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4）
编写：爱德华
目录
大饥荒见闻
荥经大饥荒
信阳地区大饥荒
大饥荒死亡人数
大饥荒成因
中共高层知道大饥荒后的作法及言论
大饥荒拒绝外援
大饥荒粮食出口
大饥荒对外援助
大饥荒与军工核武
大饥荒年代却大量消耗粮食生产茅台酒
不准逃荒
粮库满盈却不准赈灾
赈灾结局
张凯帆开仓放粮案
凰仪“武装抢夺粮食”案
封建时代是如何赈灾的
饿死中国人是中共国策的佐证
饿殍遍野的飢荒时期大建行宫
加剧饥荒灾情的三门峡大坝建设
毛泽东在大饥荒时期的部分语录
结论
大饥荒见闻
1960年，距今虽已50多年，可一提起“1960年”这个词，大多数60/70岁以上的中国人仍然马上会与“饥饿”二字联系起来。笔者的家乡，就有当时饿死的父老乡亲，长辈们提起那场时代大饥荒，至今心有余悸。现在很多年轻人，对“196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说一无所知。更有一些不愿意面对历史真相、习惯用假话骗人的所谓“政治正确”的人，更是千方百计地隐瞒真相，或者用空洞的说辞进行辩解。
中共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及西方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或三年大灾荒，大跃进饥荒、中国大饥荒。
自从中共1954年采用统购统销后，各地都有零星的农民被饿死，但不是全国规模，从1958年起则是全国规模地死人，直到1962年分田到户才停止，最严重的是60-62年。
荥经大饥荒
五九年底至六一年夏，荥经县发生大规模死人事件，被称为“荥经五九事件”，又称“荥经惨案”。荥经惨案中，许多村庄灭绝人烟。
地处天府之国的四川荥经县，到了五八年底，荥经地委为落实国家征购任务，一车车粮食源源不断从农村运出去。荥经县粮食几乎全部被征购殆尽。秋收后不到两个月，就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情况。
1960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伙了。家家都开始死人了，开始还是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先是死壮劳力和老人，随即死的是那些想省下一口给娃儿吃的主妇们。到后来，死亡如瘟疫般蔓延开来，有的生产队，一天就饿死十几个。复顺公社太阳湾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几乎死光。
不到半年，荥经县饿死了一半人。有的公社向县委书记饶青汇报，请求开仓放粮，遭到他严厉批评，说是带头闹粮，是小“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要严肃处分。农民肿的肿，死的死，四乡八野，尽是哭声。逃难的人们流向县城，流向外地。从各公社到县城的路上，一路都有倒地的死尸；而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是饿死者或干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县委书记饶青视而不见，自己和老婆天天开小灶，吃肉喝酒，吃得红光满面，吃饱喝足，饶青还在大唱跃进高调。县委办公室汇报，对于满街的死尸和各公社的死人问题怎么办？饶青怒喝道：“怎么办？抬出去埋了。这点事还要我告诉你啊？”
由于县城死人多，开始人们还将死尸抬出去，用席子一卷，挖个坑掩埋。随后，死尸越来越多，埋尸成了苦差事。于是，县里决定给埋尸的人以“粮食补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来越精，想方设法进行“技术革命”，挖下大坑，抬来死尸往里扔。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沟里扔，或者随意扔到县城北门口外的那条小河沟里，任其顺流而下。
直到九十年代荥经县城拓建新城区的时候，施工的田坝里，还不断挖到当年的大规模死人坑。至于农村，开始还有人埋。随后，因死人太多，而活着的人们，也大多病病殃殃地觉得离死不远，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埋人。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残和那些全家死绝的家中，死人搁在家中无人过问，一直臭气冲天，最后烂得只剩下骨架。
据《荥经县志》“人口变动”载：1958年荥经总人口是63717人；1962年，总人口降至29850人。三四年饿死三万四千多人，人口减少53.15%以上。
“荥经惨案”是四川大饥荒的典型案例，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先生回忆说“五九年底至六一 …… 我们天府之国的四川就饿死了1,000万人”。
信阳地区大饥荒
1958年信阳地区各县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省委却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但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收购不出来就开批判斗争会。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即使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也没有人敢讲真话。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
粮食上交了，食堂断粮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牲畜吃，被发现的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
即使饿死人，当时地委采取的措施是不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
信阳地区本是“豫南粮仓”，而当时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但不发给百姓一斤半两，造成105万以上的人被饿死。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6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
下面摘引几个中共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中共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信阳事件只是较典型而已。除台湾外，全国所有地区，都发生饿死人事件，只是程度不同，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路就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活着的人都没人有力气掩埋死者，许多村庄一户户死绝。人们饿极了去吃树皮、草根、观音土。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约1250万人。
