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谋财害命篇（3）
编写：爱德华
目录
粮食统购统销概述
统购统销实质
统购统销饿死人、逼死人
粮食统购统销与大饥荒
粮食统购统销概述
如果说土改是中共对土地所有者的抢劫，那么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对农民的农副产品的变相洗劫——至少是强买强卖。“统购统销”就是国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强迫农民交出所谓的‘余粮’及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等等。
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1949 后中共为了省钱，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而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却在增加，从而造成粮食紧张，当时全国农户有一亿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嫌困难和麻烦，中共为了控制粮食资源，强迫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农业集体化、生产队化、公社化。
所谓“统购统销”其实就是国家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农民交出所有‘余粮’，再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给城镇居民定量口粮，农民除上交“公粮”（相当于地租）外，中共定义的“余粮”全部上交后，剩下的粮食才是自己的口粮，种子及饲料，问题是“余粮多少”由中共政府说了算，除城镇居民外，中共政府还出口粮食搞钱 、外援，就从农民口中夺食，定下高额“余粮”指标，收成时，生产大队先把“公粮”，“余粮”等等全部上交后，才分配社员的口粮。这些口粮根本不够吃，到来年春天就食光了，当时连原本富庶的浙江，都有农民在春荒时到江西等地讨饭，到八十年代就没有这种现象。
统购统销实质
统购统销，从1953年开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
中共不仅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等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对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计是4481亿元(徐从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裂，拉大了城乡差距。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贡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和“两弹一星”。
统购统销饿死人、逼死人
开始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造成了农村粮食十分紧张。国家收购的本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中共把余粮的指标定的很高很离谱，先完成征购，再安排生活，粮食收下来一律就地征购，甚至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都收走。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页)，
毛泽东说：“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从毛刘的这段话，你就可以推测为何农民会饿死了。
可见毛和中共领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对农民的口粮剥夺其实并非“仁政”；但在他们看来，必须服从于他们坚信的打赢“世界大战”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因此，为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必须施以政治压力。
中共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有些地方，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遂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1954年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对农民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抗拒，中共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因抗拒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到，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杭县开扩大干部会时，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
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中共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 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
但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中共都当成是农民中的反对社会主义的的呼叫声，当做反革命煽动的结果。
中共不仅无视农民的饥饿状况，而且加大统购和出口粮食，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反抗。在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湖南常德地委做出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2页)。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页)。
反右时期，中共在农村以“统购统销”的名义逼死好多人，比城市里的反右更狠。
1957年在农村与反右同时开展的叫“社会主义大辩论”，主要针对1953年强制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优劣展开的辩论。名为辩论，实际上是必须服从。如果你说‘统购统销’不好就批斗你，直到整死你。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资料：1957年9月份在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8省农村大辩论中自杀身亡的农民的统计数字显示：仅仅一个月湖南死400多人，四川217， 山东93，河南77，河北58，贵州181，广西276，青海11。
粮食统购统销与大饥荒
统购统销强行把农村的粮食征购一空，是造成1958-1962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表，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 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决不会饿死人!
粮食库存本是国家应付灾年需要，但却成了中共饿死中国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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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统购统销,维基百科
赵宗礼:粮食统购统销中的极端做法, 炎黄春秋杂志,2016年第5期
宋永毅:粮食战争：中国大饥荒的起源 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粮食战争：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 ,阿波罗新闻网 2016-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