则对新疆知青抗议活动恢复采取强硬的立场。
女知青被强奸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三十个单位，有二十三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九十九人。据当时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记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一营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二十余人，捆绑吊打知青七十余人；一师二团六营的连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五十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二百九十九人，罪犯中有现役军籍干部二百零九人。为平民愤，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死刑（但有的八十年代复查后撤销原判）。此外，各地农村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涉及奸污、残害女知青的也为数不少。
根据1973年的一内部报告，“全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 1034起，受害知知识青年1874人，2人被打死。调戏猥亵奸污女知识青年的干部286人，受害女青年430人。”
离婚潮
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与配偶离了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不允许农业户口的配偶一同进入城市)，导致家庭破裂；这离婚潮不是由第三者插足造成，完全是中共的政策所致。而约八十万永留农村的知青，虽然保全了家庭，却注定要过一辈子远离城市文明的贫寒生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影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毁掉了中国一代人的青春，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
从1951 年中共批武训，就可看出，中共惧怕百姓有知识、有文化。尽管青少年当时所受到的那点可怜的被扭曲的教育，中共还是唯恐他们学多了。文革前，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就已被剥夺了升中学或考大学的权力，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剥夺所有青年继续受教育的权力。受教育本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由国家宪法保障实施的基本人权，是关乎每个人生存、发展的关键。
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快速退化。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失去了最佳年华。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科技一落千丈，正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
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不仅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许多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农村的艰苦环境，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不可胜数。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就有富余，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把知青的生计转嫁给农民负担，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知青由于失去受教育的最佳时机，在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大批当年的知青成为企业裁减的对象，被下岗，被裁减而失业，沦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中共毁掉了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知识，不仅从未道歉,还变相歌功颂德搞什么“青春无悔”，让那些被洗脑的老知青又唱又跳，还搞什么展览。既然青春无悔，为何当年打破脑袋都要回城，为何不让子孙再到贫困的农村去当一回“青春无悔”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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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潘鸣啸（Michel Bonnin）：《失落的一代: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回首文革(19)：上山下乡骗局，VOA， 2017年3月9日
网络综合
云南数万知青集体跪求请愿返城的真相，多维新闻-历史 ，2015-08-19
被亵渎的青春：文革女知青的悲惨遭遇, 水煮百年网 , 2013-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