顺便提一下：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崔琦留在大陆河南宝丰县的父亲在1959年就饿死了。
大饥荒死亡人数
再看其他几个地方的情况，四川灌县这个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4万多人饿死，超过该县人口的百分之十（见《灌县志》1991年版第130页）。据《遵义县志》载：该县仅在1960年内就死亡7万1千8百多人，约占人口的九分之一。1960年代的大饥荒，连西藏边陲也未能幸免。在1958年前全国人口增长率大于17%（20%左右）背景下，藏族人口从1953年到1964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你说大饥荒中饿死多少人。
四川的李井泉与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南省的吴芝圃、山东省的舒同、甘肃省的张仲良一样。在这五人的领导下，这五省是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数最多的五个省份。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1250万人以上。
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 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被西方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该书的结论是中国大饥荒导致了4,500万人死亡。因“六四事件”而流亡美国的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当年根据赵紫阳要求，曾对大跃进死亡人数做过调查统计，结论也是4,500万。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经过10年的调查和记录，写下了惊世之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的研究表明，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四千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巨灾，也是人类当代史中最为惨痛的空前大悲剧。（注：这是不完全统计，三千六百万是地方志中统计出来的，估计实际饿死人数远超过这个数字）。
大饥荒死亡人数之所以说法不一，有一个原因是大饥荒的期间有不同说法，如1958-1960，1958-1961，1959-1961，1959-1962，1958-1962 等,更主要是1961年底，周恩来亲自下令，让中共粮食部门把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调查数字销毁了,中共对自己造成的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数据保密。
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死亡人数是5000-6000万。
即使到了今天，中共仍然在掩盖这段历史真相，如禁书《墓碑》的作者就被禁出国领奖。如果中国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饥荒，仍然不为不为人知的话，这本身又是一个悲剧。
有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后称，1949年前的2,129年中，中国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总共死亡2,991万人，而中共“大跃进”饿死的人数就超过4,500万。
大饥荒成因
从大的方针政策方面来看，对于大饥荒之成因，由于毛泽东沿用斯大林的法子，榨取农民以取得工业化的资金。政府通过垄断农产品的购销，将购销差价积累的资金，投入到重工业。在斯大林统治下的1930年代，也曾发生数百万乌克兰人饿死的大饥荒；和30年后中国发生的一模一样，苏联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强夺豪取，是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之主因。毛时代大饥荒的起因和苏联历史上的饥荒类似。中共领导层中应该有不少人听说过苏联饥荒的情况，在赫鲁晓夫和一些苏联作家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之后，也应该有人提出劝告，切勿草率效仿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然而，毛泽东一意孤行地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肯定会造成农民的贫困，甚至饥荒，只是饥荒来得早与晚，饥荒的惨烈程度的差别。
从更具体的做法来看，统购统销，大炼钢铁，大跃进是大饥荒的直接成因。
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后，农民只能在生产大队从事生产劳动，并听从中共的指挥，这时就开始搞大跃进，大炼钢铁了，当时把所有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包括妇女）都集中起来，吃大锅饭，没日没夜地劳动（除了睡觉，夜间都不停地劳动，炼
钢铁），过去长工在地主家农忙时都没有这么干，当年收成很好，但是无人去收割或收割不及时，留在家里的老人又无法去收割也不允许去收割（因为是集体的东西，你去收割算偷），且当时放卫星，说亩产上万斤，所以中共就抓紧搜刮农民的粮食，有些地方为了完成上级布布置的任务，甚至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搜刮粮食上交国家。因此在大锅饭解散后，农民家里就没有什么粮食了，造成全国范围的大饥荒。
中共高层知道大饥荒后的作法及言论
对于大跃进大炼钢铁等造成的后果及大饥荒，中共高层完全知情，但置人民死活于不顾，不但不开仓赈灾，反而对农村不闻不问，对城市居民则减少粮食定量(每月从30斤减到20斤左右)，从下面它们的言论及做法可见一斑。据毛泽东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9年10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
邓小平
邓小平说: “在王府井死掉一个人，和在山区农村死掉一个人，国际影响一样吗？”。
邓小平对李井泉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京津沪地区饿死人在国际上的影响就太坏了，只能牺牲我们四川了….”。
周恩来
让下属把饥荒及死人的报告文件销毁
1961年发生了什么？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乎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但是农村即使饿死人，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在中共当时的信息封锁体制下，很难象大城市那样传播出去。1961年8月23日至9月 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涉及估产、征购、销售、调拨、进口和集中运输的等多项议题，唯独没有提到甚至也无建议：开仓放粮！
彭德怀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因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等问题提出批评，被认为是“向党进攻”和右倾机会主义。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又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9月被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停止工作。毛泽东曾设下了底线：“谁都能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
毛泽东
毛泽东于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各地在饿死人及粮食产量剧减的情况下，却增加粮食征购额。
刘少奇
1961年5月初，刘少奇回湖南宁乡老家搞调查时，一个干部告诉他，（村）食堂刚办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刘问“怎么死的？”，答“无饭吃，吃树皮，吃稻草淀粉”。刘少奇的姐姐刘少白家在赵家冲，刘少奇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姐姐的儿子已经饿死。刘问“你们食堂死了几个人？”，答“这两个月死了11个”（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20至23页）。
李井泉
1959年7月李井泉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同去参加庐山会议（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都地区调研），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对李谈到四川饿死人的事情，李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在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的情况下，中共还要求四川往外调粮，中共中央及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但他们坚定的这么干，连偏僻山区的最后“死角粮”都搜刮起来上交了。结果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超过1250万人，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但李井泉从未有任何认错的表示。
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可能没有饿死一个人。其他城市可能也没有，因城镇居民粮食供应是从30斤/月减到20斤/月左右。虽吃不饱但还是有粮，加上不准逃荒，造成城市人不知农村人饿死的惨状。
那么中共基层官员呢？大饥荒期间，面对饥民成批成批地死亡，许多地方政府下令人死“不准哭”、“不准带孝”。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看到饿死者的死人堆时，极其不屑地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
大饥荒中拒绝外援
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有人建议紧急进口粮食，但被毛泽东否决。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后来透露：“毛泽东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见1987年赵紫阳对美国作家Harrison E.Salisbury的谈话）”。直到1961年初，中共政府才在国际上承认粮食短缺。这时，国际社会已经准备提供援助，中华民国政府不记前嫌拿出粮食，准备救济大陆同胞。但是，外交部长陈毅告诉日本外宾，中国决不“乞求美国的援助”。当时的中共政府严峻而轻蔑地拒绝了一切真挚援助，也拒绝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真挚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
美国提出向中国提供500万吨小麦的援助，可以以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美国还想提供更多帮助，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中国特使王炳南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再一次展现了“中共”的骨气。
大饥荒粮食出口
周恩来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他却在此时遵从毛泽东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量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 场销售”。
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在严重饥荒面前，本应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2.4618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每公斤，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还是如此买进！
大饥荒对外援助
中国在所谓“大饥荒”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从1958年开始，中国向苏联陆续出口了数百万吨谷物，来回应赫鲁晓夫对大跃进是否真能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怀疑。中国为证实自己的宣传，向苏联、香港与其它国家出口粮食和纺织品；还增加了对友好国家，例如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在1959至1961年〝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共无视于4500万农民饿毙甚至〝易子而食〞的严峻事实，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3000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5000亿卢布的食品。
历年来中共“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没有因“大饥荒”而停止或减少，无偿的援助越南200亿美元、阿尔尼亚100亿，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尚尼亚、巴勒斯坦等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外援总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92%，为世界钜富美国的上百倍。
也许是吸取美国等国家准备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反被中共奚落的教训或其他原因，加拿大在中国大饥荒时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中国出售了大量的粮食，满载粮食的运粮船驶向中国途中，中共下令调转方向，开向阿尔巴尼亚，连中国国土都未踏上半步就送给了阿尔巴尼亚。
1961年，中共除了向阿提供大量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并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
大饥荒时的军工核武
我们有些人嘲笑金三胖，让老百姓饿着肚子也要搞原子弹，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朝鲜不过是效法我们而已。陈毅也说过：“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中国的核计划在1958年全面展开，投入的人力，财力都是天文数字。大饥荒时，对大量从事核工核武器方面的工作人员，国家对他们保证供应，不仅粮食还有充足的肉类。他们根本没饿过肚子，对部队也是充分保证的。有些回忆录说，当时城市如何缺粮，中央命令从地方调粮，这是在有几百亿吨的粮食库存的背景下，这个粮食库存中共是用来保部队的，因为中共怕台湾打过来而丢失政权，而只要中共掌握枪杆子饿死人也不会丢失政权。
毛泽东为造原子弹，还出口库存粮食415万吨，换取大量黄金和美元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大饥荒根本就是中共领导层的决策所致。
大饥荒年代却大量消耗粮食生产茅台酒
1959、1960、1961三年期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耗费粮食 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众所周知，这3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些粮食是从哪里来的？1960年，是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跟据上面定的生产指标，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持逾200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纪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
不准逃荒
在饥荒面前，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
1958年起农村各地饥荒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逃荒开始增多，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文件，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阻止农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的现象。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中共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有的地方更是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
有些地方，不仅不准逃荒，还扣押信件（如信阳），搜山（如安徽），把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的人抓回来接受改造。
粮库满盈却不准赈灾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原河南省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后来也证实，当时上面确实不准开仓放粮。他说：“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国库的粮食，是不能动的。”。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不仅是信阳粮库是满满的，全国的粮库也是满满的，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7.03亿斤。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
也就是说：当时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国库粮食也是最多的时候，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再以某天为例，60年6月3日这一天，是最青黄不接，饿死人的时候，全国粮食库存是301.48亿斤。这些粮食存放在全国各地：北京有2.3亿斤、天津1.15、上海2.53亿斤、湖北8.26亿斤、山西8.16亿斤，各省都有。饿死一百多万人的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库存；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还有13.22亿斤的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粮食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的粮食，还是贸易粮，根本不会饿死人。中共的政策就是不去开仓放粮。
在中共之前历史上发生大饥荒时，官府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1960年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并且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的粮食库存，中共不仅没有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粮食征购和粮食库存，其中的奥秘，只有中共最高层才知道。
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安徽省饿死了700多万人。安徽如此严重的灾害，是由于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坚决“按党的方针办”。曾希圣后来又在1960年10 月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在那场大饥荒中，山东省有900万人饿毙。1962年2月被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由于“跟党走”而饿死了几百万人，民愤极大，但毛说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来。
赈灾结局
张凯帆开仓放粮案
像彭德怀一样的良知还未被中共完全泯灭的官员，不仅中央有，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地、县、社、队也都大有人在。他们全都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到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就是其中的一位。
张凯帆，1959年听说农村饿死了人，他就下去调查，他从粮食厅了解到，无为县1958年上报产量13亿斤，征购7亿斤，已完全征购3 亿斤。张凯帆十分震惊，他是无为人，知道无为全年产量只能是六七亿斤，征购7亿斤，农民就被刮光了，还怎么生活?，他决定去无为调查。无为县是全国的一个大米粮仓，非常大的一个县。
张凯帆调查的时候已经有30万人饿死了。张凯帆良心难安，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活了50多万老百姓。因为这件事张凯帆被毛泽东指责“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被打成“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撤销副省长并下狱。家属和亲友因受他的牵连遭到残酷的迫害，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其家族被迫害致死20多人(张凯帆说是5人)。
凡与张有过接触的人都被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对这些人进行抄家搜查、强迫劳动，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28741人。
七千人大会后，任监察部部长的钱瑛为李世农、张恺帆等人平反。因这件事，〝文革〞爆发后，钱瑛被〝隔离审查〞，次年升级为〝监护审查〞，给她扣上〝叛徒〞、〝特务〞等罪名，钱瑛得肺癌却得不到治疗，病情急剧恶化，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凰仪“武装抢夺粮食”案
就在四川荥经大量饿死人之际，荥经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带领农民武装抢夺国家粮库。
凰仪距县城20公里。六0年春，凰仪公社各食堂都断粮绝炊，短短几个月，死了快一半人。有的在地里干活，倒地就断气了，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地死亡。在公社驻地凰仪堡的小街上，几乎天天有死尸。偏桥沟、木沟岩一带村子几乎死绝了人。
其时李文中任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的婶娘死后，叔叔带两个儿女去逃荒，还没走出公社地界，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几天后有人告诉，他才去收尸。他把三个尸体背上，轻飘飘的加起来没一百斤。一路上，他看到路边、河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头的死人。
李文中本是一个忠厚老实，积极听话的干部。眼见死人如潮，于是找到县委书记饶青反映灾情，要求立即发粮救灾。没想到招致饶青一顿狠批，说他是“站歪了阶级立场”，要严肃处理。
李文中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决心宁肯自己死了，也要为还没死的那些太老实、太可怜的老百姓搞点粮食吃。于是，他拿起了枪，率领公社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社员，进行了一次在当年真是石破天惊的伟大壮举——持枪闯进装满粮食的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当他持枪和饥民们一起闯进公社粮库时，遭到粮库干部的阻拦。李文中怒火中烧，用枪顶着站长，逼他打开粮仓，随行的饥民欢呼雀跃，一袋袋白米和谷子，被背回了饥民的家中。
县委书记饶青闻知凰仪公社李文中带头抢劫国家粮库，怒不可遏。说他带领五类分子（其实跟他一起去搞粮食的人，全是贫下中农，没一个是五类分子，五类分子比社员更惨，早就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搞反革命武装暴动，报经上级批准，以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罪，将其逮捕。1962年，判刑20年。
封建时代是如何赈灾的
清乾隆年间，颜希深（净甫）被任命为山东平度州知州时，其母跟随儿子到了山东任所，人称“颜太夫人”。没过多久，颜希深到省城济南公干，不巧的是，突然天降大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于是引起山洪暴发，平度顿时成为一片泽国。城中居民纷纷涌上城头，清·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十三形容：“哭声殷天”。
颜太夫人立即命令打开粮仓赈济饥民。衙门里的吏役都纷纷劝谏：“万万不可！这是大事，必须立即详细奏明皇上，待皇上批准后才能办理。否则擅自开仓放粮，可是个重大的罪名，必将受到严厉惩处呢！希望太夫人三思”。太夫人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平度距省城五六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数十万灾民早已全都变成饿殍了！你们大家不必害怕，赶快打开粮仓，解救老百姓的倒悬之苦。至于我儿子的功名富贵则根本不用考虑，有什么罪责，全都由我与我儿子承当。即使奉旨抄家，用我们家的全部资产抵偿，也差不了多少，绝不会连累诸位的。”。说完，把自己的发簪、耳环等全部摘下来，换成钱买了米，连同官库中的粮食，都运到城头，当场发放。
有不少灾民攀在大树上、屋顶上，根本就没法生火做饭。太夫人又命人做了不少糕饼，放在竹筏上，撑往灾民的栖止处发放。就这样，水灾虽然相当严重，平度州却没有饿死一人。颜净甫在省城得到了水灾的报告，急忙赶回州城，州府的属员向知州报告散发粮仓米谷的经过，颜知州听了，满面笑容的对属员们说：‘我母亲要你们这样做，那是十分正确的，赶快为我缮具呈文，向省级长官报告经过，我当即派专人回家变卖家产，以便赔补粮仓的米谷，你们是没有责任的，大家可以安心’。哪知呈文禀到上峰，山东巡抚大为惊骇，以擅动仓谷的罪名，上疏皇帝弹劾颜希深，只不过，颜太夫人救活平度数十万灾民的消息早已传至北京城。乾隆皇帝看了奏章后说：“有如此贤明的母亲，有如此实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的官员，不保举、不推荐，却反而弹劾，如何劝勉各级官员？如何抑恶扬善？”，立即提拔颜希深为山东泰安知府，颜太夫人则赏赐三品封衔。
康熙认为自古以来，官僚的各种不良行为中，以隐瞒灾情最为恶劣，凡是报灾延迟的官员都要受到惩罚，相反，擅自动用钱粮赈灾的官员，可免于处罚。
康熙九年，淮扬地区大水为患，灾情严重，康熙不惜截留运往京师的漕米赈灾；康熙十八年，京师发生地震，波及附近州县，康熙除拨款救济外，更在五城设厂赈灾，派医生为灾民治病。
从此，每年冬天至年终，在五城设厂赈灾遂成定例；康熙二十八年，直隶旱灾，康熙赈灾之余，还资助贫民购买耕牛和种子，以便及时春播；康熙三十年，陕西旱灾，官员未及时上报，康熙在革除失职官员外，还取消元旦筵席，以表达对灾民的挂念。对于这些局部的灾害，皇帝都如此重视，到底谁爱民，谁在残害我中华百姓。
再看一例：
房琯在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被任命为河南卢氏县县令。他在卢氏县任上，革除积弊，废弃酷刑，兴修水利，发展农工，政绩卓著，深得当地人民的爱戴，是一个为民造福的好官。不久后，豫西地区便遭遇旱灾，很多饥民逃荒要饭。面对灾情，房琯心急如焚，连连上奏朝廷，请求开仓放粮。而此时唐玄宗雄心已退，渐渐沉湎欢娱酒色，放粮之事迟迟未见批复。
开仓放粮乃国之大事，未经朝廷恩准私动公粮是要杀头的。眼看很多灾民就要饿死，房琯决心以自己一人之死换取万民得生，毅然下令全县粮仓同时开仓赈济灾民。灾民们见房县令冒死放粮，深受感动，不争不抢，秩序井然。仅一天时间，大部分灾民都分到了救命的粮食。这时，他写好一道救民于水火的呈文，打算以死谢罪。可就在第二天，他正准备派人送出呈文之际，圣旨已到:皇上下令，准予放粮。庆幸之余，房琯立即呈报了完成放粮任务的回复。朝廷接报后，认为他办事沉稳神速，不久便委以重任，调入朝廷供职。唐肃宗时，房琯被任命为宰相。卢氏县百姓为了纪念他，便在卢氏县的祁村湾村原粮仓处修建了一座“房公祠”。该建筑经历代维修现仍残存大殿、卷棚两座和石碑四通。
饿死中国人是中共国策的佐证
李井泉在大饥荒时期的政策及表现使得四川省饿死至少上千万人，他也与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南省的吴芝圃、山东省的舒同、甘肃省的张仲良齐名。因在这五人的领导下，五省是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数最多的五个省份。
四川又是这五个省份中饿死人最多的，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由于李深刻领会并坚决执行中共高层精神在饥荒时不间断搜刮粮食往外调粮（三年饥荒，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加剧四川人饿死，故李井泉从未有任何认错的表示。
四川人对李的评价极低，而中共对其评价很高。李当时还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
对同样饿死了数百万人的河南、甘肃、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成了替罪羊（被暂时降了职，或外调）时，唯独李井泉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1960年），他居然还官升一级，升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有权力的领导，人称“西南王，统管云贵川三省。1975年并“升任”人大副委员长。
他死后，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评价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党史文苑》表扬其为“大爱无疆”——原来中共的爱就是把中国人饿死越多越好。
后来对四川饿死人太多现象表态，周恩来承认“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但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甚至带着赞扬的口吻评价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对于四川饿死1250万人，全国饿死4500万人这样重大的灾难，没有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受到追究。
饿殍遍野的飢荒时期大建行宫
大饥荒时，全国范围饿殍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官员们为了赢得领袖的欢心，照样大兴土木，耗费巨资在各地修建老毛的〝行宫〞，对百姓的困苦没有半点怜惜。
滴水洞工程建于大饥荒年代（湖南省饿死至少一百多万人），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到一九六二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完工，建筑面积共三千六百三十八平方米。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上亿元。后来又增修了防核防空的防空洞。
“四一四工程”上海西郊宾馆，圈地一千一百三十三亩，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始建于一九六○年九月。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一百多人长年为它服务。二十年间，毛泽东总共也没有住过几天。
在大饥荒年代，与滴水洞，上海西郊宾馆等同时建造的领袖别墅还有：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南昌八二八宾馆、长沙蓉园、成都金牛坝宾馆、武汉东湖梅龄别墅、武汉东湖宾馆、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密云水库别墅、哈尔滨花园村一号楼、广州南湖行宫、广州小岛一号楼、南京紫金山宾馆、济南南郊宾馆、青岛迎宾馆、青岛八大关小礼堂、杭州西湖行宫、杭州刘庄宾馆、杭州汪庄宾馆、金华六○一别墅等六十一处奢华行宫，滴水洞从一九六二年竣工后，因行宫众多，故有些行宫老毛只住过几天。毛泽东在滴水洞只住过十一天。
加剧饥荒灾情的三门峡大坝建设
在大饥荒饿死人年代，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三门峡大坝建设加剧大饥荒灾难。当年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进口的，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两吨猪肉换一吨钢筋。王维洛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文中说：工程预算为13亿元，总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元──这是在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的“三年困难时期”的40亿元！如果用来购买救灾粮食，至少可以买来800亿斤，以每人每天一斤粮计算，六亿人可食133天，能够拯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可以使中国几千万人不至于饿死。
毛泽东在大饥荒时期的部分语录
毛泽东完全知道，他的政策会大量死人，但其他干部不了解，
老毛他们唯恐坏了他的大事（和苏俄一起消灭中国人的大计），于是事前不断地吹风，看他怎么说：
-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他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麽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麽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麽多把肚子涨那麽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
2. 关于农民交粮：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十九日 ，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 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4. 一九五八年，毛语录“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5. 一九五八年，对城市指示:“生产第一，生活第二。”
- 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毛讲话：死人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8.“人死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29亿人，还有9亿多，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390）
9.“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谈论到工业事故时毛泽东的插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209）。
- “过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106）。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话：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注：老毛1958年就知道要死五千万人以上，先开始推卸责任了，真是“英明领袖”啊！死五千万人都不能杀他的头，天下有这么歹毒的人吗？）
- 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13.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毛回老家湖南湘潭韶山，虽然毛的家乡享受优待，但乡亲仍反映吃不饱，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注:老秤16两为一斤，3，4两等于今天2两多)，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
结论
中共在大饥荒中的所有方针政策，除了大饥荒末期1962 年搞的“三自一包”外，对饥民都是招招毙命，只要系统的研究中共在大饥荒前和大饥荒中的各项方针政策，不难得出结论，中共制造和利用大饥荒对中华民族实施蓄意的有预谋的有系统的大谋杀。
“三自一包”的确对止住大饥荒起了作用，但这不是中共对中国人的仁慈。当时，工业规模很小，烟酒的税收占了半壁江山，出口基本上靠农副产品。如果农民死光光，对中共并不利，而“三自一包”也只实施两三年就被叫停。
如果不是魔鬼的化身，如果没有对中国人的极端仇恨，怎么可能面对如此规模的人饿死无动于衷，怎么可能出台的政策全都对饥民都是招招毙命，怎么可能发出魔鬼般的言论，面对超过4500万饿死，人相食得惨剧，竟没有一个责任者，还名为“三年自然灾害”，近年来还有文痞说是“营养死”。
参考文献：
网络综合
楊繼繩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2008年5月
丁抒 1960年前後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
三年困难时期，维基百科
依娃：大饑荒是一場大屠殺，書評，2013-12-11
学者新结论：4500万中国人死于大饥荒 ，VOA，2011年9月30日
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VOA，2011年7月5日 ，
揭开三年大饥荒真相：不能冤枉老天爷，大纪元，2012年05月07日
馮客著; 郭文襄; 盧蜀萍; 陳山譯. 《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